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华人教会近貌:大陆与海外

国共内战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结束。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为数众多的国人选择离开大陆,当中包括许多基督徒。从此,华人教会在大陆与海外,各自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大陆的中国教会

中国大陆上的教会在1949年,在没有充分准备下,突然迎来了共产党统治的新中国。有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对宗教活动采取了两线并进的政策,所谓两线是指:一方面宗教被认为是阻碍新中国进步的腐败因素,是茶毒国人的鸦片,应予取缔,故而予以打压;但另一方面,又确认宗教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需要时间逐步予以淘汰,在淘汰过程中,需要结合宗教的力量,使信众与其他阶层人士,一同为国家的建设与进步作出贡献,无需即时禁止。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与内战相继结束的时期,百废待兴,政府也极需结合社会上所有力量,一同建设新中国。故此教会成了需要整合的单位,以管理;同时可以动员基督教信徒,配合政府的建国方针。政府这个两线政策,引致教会内部出现矛盾,对于是否配合国家政治需要来推展教会事工,呈现不同观点;部分人认为教会不应参与政治,不能依附任何政治党派,应该维持自身的独立,自行推展教会事工;另一些人则认为教会应当顺应新政治环境,追随政府的政策,配合国家的需要来进行教会活动。前者显然会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后者则会获得政府的支持与认可。这两线并进的政策,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大陆教会的处境与遭遇。在这政策下,中国大陆上出现了两种教会,一种是政府认可的的公开教会;另一种是不被政府认可的私下聚会点,被称为家庭教会(因为私下举行的聚会,大多在信徒家中进行)。

为了确保中国的基督教符合国家的宗教政策,新政府成立不久,就针对基督教成立一个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的组织,透过它来全盘统筹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在三自的名义下,任何来自外国的宗教活动形式,均被政府视为与自治、自养、自传不相符,予以取缔;意思就是中国基督教的事工,从此不容许任何来自外国的参与,包括人事与经济方面在内。在中国内部,政府也禁止三自会统辖以外的宗教活动,因为只有三自会属于官方认可的单位,其他私下进行的基督教活动,一律被视为非法,故此只有被称为三自教会的官方认可教会,才可以空开聚会。然而,家庭教会的信徒则认为教会的元首乃是耶稣基督,必须奉基督为元首,遵照圣经教导而行;但是三自教会则隶属政府体制下的单位,因此实际上奉政府为头,事事以政府政策为依归,故此对家庭教会而言,三自教会仅是名义上的教会,实质上已经丧失教会的资格。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活动,影响范围遍及全国。由于不在三自会领导下的基督教事工,被界定为非法活动,这些聚会及信徒在历次的政治活动中,屡遭干扰与取缔。加上1949年之后,西方宣教士即不得不陆续离开中国,三自会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因此逐步销声匿迹,从公众的视线中逐步消失。三自会在1956年甚至宣称,中国教会已经与外国教会断绝了所有联系,并且在三自会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教会的完全合一,所有表面上能够看到的事工,均属三自教会的活动。然而,这些公开活动的教会,在整顿、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下,活动范围受到波及,事工持续萎缩,聚会人数剧减。不论家庭聚会或是三自教会的发展,到了1976年政府采取改革开放路线之后,方重现曙光。当中的相关时序,请参看图三十所列。

图三十

大陆教会的近况

1976年之后,三自教会重新活跃起来,聚会人数也从低谷陆续回升。更让人惊叹的,是三自体系以外的教会。这些历尽艰幸的家庭教会,虽然聚会遭查禁,领袖被捕下狱,不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因为历经磨练,变得更为坚强;而且全国各的家庭教会,在改革开放后,都见证了蓬勃的发展,信主的人数短期内激增,聚会点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一大特色。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保守的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信主的人数增加了一百倍,超过六千万以上!

大陆以外地区的信徒,进一步发现这个迅速成长的教会,与过去颇为不同,令人刮目相看。从前的中国教会,各方面都依赖西方差会的供应与扶助,无法真正自理。如今在缺乏宣教士支援之下,中国的教会竟然能够自力更新,不但胜过了环境的压力,而且迅速成长。虽然家庭教会的资源非常匮乏,却因此而炼成了真正的自治、自养、自传。过去在新文化运动下爆发的非基运动,中国教会挺了过来;抗战与内战的艰苦混乱岁月,中国教会不单挺住了,而且经历了复兴;1949年之后的种种挑战,中国教会同样克服了,并且取得惊人的发展。1976年之后,大家发现中国教会,并没有倒下去,而且以非常坚强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文革期间被收监的教会领袖,后来陆续获得释放,家庭教会也继续成长。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会,也克服了过去宗派藩篱所带来的隔阂与混乱。即使在二零年代末期,教会在非基的氛围下鼓吹本色化运动,成效仍然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府的政策,中国教会与外界无从接触,中断了所有与外国教会与宣教机构的联系。却因此走出了自己的路,发展出强烈本土色彩的教会。虽然各地的家庭教会,在具体运作与取向上,仍然呈现差异,但是过去分属各个宗派的信徒,却在1949年之后,因环境所逼,不得不与周边的其他信徒结连,互相勉励与督促,逐渐形成了真正的中国教会。宗派林立的现象,终于在中国教会中消失了。这个发展,实在让人意料不到。

另一方面,中国教会走过的路,也让普世信徒看到上帝对祂自己的教会,充满何等奇妙的信实与慈爱。1949年之后,一些人对中国教会的前途抱持悲观的态度,认为这个幼小而又脆弱的教会,无法熬过接下来的艰难岁月。但是信实的上帝保守了中国教会,让这个教会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就如上帝保守了初代的教会,克服逼迫并且成长;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同样经历上帝的恩惠,得胜而且成长。

上主永远是教会的主,此言果然不假,中国教会就是很好的例子;苦难从来不会摧毁教会,中国教会成了这规律的见证;基督福音信息如果要广泛传播,教会就必须植根于所在的土地上,中国教会走过的路,也正好凸显了这个关键。

海外的华人教会

由于连年战乱,加上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1949年前后移居海外,当中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移民潮为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教会,带来充沛的人力资源。海外华人教会因而在1949年之后,蓬勃发展。移民潮对海外华人教会的影响,可浏览图三十一所列。

图三十一

曾经有人指出,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找到华人的踪迹。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基督徒,也在海外地区设立教会,帮助当地华人认识耶稣基督。只是长期以来,由于资源短缺,人才不足,这些海外地区的华人教会,长期需要中国本土教会的支持;对专职传道的牧者需求,更须仰仗中国的神学院提供。这局面到了五零年代之后,开始改变。在二十世纪中叶,早期基督徒移民的后代,在海外陆续落地生根,开始为海外华人教会打好基础。中国本土的复兴运动,再进一步提升这些信徒的灵性。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的联系,素来紧密。例如三零年代的复兴运动,宋尚节等人就一再去到东南亚地区,传播福音信息,挑旺信徒的心灵,使中国本土的复兴延伸到海外地区。四零年代的学生复兴运动,也同样在香港掀起了青年福音事工的高潮,引领许多学生归主,为基督大发热心。海外教会的实力从此增强,影响力也开始扩散开来。

就以香港为例,这个1950年代仍是不甚发达的英国殖民地,由于靠近中国,因此成了当时移民的集中地。香港一方面保持了中华文化,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当大陆政权易手之后,香港的经济也从六零年代开始腾飞,居民的经济条件逐步改善,不少家庭开始将子女送往欧美地区求学与就业,当中基督徒为数不少。华人教会因而在留学群体中发展起来,尤其北美地区,更是如此。华人大学生的查经班,几乎出现在每一所美国大学校园。当中许多基督徒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北美工作,成家立业,这些查经班陆续转型成为教会,并从香港聘任牧者,而教会的规模也日益壮大。发展下来,香港本地教会固然持续增长,由香港移民建立的海外华人教会,也同时日趋成熟。同样的发展,也出现在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到了八零年代之后,海外华人教会开始成型,当中也培植出第二代,继承教会的领导。不少教会同时开设普通话、粤语及英语的聚会,以配合各地来的移民及土生土长的信徒所需。到了二十世纪末,海外华人教会已经立根于全球各大洲,并且密集地出现在两个区域:一个在港、台与东南亚,另一个在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透过辛勤努力与奋斗,移民开始植根于这些地区,经济条件不断提升;海外华人教会所掌握的资源,特别在经济与人力两方面,也持续地大幅提升。如前所述,1976年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催生了华福运动,成功地将这些散布各地,也各自为政的海外华人教会召聚一起,携手协力,投身普世福音运动。

这些发展,使海外的华人教会,开始迈向新的里程。在教会事工上,华人教会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华人信徒开始在教会聚会之外,自行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托儿所等多元事工。文字工作也开始起飞,华人教会开始印行大批中文书籍,供应广大信徒所需,连一向依赖西方学者的圣经注释书籍,也开始出现华人学者的专著。华福运动则提升了华人教会的差传意识,华人宣教士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场,打破了宣教士皆是欧美人士的传统印象;他们也开始跨越文化,向华人以外的族群传递福音信息。

为了应对牧养以及其他专职事工所需的人才,海外华人教会开始自行兴办高等神学教育事工,神学院的设施与师资水平也持续提升。在七零年代,港台地区出现了专为大学生而设的神学院,进一步带动了各地神学院,从基本学位朝向研究院水平发展。留学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信徒,不单在华人神学院任教,也开始出现在西方神学院的师资阵容里。到了廿一世纪初期,这些发展带动了中国大陆上的教会,开始兴办神学院,同时也派遣子弟到外国深造,以期提升教会的实力,更好地服事上帝。

从马礼逊来华(1807年),到廿一世纪初期,华人教会在两百年的成长过程中,克服了诸般的困难,终于真正地站立起来。不论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地区,华人的教会在普世教会运作中,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对比西方教会,华人教会的发展仍属起步阶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今天的华人教会已经摆脱了过去依附在差会下的处境,屹立于普世基督教会的圈子里。

结语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华人教会的事工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很多领域与瓶颈仍待克服。不过今天的华人教会,对比过去而言,更有自信、也更加警觉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今天的教会能够从历史学习功课,避免重蹈覆辙,当能更好传承福音使命,为上帝国度成就更多更美的事。

总结而言,普世教会的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出现与成长,这都是上帝的作为。走过两个世纪艰难岁月的中国教会,也是在上帝眷顾之下长成的。上帝兴起了无数的工人,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才得享今天的光景。饮水思源,我们如今当明白,包括大陆与海外的华人教会,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是这般的上帝恩典。先贤的心血,为整个华人教会奠定了美好的基业。就像早期教会一样,华人教会从零开始,历尽艰辛才来到今天;当中前仆后继的人,数之不尽。他们为教会的历史,曾经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今继续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中。惟愿接下来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