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从庚子到五四：布道与增长

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爱与眷顾，同样也是事实。祂让中国教会在1900年世纪交替的时刻，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当时教会遭遇的打击空前惨烈，但是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

严格来说，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连同其他附属教会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必需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持才得以生存。然而1900年义和团引起的庚子之乱，使这局面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与振作的气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之后。

二十世纪上半部的中国教会，在发展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当中的特征分别是：从庚子到五四的“布道增长”（1900-1919）、五四到南京政府成立期间的“本色运动”、南京政府成立到全面抗战期间的“奋兴振作”与战后到大陆政权易手的“灵命深化”。各阶段的相关时序，请参看图二十九所列。

义和团之乱

虽然1900年标志着新纪元的到来，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没有什么值得欢欣的缘由。此时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积重难返。当日中国在制度、社会、文化各层面，都充斥着强烈的危机感。明眼人都看出，满清政府的无能，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有效统治的地步，而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也越来越严重。虽然十九世纪末年，中国也曾出现过现代化的努力，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光绪皇帝亲政后推行的百日维新，到头来却引发戊戌政变，惨淡收场。大家都在疑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历代以来，中国民间都有一些秘密会社的组织。这些会社在民间信仰的名堂下，掺杂了宗教色彩，迷信的程度相当深。其中一些甚至宣称拥有超然能力，在打斗中刀枪不入。有学者指出在邪灵的工作下，一些民间宗教色彩的会社，确实能彰显出某程度的超然能力。在社会充满不安的情况下，这些会社往往迅速成长，势力庞大。清末年间的中国，正值这样的不安境况。当中一个这类的组织就是“义和团”。它本来的名称是“义和拳”，据说练成义和拳的人，甚至能抵挡西洋人的刀枪。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使许多老百姓甚为不满，故而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仇外情绪。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对普罗大众颇为吸引，因而迅速壮大起来。

由于屡遭外国人欺凌，一些官员也一直寻找方法铲除洋人。在苦无出路的困境中，满清朝廷中的一些高官，竟然看中了这个义和团，希望借着他们的力量，打击洋人。照理朝廷的权贵，不应该轻信这些民间会社的蛊惑之谈。但在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竟然愚昧无知地认为，义和团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义和团因应这个情势，打出甚为吸引的口号，标榜“扶清灭洋”（就是扶助满清、消灭洋人）；这个口号让他们取得了朝廷的信任，连当时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也在中央大臣的怂恿下，认为“民气可用”，同意纵容义和团分子闹事。中央甚至知会各省地方官员，给予协助，容许义和团分子在各地闹事。北京的义和团分子，在1900年发难，开始攻击北京的洋人，企图攻入外国在北京的使馆区。散布全国各地的义和团分子，也配合北京的骚乱，全面地掀起扶清灭洋的行动，到处攻击、追杀外国人。结果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义和团之乱”（又名拳匪之乱）。由于1900年正值庚子年，所以历史又称事件为“庚子之乱”。

在本质上，庚子之乱是带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乱。基本上这些暴徒、拳匪要杀害的是外国派驻中国的官员。然而，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无法得手。为了发泄对洋人的不满，暴乱的矛头很快就转向了手无寸铁的西方宣教士。当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宣教地区，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散布全国各地。义和团之乱迅速演变为攻击教会，杀害宣教士的动乱。同时，由于仇外情绪高涨，暴徒的怨气也发泄到加入教会的中国人身上。结果大批宣教士及中国信徒被杀，动乱区的教堂被毁，人命与财产都蒙受巨大损失。义和团之乱使教会受到空前绝后的破坏，惨不忍睹，范围涵盖了基督新教与天主教。教会人士因此也称事件为“庚子教难”。

对西方侵略者的怨恨，至终扩大为对教会的怨恨，当中原因颇为耐人寻味。原来许多仇外的人士，认为洋人能在中国横行霸道，是因为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支持教会与宣教士，导致西方人士在中国土地上嚣张。结果对外国人的怨恨，无可避免地牵连到本地信徒身上。在庚子之乱中，被杀的宣教士几近250人，殉教信徒更多达二万多人。事件终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落幕，事后清政府不得不透过巨额赔款来平息这次乱事。

庚子教难对基督教的影响

庚子教难对教会带来重要影响，对教会的破坏虽然巨大，同时也带来变相的祝福，让中国教会得益不少。首先是教会因庚子教难，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内部清洗。由于吃教的风气盛行，教难之前到教会聚会的人，许多都带着不良动机，希冀从教会的教育、医疗与救济等事工中获益。庚子教难让这些吃教分子不敢再到教会聚会，恐怕骚乱再起而送命。因此庚子之后，这种人不再参与教会活动。庚子教难后愿意继续留在教会的，都是诚心追求认识主的信徒，他们不惜为信仰付上代价，包括为主舍命也在所不惜。教会因而获得一次清理门户的机会。这番清洗对中国教会日后的发展，贡献极其正面；在接下来的年日中，教会面对的压力虽然接踵而来，但教会成员早已变得更加单纯，较有能耐承受这些压力，也更积极寻求振作之道。

第二方面是教会的形象开始让人改观。庚子教难中，许多信徒对信仰的态度，极其坚定，即便生命受到威胁，依然此志不渝地持守信仰，许多至终殉道而死。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例，赢取了教外人对基督教的佩服与敬重。教外人对面对苦难的信徒，往往从同情发展成好奇，想要知道这个信仰为何能够让自己的邻舍甘冒被捉、被打、甚至被杀的危险，仍然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此教难之后，原本许多对教会反感的人，反倒开始愿意与信徒来往。教会的形象因此改善。

庚子教难带来的第三方面贡献，是教会开始反省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这次逼迫源于对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不满，导致教会受牵连；教会领袖无法释怀的是：一场排外运动，为什么会牵扯到教会，使教会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答案也很清楚，因为中国教会的西洋色彩过于浓厚，一但发生排外风潮，教会就难以幸免。要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必须努力摆脱教会的西洋色彩，才能从排外的漩涡中走出来。庚子教难之后，信徒开始认真思想：如何才能建构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不再是依附外国的教会？这种反应让庚子之后的中国教会，朝向一个较为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许多人都指出：义和团之乱或许是一份祝福。如果不是这场风波，教会内部与外部，都不会出现一番新气象。

庚子教难后的教会

逼迫经常是带来教会的成长，庚子教难就是典型例子。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1907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要如何落实“自治、自养、自传”的愿景。这个后来被称为“三自”的理念，终于首度获得公开探讨。不是说中国教会从此要将外国宣教士与宣教资源排挤出去，而是思考如何结合中外各方资源，建构中国人主导的基督教会。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诚恳的信徒更加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开始火热起来。

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研究指出，中国教会近代复兴现象最早出现的记载，就在庚子教难的1900年。此后中国教会的信徒，在信仰的取向上趋于单纯，内部清洗之后，外界对基督教的观感，也有所改变，教会与信徒的积极性发挥了出来。到了1908年，中国的东北地区，爆发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年之内，东北地区一些堂会聚会人数，突然飙升两倍到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传道人讲道也大有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但是经过几年的跟踪调查后，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上帝特别的作为。复兴的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

趁着教外人对教会的态度转变，更多信徒愿意投入布道事工。布道队一批又一批的出发，前往从前未及接触的群体与地区，宣扬福音。当中许多队伍是宣教士与中国信徒联手组成的；另外也首次出现不少纯粹由中国信徒组成的队伍。同一时间，教会也在大城市中，兴办大型的布道聚会。当时文明国际的穆德与艾迪，受邀成为特约讲员，一再来到中国，巡回各地举办布道聚会，参加人数动辄达几千人；聚会过后的跟进查经聚会，也吸引数百至过千慕道者出席，盛况可谓空前。这些布道聚会经常在中学举行，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尤其明显，成功地吸引许多中学生前来聆听福音信息。这波持续出现的大规模布道运动，见证着中国教会在教难之后，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的努力。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尝了上主赐下的丰收。稍露复兴气象的中国教会，开稳健地成长，迎向五四运动后另一波的打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另一事件，进一步助长了中国教会的发展。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功地在1911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研究指出，革命志士中，包括不少的基督徒在内，从中可见基督教对当日革命运动的影响。虽然新建的共和国体制，在缺乏现代政治人才的限制下，举步维艰，但是“共和”对中国人而言，仍是极其新鲜的事物。一般人只知“皇上万岁”的体制，对共和这新观念毫无认识。然而共和带来的新希望与新气象，却让社会弥漫着开放与乐观的期盼。新政府也认可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团体。这个情势让信徒逐渐摆脱庚子教难的阴影，积极地投入教会事工。之前提及的布道运动，就是这样蔓延开来的。

一些统计数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时期中国教会的成长状况。自1905到1915的十年间，中国的传道同工，从三千多名增加到五千多名，增长了55％；教会事工所及地点，增加了21％；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数，更增加了85％，达三十三万多。所有宗派聚会人数都大幅增加，而较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参加圣餐人数，则增加了三至五倍。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教会在这期间的成长，令人鼓舞。

评估与小结

患难原是变相的祝福，这句老生常谈用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教会，颇为贴切。一场庚子教难，让教会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理念，催生了真正意义的中国近代教会。从此中国教会有了明确的方向，为建立植根本土的基督教会努力，确实可喜可贺。随后出现的布道运动也为教会带来了清新的气象。若以教会复兴的观点说，这个时期的中国教会，正处于复兴的起步阶段，并且以积极布道作为展现复兴的途径。配合当日的自治、自养、自传理想，布道事工开始由中国信徒承担；规模虽然不大，意义却非凡。

举例而言，这股布道热诚，进一步导致了“中华国内布道会”的成立。这个1918年由中外教会领袖联手成立的机构，率先差遣布道单位，向边远地区宣教，建立教会。他们前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等地开拓福音事工，实乃中国教会投身本地差传的先河。足见当日布道的热诚，让教会不仅关注中土地区的事工，也念及少数民族、边陲地域的福音需要。

只是在教会积极布道之余，对信仰仍然缺乏深刻反省。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教会，今天的教会或许不能过分苛求；只是这方面的缺乏，让教会在接下来出现的反教风潮中，几乎无从招架。过往的教会历史一再提醒我们，必须深刻掌握信仰的原委，方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风浪。中国基督教经由西方宣教士传入，因此无法回避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偏偏自1915年左右开始，中国文化领域出现“新文化运动”。教会在准备不足之下，遭遇来自新文化运动的刁难，饱受随后而来的反教浪潮打击，以致这时期的兴旺现象，迅速消退，实在可惜。

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教会仍在上帝眷顾之下。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仍然让教会成功地渡过接下来的熬炼岁月。故此，今天的中华信徒，仍然当为这个时期的振作现象，向上帝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