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四章 拉丁教会大分裂

上一章结束时提及中古晚期，教会出现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一场混乱影响尤其深远，历史称之为“大分裂”事件。这次事件使教会的威信彻底破产，也使教廷体制外的改革，越发获得支持。这次的分裂，指的是教廷自身的分裂。长期以来，所有欧洲人一直认为罗马大公教会，乃是欧洲土地上一个统一的教会，教会中只有一位至高的领袖，就是身处罗马的教宗。其实这仅是一般现象而已，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教会偶而也会出现对立的教宗。一旦教宗去世，负责选举继任人的红衣主教们又意见分歧，无法协调，就会演变为各自为政，欧洲大陆就会出现对立教宗的局面。只是其影响并不太大，因为罗马的教宗仍然是被大家公认的教会至高领袖。中古盛期的教廷，透过大公会议定规了教宗的产生方式，继任的教宗必须取得红衣主教团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支持，方能就任。那些与罗马对立的教宗，一般上都无法取得足够支持去与罗马为敌。这种对立情形也因此都相当短暂，影响也相对轻微。但是这次大分裂，却与过往情况，截然不同。

教廷迁移至法国

导致大分裂的问题，与教廷权势走下坡有关。中古末年的教廷虽然在教会中，仍然掌握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持续的腐败让其实质力量，持续下降。例如教宗的权势若要继续维持下去，需要的经费相当庞大，导致不得不依赖某些实力强大的君王，以确保获得足够资源。欧陆上靠近意大利而又较强大的王国是法国。到了十四世纪，整个教廷与法国的来往因而相当密切。教宗对法国依赖加深之余，对法国的一些要求，也往往不得让步。

法国为了方便联络，建议教廷从罗马搬到法国，以利国王与教宗沟通。教宗也认为这主意可行，便于1305年将整个教廷搬迁到法国南部城市亚威农。在当时教廷极度需要支持的处境中，这个决定也可谓是不得已的安排。从此教会开始在法国建立起一个教廷，前后达七十余年。研究历史的人喜欢戏称这段时期为“教会被掳巴比伦”，因与旧约时期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相仿。当然犹太人被掳是因为战败的缘故；而教宗搬迁到法国却是出于压力，而教宗本人也觉得有这个需要。

经过七十年之后，继任的教宗发觉教廷滞留法国并不理想，因为行事决策难免受到法国的取向牵制。教宗乃于1377年，将教廷搬回罗马。没想到这次回返罗马竟然惹来一场风波。

两位教皇对立的局面

教廷回返罗马乃教宗的决定，然而多数的红衣主教团成员却更希望留在法国，原因是经过七十年之后，原先意大利人为主的红衣主教团已经换上了许多法国人。当时被选为教宗的是位意大利人。这个负责选举教宗的红衣主教团，竟然秘密召开会议，在现任教宗之外，另选一位法国人出任教宗；并声称之前的教宗，是在他们备受压力之下的选择，因此作废。新被选的教宗自然将教廷，重新搬回法国的亚威农。结果欧洲教会同时出现了两位法理上都是合法的教宗，而且是经由同一个红衣主教团所选出的！

问题变得复杂且严重了。同时出现两位教宗的局面，牵涉到利益关系的问题。维持一个教廷的运作，需要庞大的资源。因此这两位教宗，不得不各出奇谋，尽量争取各地王侯的支持。王侯们也看准了这个机会，选择性地以自身利益来选择支持的对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圣职人员委任的问题。过去只有一个教廷，王侯不得不听命于教宗的选择。如今却可以运用效忠对象作筹码，让自己属意的人选担任主教等职务。在教会的经济支援上，更是如此。不论罗马或是在亚威农，为了取得王侯们的支持，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往往不得不迁就、让步。换言之，他们宁可让这些腐败作风延续，也要维持他们的合法性。因此不难想象，教会的威望更加低下，纪律荡然无存。

无效的解决方案

两位对立的教宗并存，显然对教会的形象、威信、对信徒乃至整个社会带来非常大的打击。双方的红衣主教团终于明白，局面绝不能继续下去，因此接连提出许多不同的方案，希望可以说服当中一位让步。只是这两位教宗都认定自己是经合法程序选立的，让步的该是对方，导致这番努力徒劳无功。

眼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双方的红衣主教乃派出代表，另外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获得一些较有见地、有良心的王侯支持下，会议通过撤销两位现任的教宗，在他们之外另选立一位新教宗。但是罗马与亚威农的教宗均拒绝下台，而许多小王侯也趁机在三人并立的处境中周旋，透过转换效忠对象来谋取自身的利益。事态发展到此地步，欧洲大公教会竟从两位合法选出的教宗，演变成三位合法教宗并立的局面。情况越发不可收拾，教会的纪律与威望更加荡然无存。教会的腐败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在之前的篇幅中提过，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改革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盼望透过一些改革运动迫使罗马教廷改变，另一个是希望在教会的架构内部进行改革。希望用激烈手段迫使罗马教廷改变，面对的是被定为异端，甚至丧命的危险，所以不太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从这个大分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教会内部腐败的根源根深蒂固。即使都能认同改革的需要，内部改革的努力还是徒然的。

转机：大公会议主义

要如何解决三位教宗并立的局面呢？再度召开会议也恐怕于事无补，一不小心，恐怕还会出现第四位教宗的情况。此时大学正好在欧洲兴起。大学的高级学院，除了医科之外，另有神学与法律两个科系。所以大家乃求助于大学的神学家与法律学家，希望透过他们的专长，为眼前困境提供完满的解决方案。学者们也很快察觉出，关键在于这些教宗都认定自己乃是教会的至高权威。如果教宗维持着至高权威，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教宗的决定。因此必须找出办法，对教宗至高权威作出制衡，方能解决这个困局。经过多番思考，终于学者们凝聚了一个共识，就是“大公会议主义”。

所谓大公会议主义，就是认定教会在大公会议的议决案，其权威乃是最高的。意思就是说，大公会议的决定，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从。换言之，就是大公会议的权柄比教宗的更大。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中古时代，是非常革命性的，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定教宗作为基督的代表，其权柄乃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当日的学者看到，正是这种教宗至高无上的观点，导致教会的大分裂，因为任何全教会的代表大会（即大公会议）所选立的新教宗，都无法获得现任的教宗的认可，以致大分裂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混乱。故此当日的大学学者们，在当日文艺复兴的氛围下，才提出这样革命性的思想。

当日的学术界认为，教宗在地上虽是教会的头，这个元首身份乃是基于带领教会的需要。但是大公会议的代表来自所有地区的教会，从会议代表性的范围而言，大公会议的代表性比教宗的代表性更为完整。我们要注意，大公会议主义并没有直接挑战教宗的至高权柄，却从“代表性”的角度作为出发点，指出大公会议的代表性比教宗的代表性更高。故此，在同某个课题上，如果教宗与大公会议的立场不同，教宗就应当服从大公会议的决定，因为大公会议具更高的代表性。

康士坦斯会议

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教会领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在康坦斯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康士坦斯会议。教会与大学都有代表出席。会议要达成两大目标。第一是要彻底、有效地解决大分裂的混乱局面；第二是要解决大分裂之后，在教会内部推动具体而又彻底的改革。康士坦斯会议声势相当浩大，而且采取了一个相当激烈的行动，来树立其威望与地位。前文提及的约翰胡司，就是被召到这个会议上，为其抨击教会的言论答辩。会议起初答应给胡司申辩的机会，并保障其人身安全。后来为了要建立会议的威望，结果判定胡司为异端，并且取消了他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当场处以极刑。这个激烈行动确实提高了会议的威望，也使意图抗拒会议为分裂解套的人，心生畏惧。

康士坦斯会议最后明确要求三位现任教宗退位，然后由大会选立另外一位教宗。为确保会议的方案能够顺利执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惜派出军队强硬地执行会议的决定，扬言违反大公会议决定者，将被视同为异端，将会被逮捕处置。决议出来之后，三位教宗其中之一为保命而立刻退位，另一位被逮捕关押，在罗马的第三位教宗，则被骗到罗马城外的地方休假，结果倒可安享晚年。康士坦斯会议所选出来的新教宗顺利回到罗马，纷纷扰扰的大分裂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康士坦斯会随后也订立了改革教会的方案，以图落实改革的理想。

康士坦斯会议具体表达了大公会议主义的理想。过去每一任教宗都是现任教宗死去之后，由红衣主教团选立的。这位新教宗却是在大公会议中选立的。也就是说，论到教会的决策，最终的权柄在大公会议，而不在教宗本人。这位新当选的教宗，很快察觉到要有效地带领教会，就不能容让这种大公会议主义的思想继续流传下去。否则任何对教廷决策不满的人，都可以试图号召开大公会议，来否决教宗与教廷的决定。果真如此，教宗就无法有效地执行其职务。从人性角度来看，教宗都不愿一直享有的至高权柄旁落，被大公会议取代。因此这位新当选的教宗提出：教会既然需要改革，就需要一个有实权的教廷，由教会中央来执行这些改革，大公会议主义倘若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阻碍改革的推行。这个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康士坦斯会议之后，支持大公会议的领袖与学者，开始与教廷之间产生矛盾。

解决了大分裂之后，其后召开的大公会议就缺乏了一个燃眉之急的目标。教宗随后也在一些事上，逐步推行改革。因此坚持固定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性，就没有从前般迫切了。结果在大公会议主义与教宗之间的角力中，教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到十五世纪，教宗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任何人随便向大公会议申诉。意思就是说：以后所有事务都要按照过去规矩，呈交教廷，由教宗作最后裁决。大公会议主义的声势从此走下坡，教宗权柄至上的氛围又再度建立起来。那些意图透过教会内部推行改革的人，开始察觉到改革的希望破灭了，一旦教宗又再次拥有至高的权柄，中古晚期的腐败光景，将无可避免地继续下去。

康士坦斯会议之后的几任教宗，大体上都是相当有魄力的人。到十五世纪，受文艺复兴影响的人，就是对艺术、文学比对圣经更有兴趣的人，慢慢取得了教会中一些重要的职位。到十六世纪，在位的教宗基本上都是文艺复兴的支持者。对这样的领袖来说，改革教会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那些盼望教会内部改革的人也因而越来越灰心。

正面而言，大公会议确实解决了大分裂的危机。大公会议却也刺激了教廷，要进一步牢牢掌控它既有的至高权柄。久而久之，改革变成了空谈，许多之前提及的腐败，仍然流传在中古晚期的教会里面。这也让一些人意识到，从教会内部改革看来是行不通的。马丁路德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生于十五世纪的末年。作为教会的一名修士，他同样也提出改革教会的诉求。路德起初也试图透过教会内部来达致改革，却事与愿违。中古晚到，要达致真正的改革，恐怕只能在现有架构之外进行。中古大事以及人物等，请参看图十四及图十五。

中古教会总结

以上就是中古教会的情形。在这段差不多整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教会如何在纯洁、坚定、爱主的情况下，征服了罗马帝国，并且扩大其影响力，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也看到，在表面成功之余，教会如何盛极而衰，慢慢走向了腐败。值得感恩的，是在这个千年中，教会的生命力尽管下滑，却看到上帝如何仍旧在历史中，掌管着教会的生命，透过修道院维持着她的生命。只是教会架构中反反覆覆的改革，到头来仅是一些表面动作。真正的教会改革，要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出现，才有真正的转机。

中古时期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这仅是片面的说法。虽然中古的确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也具备明亮的一面。影响现代社会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是中古时期的产物。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上帝的手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保守了祂的儿女。在尽显人性败坏的大分裂时代，教会仍有出路，就是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