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奋兴振作的教会：复兴年代

来到1927年，中国国情出现了新面貌。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北伐，成功瓦解了北洋军阀体系，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并且成立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让中国大致上重归统一，国家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

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信仰，影响所及，政府及社会领袖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过去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国民政府此时也力图振兴国家，因而向全国提出社会重建的号召，务求集合各方力量，重建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中国。中国教会意识到基督教乃是整个社会的成员之一，决定积极回应这个号召。社会的重建计划乃成了信徒与非信徒都能共同接纳的目标，教会也找到能够与非信徒携手合作的空间；西方差会也把握这个机遇，积极投入各类资源参与了社会重建的行列，兴办医疗、教育、慈惠救济等项目。非基言论因而进一步消退。结果，从1927到1937的十年间，中国教会迎来了一段非常活泼、兴旺的复兴年代（相关时序请参阅图二十九p．358）。

教会组织性的复兴运动

教会领袖看到这个转变，决议把握时机，于1929年召开了第七届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年会，并在会上研拟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简称五年运动或五运），务求重新恢复中国教会原有的活力。运动的目标是从1930年开始的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人数与质素两方面能够倍增。五年运动的主题，正是今日华人教会熟知的“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这项倍增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为此成立了六个专职的工作小组，分别是布道小组、宗教教育小组、识字运动小组（当时较落后地区的人口仍是文盲）、基督化家庭小组、受托小组（推广信徒成为忠心管家）及青年事工小组；到了五年运动后期，另外还加上了“农村建设”及“基督化劳资关系”两个小组。协进会将全国教会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有计划地在各区同时推展运动。各个小组为各地教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所需资源、聚会材料、执行方案等，让各教会朝同一方向前进。五年运动的规模及决心，从中可见一斑。同时从小组所针对的范畴看，也不难察觉这股由上层组织领袖发动的运动，除了推动传统的布道、教导、家庭、青年等事工之外，也在社会建设及社区事务上，如农村建设及劳资关系等，鼓励教会积极参与。

这场大规模的教会倍增运动，实质上是透过教会的组织，有计划地寻求教会复兴。五年运动使饱受非基风潮打压的中国教会，顿时生机重现，信仰的活力再度发挥出来。在非基运动的氛围下，许多教会的负责人不得不离开原来的事奉岗位；大批宣教士在局势尚未明朗时也选择暂别中国工场，回到他们的国家；即使教会努力护教，成效也不大。故此1927年的中国教会，其实颇为萎靡。五年奋进运动的展开，让教会领袖重新抱持希望。

各地教会在五年运动开始时，曾向协进会报告了当时教会的具体实况，作为日后跟进与对比的依据；到1935年，协进会进行了全国性的教会实况调查，透过对比五年前的数据，检讨了这场五年运动的具体成果。结果发现在数量上倍增的目标，并未达到。当中原因颇为复杂。要在五年之内使一个教会的人数倍增，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五年运动开始时，许多教会的成员名册并不完整；反教风潮又导致很多名册上的信徒已经停止聚会，因此界定教会人数时出现困难，一些堂会依据受洗名册，一些采用出席聚会人数等等，五花八门；这些一言难尽的原因，让五年运动在检讨人数方面，出现困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教会的人数，确实在这五年的努力下，有所增加。至于质素方面的倍增，因为不容易量化，衡量起来就更为困难。虽然如此，经过广泛调査之后，发觉1935年的中国教会内部，对来自外面的压力，恐惧感大为降低，过去自我形象低落的情况，也有相当大的改进。分析指出，过去不敢回到教会聚会的信徒，许多在一定的鼓励下，重新在教会出现。报告也指出，五年运动后的信徒，在传福音方面，重拾已经久违了的活力，再度积极投入。虽然依据1935年协进会的检讨报告，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获得提升。

信徒自发性的复兴运动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自发性的复兴运动。组织性的奋进运动能够取得成果，是因为同一期间的这些自发性复兴运动，为积极参与五年运动的堂会，提供了具体的动力与振作空间。这股自发性的复兴浪潮，背后并没有全国性的组织，但却相当深入地在个别堂会与广大信徒中间蔓延开来，影响深远；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1930年代的“山东大复兴”。继1908年的大复兴之后，东北地区的教会在1929年再度出现复兴气象。其后一位人称孟教士的欧洲宣教士，于1930年接受山东教会邀请前往领会。虽然从辽宁往山东途中遇到海盗，导致其他同工折返，孟教士却心志坚定，继续行程，抵达山东。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复兴的浪潮开始透过孟教士，席卷山东教会。许多堂会深刻感受到上帝话语的能力；信徒开始彼此认罪，并带着前所未有的热忱，到处传扬福音；大批尚未信主的人，也受感动悔改认罪，接受基督，有报道指其中一个三十余人的堂会，在不到二十日里面，竟有近百人悔改信主！孟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掀起的这波复兴，影响着山东教会之余，也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悔改归信基督的不计其数。

另外一股自发性的复兴浪潮来自上海。一位中国牧者计志文牧师于1931年创办了“伯特利环球布道团”。这个布道团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并由中国信徒自理。他们先在上海开始从事布道，果效非常显着。不久之后，布道团开始受邀前往上海周边地区，福音的能力伴随着计牧师及其同工，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同时也挑旺了众多信徒的灵命。后来计志文牧师邀请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宋尚节牧师加入，伯特利布带团更从此如虎添翼，大大被主使用，并且开始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万千国人的心中。伯特利布道团在短短三年间，足迹遍及全国十三个行省，带领了两万人悔改归主。一时间，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

宋尚节后来离开伯特利布道团，独自巡回带领奋兴会。1934年，他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他又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厦门等地领会。宋尚节的讲道大有能力，与会者皆经历了圣灵的更新，灵性苏醒过来，积极为主而活，故被誉为“中国的火焰”。他在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至1940年间，宋尚节马不停蹄，到处受邀主领布道会或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布道，随后又远赴缅甸、马来半岛、越南、泰国、印尼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归主。宋尚节不愧是中国基督史上被神大大重用的布道家。由于奋不顾身，操劳过度，他在1940年病倒，于1944年八月病逝，年仅43岁。虽然他事奉的年日不长，对复兴教会的贡献，却历久不衰。

复兴的气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传道人当中，在中国服事的宣教士也经历了这场复兴运动。以1908年领导东北大复兴的古约翰为例，他于1927年进入东北地区，以四平市为中心，开始在东北向本地人及来自关内的移民传福音。他在1932年已届七十四岁高龄，仍继续外出主领奋兴会，并在这年内带领472人归主。1933年，古约翰虽因年迈双目失明，仍然透过中国同工的帮助，继续带领奋兴会，接待古约翰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加倍爱主爱人。报告显示，古约翰单单在1933年，带领了778名成人受洗；次年则更达966名。1934年，早已年逾古稀的古约翰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中国信徒，场面感人！古约翰将宝贵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中国，儿女中有四位病殁于中华土地上。终其一生，古约翰使福音成功根植于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他始终如一地忠心服事，推动东北教会的复兴，回国后不久即与世长辞。

复兴现象也在少数民族中出现。许多在边远地区服事的宣教士，都经历到上帝的特殊作为，福音的果效非常显著。这期间的一些报告指出，宣教士每次外出布道，都有几百人受洗归入基督名下，少数民族当中的教会，开始成形。内地会宣教士杨志英与杨宓贵灵夫妇，就是典型例子。他们于1934年进入云南怒江河谷，向当地的栗僳族传福音，信主人数不断增加。当时他们利用每年六月到八月的雨季，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这所“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直到1950年这对宣教士夫妇才撤离中国。在这个大复兴年代，各差会派遣的宣教士，使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得闻福音信息。

这股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大大提升了当日信徒的积极性，为教会提供振作所需的人才，包括一些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组织下的堂会。三零年代的中国教会，一方面有协进会的五年奋进运动，另一方面也从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得益匪浅，两股力量结合一起，使中国教会的属灵光景，彻底改观，许多软弱的信徒也重新坚强振作起来。三零年代的复兴运动，燃烧到整个中国及海外华人地区，在各地留下了美好的脚踪与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

今天回头看，就察觉这番复兴浪潮何等重要。自1937年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爆发全面性冲突，开始了八年的抗战，整个中国都卷进了漫天锋火的艰难岁月中。教会却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熬过了苦难的年头。有人指出，若不是这次的复兴运动，坚固了教会的信心及根基，中国教会能否渡过这段艰难岁月，仍未可知。许多人深信，因为上帝眷顾中国教会，施恩赐下这场大复兴，好让中国教会有力量面对随后而来的熬炼。

两极化的教会路线

在风起云涌的复兴运动中，中国教会出现了内部的矛盾。大家不难察觉，当时的复兴运动有两条不同路线：有组织的五年运动，及自发性的奋兴运动。这两条路线的目标大致相同，无非要振兴教会，承担时代使命。但是达成目标的进路，双方有显著的分别。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推动下的五年运动，从其工作小组的事工范畴看，可以察觉到这条路线，逐渐偏向伦理道德、生活课题为依归，尤其是后来添加的农村建设与基督化劳资关系两个小组，更不难发觉当时协进会的领袖，倾向在寻求教会振作时，以社会的需要作为导向。自发性的奋兴运动，如孟教士、计志文、宋尚节等人所带领的复兴运动，重点始终围绕在十架福音上，强调悔改归主的道理；为要推广福音，一些奋兴布道会的内容，甚至会让人有过度感性的印象。

这两条路线本来并不互相排斥，但在各走极端的氛围下，带来了两极化的后果。一些协进会领导的教会（五年运动下组织起来的），认定教会应该回应时代需要，针对社会需要来推展教会事工。他们对奋兴聚会抱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些聚会只在情感上为信徒带来满足，并不真正改变信徒对信仰的态度。反过来，附和自发性复兴运动的领袖，认为质疑奋兴布道的人士，过于强调社会的需要，结果放弃了福音的真正重点，忽略了悔改的道理与基督十架救赎的真理，他们认定这种“社会福音”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结果三零年代的中国教会，逐渐形成“社会福音”与“个人福音”两个阵营，各不相让。

结语

这个各走极端的发展，在当时仍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教会，无可避免地削弱了信徒的整体力量。事实上，所谓社会福音，指的是以“社会建设”等同为“福音”的理念，源自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教会。其实，参与社会建设，本身不一定是错的；只有将福音纯然理解为社会建设，才会模糊甚或失去福音的原意。可惜在各走极端的当时，个人福音派的领袖与信徒，指责投入农村建设、化解劳资纠纷等做法为社会福音，因而绝少参与社会需要的行动；而社会福音派则走向另一极端，轻看悔改认罪等真理的教导。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况，使三零年代的中国教会，无从发挥联合一致的见证。三零年代，基督徒在中国社会中，仍是一个少数群体，竟因各走极端而带来内部裂痕，至为可惜，也值得今天教会反省。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内部出现分裂，中国教会整体上仍然因这场复兴运动，得着坚固；许多信徒对上帝的信心，也重新恢复过来；并带着坚定的信仰，去迎接不久之后出现的漫天烽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