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福音使命与联合运动

表面上看起来，十九世纪的处境对教会宣扬福音，似乎非常有利。但是当殖民地主义开始没落，教会的宣教事工在十九世纪末年，即开始面对困难。然而教会对传扬福音的热忱，却始终没有消退。如何实践福音使命，成了越来越多教会关注的重点。踏入二十世纪的初期，虽然困难开始出现，教会仍然持守福音使命，奋力推动宣教；在一向强调敬虔的教会圈子中，更是如此。

二十世纪的面貌与教会处境

然而二十世纪毕竟与十九世纪很不一样。相对而言，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国虽然也偶尔出现纷争，却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科技持续进步，民生水平益发提升。一片乐观气氛弥漫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太平盛世的景象甚至让一些基督徒认为禧年即将来临！

二十世纪又是怎样的呢？不同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解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是个多元而又多变的时代，而且变的速度非常快。首先是踏入二十世纪不久就出现的大规模战争。谁也没有料到人类社会竟然会两度爆发世界大战，一再使全世界陷入生灵涂炭的境地。同一时间，科技的快速进步，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二次大战后，原先的大帝国解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过去的殖民地主义，受到众人的蔑视。然而新兴国家却不得不面对经济、医疗、教育等诸般的艰难困境，导致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即使在基督教圈子中，多元与多变的景象也不遑多让，现代神学上的百花齐放，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宗派里面，就不难找到取向迴异的派系，或推崇某种思想，或强调某条路线，彼此各不相让。

在多元而又多变的处境下，稍有思想的人都无法回避一个严肃的问题：人类困境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与此相关的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不同取向的人来说，答案恐怕天南地北，莫衷一是。然而在教会的圈子中，大家都会问：如何让现代人了解基督教信仰对他们的意义？一些教会领袖开始提出：人的困境其实在于“罪”这个老旧问题；而罪人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一向讲究敬虔的圈子，本来就看重基督的救赎。两次大战更加暴露了人性的丑陋。因此在二十世纪的教会中，传扬十架救赎的福音，成了许许多多教会与信徒的基本共识。传扬福音成了这个圈子中大家共同怀抱的神圣使命。战后出现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国布道家葛培理（或译作葛理翰）即是典型例子，他所创办的布道团，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也凝聚了相同目标的群体，构成了一个被称为福音派的大家庭。许多来自各个宗派的信徒，聚集一起，组成各式各样的机构，或推动宣教，或推广文字事工，或促进信徒的读经生活，或专注学生事工等等。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透过种种途径，使十字架的福音落实到信徒与非信徒的生活中。

教会联合运动的兴起

来到十九世纪末年，各个宗派与差会开始看到，普传福音到全世界的任务，并不如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中国宣教工场为例，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宣教地区，投入中国宣教里面的，不论是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最大的。然而福音工作在中国却面对着许多困难。由于宣教事工是透过中外订立的条约而开展的，当时中国人一般对基督教缺乏好感，甚至认为中国信徒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在中国信耶稣的人群当中，知识分子与具影响力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少而又少；信徒主要来自农民或是基层的劳苦大众，导致中国的福音事工不得不长期依赖宣教士来带领与维持；加上部分宣教士的作风，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化、风俗格格不入，宣教事工的进度，并不理想，起码与所投入的资源，并不相配。雪上加霜的是，各个宣教单位各自为政，差会之间彼此联络并不紧密，导致事工的效率不彰，一些宣教士集中的地区，甚至出现不同差会彼此竞争的势头。各个宣教机构当如何合作，整合各方的资源，在互相配搭的架构下，设法扭转这个局面，显然成了当务之急。类似的情况也浮现在其他宣教地区。

为了福音广场的需要，基督教各宗派与宣教单位，于二十世纪初的1910年，在英国的爱丁堡首次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就是有名的“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发起人认定：普世宣教乃是上帝的心意，而如今普世宣教面对着诸般困难，必须集合所有参与单位，集思广益，齐心努力地克服宣教事工的瓶颈与困难；要进一步发展宣教事工，所有宣教机构、所有不同背景的宣教士，必须有更多的合作，方能成事；一方面希望资源可以更好运用，也同时盼望透过交流，可以促进宣教士之间的彼此交流与合作，使普世宣教的任务能够尽早达成。

在这之前，基督教会各个差会，包括宗派性的差会与独立的超宗派差会，鲜有沟通，更谈不上任何合作。即使在宣教工场上彼此认识，也碍于各个差会总部独立运作，难有什么较大作为。如今却因“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的召开，改变了这个不理想的局面。各个教会的最上层领袖们，如今第一次坐下来交换意见，共同思考推展福音事工的策略，确实是划时代性的创举，让这个会议成了近代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此以后，基督教圈子开始流行这种方式，就是透过国际会议来协调各方的意见，一同推展共同目标的事工。爱丁堡会议可谓是开了联合运动的先河。

更为重要的是，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结束后，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常设机构，进一步落实会议的决定。这个“国际宣教议会”随后发挥了协调各方资源与策略的角色，功不可没。而且各宗派都派驻代表参与在“国际宣教议会”的运作中，使各教会之间，继续保持了联络与沟通。在普世宣教方面，“国际宣教议会”相当有效地使宣教事工在二十世纪，于战乱、改变、压力下，仍然继续推展。再以中国为例，宣教议会决议在中国成立一个跟进单位，专责推动中国的宣教事工，这组织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采用“续行”就是跟进会议决定的意思。接下来的中国，历经清末的腐败、维新运动的失败、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等等，社会一片混乱；然而在这艰困的岁月中，委办会贡献良多，有效地整合各方资源，使到中国宣教事工不至于落入混乱之中。

在“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及“国际宣教议会”的影响下，基督教圈子出现了愿意彼此合作的氛围。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震撼。战后的社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基督教会也感到责无旁贷。就在这种时刻，教会内部的合作氛围发挥了重大作用。沿着教会领袖彼此交流与合作的路线，基督教圈子决定进一步合作，整合各方的资源，服事这个充满需要的时代。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先的“国际宣教议会”的教会代表，在思考如何协助战后重建的时候，发觉任务艰巨，需要另外成立组织，来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结果名为“生活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以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在家园重建、粮食调度与资源分配等方面的需要。各地教会也本着爱心，积极响应，乐意地参与这些事工。

接下来，各教会领袖也发觉到，进一步的合作需要在更多彼此了解与接纳的基础上进行，方能提升合作的效率。当时不同宗派因信仰上的分歧，带来彼此之间的分歧，进而导致了一些合作的阻碍。故此在“生活与工作委员会”之外，又成立了“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联合组织。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要透过协商，设法消除大家在信仰上的分歧，使教会的制度（教制）在彼此接纳的情况下，尽量走向统一的方向。“信仰与教制”和“生活与工作”这两个委员会，在成员上显然高度重复。因此在二十世纪中期，两者合并组成了一个涵盖世界各大主流宗派的联合组织，名为“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或称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协进会成立于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并且邀请原先合作推动宣教的“国际宣教议会”参加。在经过讨论与犹豫后，“国际宣教议会”终于在1958年，毅然决定与“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合并，成为了协进会的宣教部门。

从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面，教会中的联合运动，发展相当迅速。许多基督教圈子里的人，称这种联合运动为“合一运动”。一方面这些人觉得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况，不是上帝的旨意，因此需要朝着建构一个大一统教会的方向发展，建立普世合一的基督教会；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会事工方面，不论宣教使命或是救济工作，都需要教会联合起来。加上二十世纪社会的多元化，“兼容并蓄”的精神也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进一步助长了教会内部的联合精神，使联合的诉求成了主轴。

福音派的联合运动

然而二十世纪的神学发展，却在这股讲究联合的潮流中，衍生出不同取向的发展。事缘近代神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不同取向的神学逐渐走向百花齐放的方向，虽然自由主义、新神学派、新正统派等，各有自己的发展与支持，却拥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对圣经作为上帝启示的绝对性，立场一般倾向宽松。结果一些严谨地视圣经为上帝的启示，坚持圣经在信仰中具备至高无上地位的教会群体，开始对这些新兴神学派系产生疑虑，认为这些神学观点有损圣经的权威性地位；而严谨看待圣经为上帝启示的群体，又大多数积极投入普世福音运动，导致在合作上，彼此间开始出现矛盾。当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之后（他们往往被称为普世派），其神学立场开始向自由主义倾斜；而坚持圣经权威，持守福音立场的人（被称为福音派），开始对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作风与取向，提出异议。福音派的人士认为，教会间的合作固然必须进行，却不能弃守基要性的信仰，因此拒绝与自由主义及其同路人妥协。福音派与普世派的分歧逐渐浮现，逐步走向分歧；双方虽仍有某程度的接触，但是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少。

因着这种情势，福音派内部开始察觉到，需要在原先的协进会之外，另行推动彼此间的合作，以利集思广益，继续推动普世宣教运动。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另起炉灶，继续推动联合运动。当时最为人知，而又具备广泛号召力的人物与单位，就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以及他所创办的葛培理布道团。葛培理本人乃透过其联系网络，积极推动福音派内部的联合，并且在1966年，在德国首都柏林，首度召开了福音派人士的“世界布道会议”，协商如何更好地推动广传福音的使命，参加者以差会代表为主。福音派的联合运动从此开始萌芽。

要更好地实践福音使命，显然需要统合更多教会单位，共同努力。循着柏林布道会议的路线，在美国的葛培理与英国的斯托得等人的鼓吹与带领下，全球福音派教会在1974年，终于首度在瑞士的洛桑市聚首一堂，一同商讨履行福音使命的大计，当时距柏林布道会议仅有八年。第一届洛桑会议参加的代表达2700人，来自150个国家与地区。当时与会代表签署了洛桑信约，作为会议的宣言，表达出要戮力同心，完成福音使命的决心。会后成立的洛桑跟进委员会，则继续跟进大会的各项决议。第二届洛桑会议于1989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市举行，与会代表增至4300名，来自173个国家。第三届洛桑会议于2010年在南非的开普敦市举行，4000与会代表来自近200个国家。洛桑福音运动的扩展可见一斑。

洛桑福音运动影响深远。就以华人教会为例，在第一届洛桑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代表，争取机会彼此沟通。当时大家深感华人教会素来各自为政，屡遭别人讽为一盘散沙，在福音使命上落后其他地区与民族。这些代表因而互相勉励，决意一同推动华人教会的合作，为普世福音事工尽上当尽的责任。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终于在1976年于香港举行，整合华人信徒资源，促进合作的“华福运动”从此拉开帷幕，透过会议与工作小组等方式，全力推动华人教会之间的合作，一同投入普世宣教的行列。首届华福大会参加人数1600名，到了2006的第七届大会，出席人数已达2600名。今天各地华人教会，不论规模大小，都多有从事宣教事工，华人自行创办的差会也相继成立，在普世宣教运动中，一改过去被动与“自扫门前雪”的作风。其根源就是来自这场福音派的联合运动。

结语

如果十九世纪是普世宣教的世纪，二十世纪就可以说是教会联合（或合作）的世纪。这个时期的教会虽然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挑战，却在求同存异、彼此合作、共同努力的气氛下，一起共同配搭、互补长短，实属美事。但愿今后耶稣基督的教会，更能荣耀上帝，也使福音更为普传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