第四十六章 启蒙运动与理性年代

宗教改革之后，由于不同路线的关注各异，近代教会的发展呈现多彩多姿的面貌。在关注教义是否正统之余，第二条路线也在改教之后萌生，所关注的是理性思维，方向是从理性角度出发，重新整理信仰，使基督教与当日的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挂钩。引致这个发展的，是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启蒙运动。

时代处境

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与政府共同掌控欧洲社会。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被王侯管治，另一方面也被教会的势力左右。宗教改革带来的中一个改变，是百姓的生活不再受教会的控制与左右，影响其生活的只是国家、政府；教会的影响则仅保留在信仰生活的层面。只要不违反当地政府的法律，各人的职业、生活方式、谋生方式等，教会都无权干涉。如果一个人对信仰没有兴趣，其生活难免会脱离圣经的规范，过去教会的约束不再生效。这就引入欧洲社会的俗化发展。世俗化的意思是，生活取向从此由宗教以外的因素来决定，无需理会教会方面的规范。受三十年战争的影响，所有统治者都不得不采取容忍不同宗教取向的立场。这也进一步助长了世俗化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而言，欧洲人开始释放了。

与此同时，近代科学也在宗教改革之后开始发达起来。科学能够发展，在于勇敢地从“怀疑”开始，挑战传统的的结论，并通过理论与实验，来确立事实的真相。这种从怀疑开始的思考方式，正是宗教改革的思维精神。宗教改革源于马丁路德公然怀疑教会的传统出错，并透过详尽的讨论，推翻过去一直认为是正确的事物。众人突然明白，过去认为是对的事情，原来有可能是错误的。将这个进路用于自然界事物，近代科学从此发展起来。欧洲人突然明白过来，这个世界的面貌，跟过去的理解，原来很不一样。

类似的发展也呈现在哲学圈子中。哲学家也从怀疑出发，试图找出真理的面貌。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就是这样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怎样可以肯定自己的存在？透过经验方式，往往未必能够肯定，例如在镜子里看到的映象，有可能是另有其人也说不定，未必真实。但有一件事，无法怀疑，就是“自己正在怀疑”的这个事实。哲学家认为，怀疑本身是没有办法被怀疑的。故此当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就能够确定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提出怀疑的权利。人既然能对自己的存在加以怀疑，整个宇宙里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物是不可加以怀疑的。

以上这些发展汇聚起来，为近代人生活带来全新的面貌。它的好处是人类的生活与文明确实因而进步，比中古时期科学化，知识的增长也迅速了。但是对信仰生活而言，它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注意。当近代科学与哲学顺着怀疑的方向发展，人类更多更广泛地运用理性思考，日常生活就与基督教开始脱节，因为基督教毕竟是讲究权威的信仰，而这些权威如今一再受到挑战。社会的氛围与信仰生活自然就越走越远了。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场改变文化面貌的运动，影响深远。不断运用理性的人类，逐渐发觉理性原来是美妙的。它可以帮助人类摆脱传统的束缚，自由地进行思考与推论。推论的结论先经过实验证明，再应用在生活上，确实提升生活的层次，带来社会的进步。欧洲人从此有如眼睛明亮一般，进入了历史称为启蒙运动的时期。因着理性思维抬头，启蒙运动让人类重新发现自己的潜在能力。欧洲人发觉只要运用理性详细思考，便可以带来准确的判断，从而更准确认识自己，认识身处的世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心说”（即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的理论）。

中古时期，大家认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教会当日也一直认同这种理论，认定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动的。这固然可以说是教会的偏见，其实更多是科技尚未发达造成的无知。事实上当日已有学者提倡日心说（即太阳才是中心，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改教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就是例子。只是这理论不被大众接纳。来到了改教之后的近代时期（就是启蒙运动爆发后的时期），大家才开始发觉过去的理论可能错误。典型例子是伽利略。他沿着哥白尼的思想发展，指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虽然伽利略是天主教的一分子，然而他的理论反倒在当日被罗马教廷拒绝。但是发展下来，各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大家终于明白地球不但是圆形的球体，而且是环绕着太阳转动的星体。从此，近代天文学有了可观的进步，人类逐渐认识宇宙的结构真相，直到今日。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领域。人类忽然发现，理性是这么美的事情，运用理性可以带来美好的果效。因此，启蒙运动大大提高了人对自己的自信。过去大家仅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权威，尤其接纳教会所提供的观念和答案；现在却将这些丢在一旁，自己独立地去寻找答案。启蒙运动让大家信心满满的掀开过去被忽略的领域，尽情的开启思维的潜能，为自己创造美好的人生、美丽的将来。影响所及，当日的人开始将上帝与信仰冷落一旁。从此在近代的社会里，“学问”成为一个独立的事物，与信仰无关。举例而言，过去的大学许多是在修道院中兴起的，是学者聚集一起探讨与教会、信仰相关的课题而产生的。现在大学变成独立与教会之外的学府，而且在学问探索过程中，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唯一的指标就是有效地运用人的思考能力。这就是现代人学术自由的来历。正由于学术自由乃至独立，欧洲社会在近代史的阶段中，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进步。

在启蒙运动的气氛下，政府的角色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中古到改教，欧洲社会一直在政府与教会联手之下运作，政教两者同时努力，为社会与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到了近代，宗教容忍变成了生活规律，不同信仰取向的教会群体皆各自运作，互不相干，教会逐渐将注意力放在信仰的事情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事，留给政府去管理。即使在倾向政教合一的地区，教会的影响范围也逐步聚焦于信仰的生活。人民的物质生活渐渐成了政府独自处理的范围。过去，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兼顾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民生、教育、治安等等，同时也要顾及百姓信仰生活方面的需要。如今信仰范畴的事务都划归会，政府的基本责任，就以人民的物质生活为主轴了。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而来，而是历经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逐步形成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社会步入了所谓的理性时代。理性的运作，使近代科学一再出现突破，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可观的进步；也同时为教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理性抬头下的基督教

由于对人自身的信任，对理性分析的崇尚，在受到启蒙思维熏陶的人中间，传统的基督教信息开始失去原先的吸引力。教会传统信仰，讲究的是人需要耶稣基督才能获得赦罪，只有成为上帝儿女，才找到有意义的人生。如今在乐观的气氛中、在憧憬理性能力的美梦里面，十架的赦罪道理，显得既过时，也不切实际。然而基督教早已成为欧洲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要继续维持影响力，教会就不得不调整其信息。因此不少教会开始将重点放在“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这类课题上。从此这个圈子中的基督教信息，开始倾向“伦理”层面。对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超自然部份，如创造、神迹等理性似乎无法解释的课题，不再予以重视，甚至连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等信息，也不再强调。更多讨论的，是基督徒当如何关心身旁有需要的人。结果对一些人而言，在启蒙运动的气氛下，宗教变成人类伦理生活的一部份，而再也不是什么永恒的救赎真理。

面对理性抬头，不同的人反应不一。对一些信徒来，理性引致对信仰的破坏，因而认定是魔鬼的作为，故此坚定地排斥理性的地位。这些人认为信仰与理性是对立的。这种看法引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一旦以信仰与理性为对立的，追求信仰的成长，就只好抗拒理性，甚至放弃理性思维。从中古到改教，许多教会领袖都是非常有思想的人。他们一方面有坚定的信仰，同时也具备非常精深的理性思维，故此在他们的时代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就是很好的例子。来到近代，信仰既然与理性对立，信仰坚定的人乃从理性思维的场合中退出，导致教会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另一方面，正面看待理性的人，却乐于将理性思维的法则，运用到信仰的层面去。理性思维讲究分析、求真、理据，这些人便将这些法则用于理解圣经上面。如果圣经的记载出现了理性无法理解的内容，就为这种记载方式寻求个合理的解说。结果导致了近代的圣经批判学出现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所谓圣经批判，指的是透过批判思维，去找出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种进路本身不一定是大错特错的事。以严谨的、批判性的态度去思考圣经内容，其实是读经常常发生的事。例如读到某节让人莫名其妙的经文，我们都会问：它的真实含意是什么、当时的背景有何特别、何以这样描述等问题。所谓批判，指的就是这种态度。其目的不是要证明圣经的错误，而是要了解圣经的真正信息。

在理性抬头的处境中，圣经批判往往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究其原因，无非是对理性过度乐观而有的结果。比方说，圣经记载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将水变成酒。为何圣经这样记载？崇尚理性的人认为，水是绝不可能变成酒的，更没有任何人能以一句话将水变成酒。因此他们认为一定是管筵席的人误以为酒都用光了；但是耶稣却看到，或事先知道其他酒放置在某个地方，因此建议管筵席的人去将那些酒取出来，事情后来被误传为耶稣将水变成了酒，事实上当时酒并没有用光。这种解释，是要在表面上看来不合理的地方，尝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理性抬头下的圣经批判学，逐渐演变为以理性思维来批判传统对圣经的理解。

以理性批判信仰的作风，不单批判圣经，也对整个传统的信仰带来威胁。启蒙运动与理性抬头让当时的人自觉已经成熟，因此认定不应再受到教会传统信条的约束。这些人对上文提及的基督教正统发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对人性自由的挑战，是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以批判性的态度，去指出这些信条的不合理，目的就是要使人从信仰的规范中得释放。对他们来说，这种释放才是基督教要走的路线，因为信仰应该是美好的，而不是约束性的枷锁。故此，强调上帝的主权是不必要的。例如当时有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已经将天地的运作与管理，完全委托给了人类。在完成创造之后，上帝就休息去了，不再管辖这个世界。因此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其责任就是善用理性去管理上帝交付我们的世界。这种流行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自然神论，可谓是理性年代的典型范例。

近代神学出现

在这样的氛围中，教会传统宣讲的信息，与当日讲求理性的人看似格格不入。许多学者不得不尽力寻找解决之道，务求基督教能够继续适切时代的需要。由于对圣经的传统权威地位，不再像过去般重视，这些学者乃转向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寻找出路，因而出现了与哲学思维紧密挂钩的“近代神学”（又称为现代神学）。

十八世纪后期出现历史舞台的“士莱马赫”被誉为近代神学之父，因为他开始对宗教信仰提出崭新的理解，认为宗教乃是一种“绝对依靠的感受”。受到当日流行的理性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当人将这份“绝对依靠的感受”投放在基督身上，就有了基督教；如果这份“绝对依靠的感受”投放在别的人物，甚或投放在山川、树木等上面，就有了较为低层次的精灵信仰等宗教形态，而所有人都必定需要这种“绝对依靠的感受”，而基督教正好提供这种“感受”或“意识”。透过这种陈述方式，士莱马赫成功地让当代人明白基督教仍然是有意义的，让深受理性与浪漫思潮影响的欧洲人，重新找回信仰的意义。只是这种陈述，却从此使基督教信仰与圣经的规范脱钩，不再受到传统的圣经约束。因此这条神学思维路线，被后世称为自由主义。

整个十九世纪，神学思潮就在这种自由取向中发展。不同学者开始在圣经之外，尝试寻找不同的立足点来解说基督教的意义。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加上对人性美善本身的理解，神学逐渐浮现了五花八门的取向。各方学者各展所长，从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来解说基督教信仰。后人甚至称这种神学研究光景为“神学游乐场”！一直到了二十世纪，神学才出现急转弯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生灵涂炭，人性的败坏显露无遗。情况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南辕北辙。出身自由主义阵营的神学家巴特，向这个神学游乐场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指出基督教信仰需要回归启示，一定要重新关注基督的独特性，让上帝确实成为上帝，而不再是神学家们的玩偶。虽然巴特并没有完全回到传统基督教的立场，却成功地将自由主义的路线扭转，其思想因此被后人称为新正统派。之后的整个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出现了三个互相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路线。追随巴特的路线，继续走诠释神学思潮的路线。另一位从事释经的现代神学家布特曼，则认为新约圣经的信息，包装在当日的神话式记载里面，因而提倡破除神话的释经路线；现代神学从此出现了一条看重释经的路线。另一位神学家田立克认为神学应与当代哲学融合，以哲学框架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结果成了神学领域中，走哲学路线的代表人物。神学、释经、哲学这三条路线，成了二十世纪神学思潮的主轴。

从十八到二十世纪之间的一些主要神学家，他们的年代请参看图二十五。

结语

总括来说，启蒙运动与理性高涨的时期，对教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在崇尚理性的气氛下，坚持传统信仰的人，往往被视为顽固与守旧。传统信仰面对诸般的怀疑，甚至否定，结果在教会造就了这种强调理性的第二种取向，并且与之前提及强调正统的取向，形成颇为强烈的对比。在这股势力的影响下，基督教不再是什么唯一的真理，圣经启示的地位也开始式微。在讲究理性的圈子中，一些传统教会开始走向世俗化，不再强调过往的超然性信仰内容。有趣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现代化”的影响却开始现反弹。从上世纪八零年代开始，全球性的后现代思潮崛起，强烈地冲击教会信仰的走向，各种思潮一波接一波地涌现。可见近代教会的发展，确实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