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灵命深化的教会

三零年代初期中国教会经历的复兴运动，造就了大批认真委身跟随主的信徒。及至1937年，中国社会再度面对剧变。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在占据东北之后，日军于1937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展开了全面侵华行动，事件史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日方当时低估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妄图在短期内瓦解中国的抵抗；不料中国展现了顽强的抗敌意志，展开了长期抗战的部署，这场中日间的战事结果延续了八年之久，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落幕。中国虽说属于战胜的一方，但仍损失惨重，死难的军民保守估计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实在惊人。战争在民生的各方面，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信徒当然也无法幸免。

战乱苦难下的教会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决定撤离沿海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将首都从南京迁移到重庆，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跟随政府向中国西部内陆迁移，以便集中有限的资源与日军周旋，进行长期战斗。中国民间积极回应政府的号召，许多学校、工厂、机构等，纷纷跟随政府的脚步，向中国西部与西南部搬迁。七七事变后，日军也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导致大批不愿留在沦陷区生活的国民，也选择往内陆地区迁移。这场八年的抗战，使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大批教育、工业、媒体、政府机关等陆续迁移到内陆地区。伴随着这次大迁徙，大批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才，也随着这些单位，来到了中国的内陆，当中包括了许多沿海地区的教会领袖。

中国沿海地区一向以来较为开放、发达，在资源与人才方面，一般上比内陆来得丰富，连基督教的事工也是如此。日本占领了沿海地区之后，由于大批领袖迁徙，沿海地区的教会，一夜之间失去了原先的领导层与各种各样的资源，其负面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原先中国教会的根基、差会的总部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日本人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整个教会瞬间面临多方面的艰难处境。

首先，中国教会虽然力求本色化，但是许多事工，仍然需要西方的资源协助，特别在经济方面，尤其依赖外国的辅助。但是战争使到参战国的教会，面对着严重的资源短缺。中日战争开打的初期，情况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日本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也卷进了这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教会能够得到的支援，就更加匮乏了。在战乱期间，许多运送资源的管道，都因战事而被封锁或切断，物资不易送达沿海地区，要将这些物资再送到内陆去，就更难上加难。中国教会的处境，随着战事扩大，益发艰难。此外，日本占领沿海地区之后，强制对所有教会活动进行登记，目的是要有效地管理基督教，确保教会不会包庇或协助本地人，对抗日军的占领。故此在登记的名目下，日方对教会活动设下诸多限制。被迫登记的沦陷区教会，既无法与原先的差会联络，活动的空间也受到监视与限制，许多事工被迫停顿；影响的范围，涵盖所有沿海地区为基地的教会单位。部分教会选择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内地，却发觉内陆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沿海省份，例如缺乏沿海那样比较宽敞、较多设施的教堂，也没有附属的学校、医院等，使到来自沿海省份的教会，一时间适应不来，事工顿时萎缩。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出现在原先中国内陆地区的教会。本来中国的内陆地区，人才、物资都比较缺乏，教会事工的发展颇受限制。如今因着战事带来的大迁徙，短期之内从沿海地区涌来了大批信主的人，包括受过较多教育、见多识广的人才。内陆地区教会的活力与进取心态，顿时提升起来，教会因而出现增长。当中宣教士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的堂会，更是如此。事缘戴德生的宣教方针，从开始即注重内地省份的福音事工，故其基础早在抗战之前，即已扎根于内陆省份。抗战期间，中国内地会在沿海地区的事工虽然受到战争的打击，在内陆地区的事工却因大迁移受益匪浅。

战争也为基督的福音，带来更大的扩展空间。随着战事蔓延，许多内地的百姓，对前途缺乏把握，心灵空虚，极需安慰与盼望。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许多国人为求温饱，不得不到处迁徙，生命朝不保夕，寻求生命意义的意愿，大为提高。许多人在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转向了教会传递的福音信息。内陆地区的教会因而出现一番新面貌，传道人素质提高了，参与事奉的人多了，信仰的热忱也强化了。当然所谓的多与强，仍然仅是对比而言，因为战乱下教会的处境，仍然非常艰苦。虽然如此，信徒的心志却因艰苦的环境，获得更多磨练，更显得成熟。信徒在坚持信仰的过程中，逐渐看重属灵生命的提升，以应对战争带来的苦难与磨练。抗战之前经历复兴的信徒，在战乱中获得进一步的锻炼，爱主、服事主的心志更为坚定。到了抗战结束前，中国教会再度出现感人的复兴气象，信仰的生命力再次在艰困境况中展现出来。

抗战后期的学生复兴运动

这轮的复兴主要出现在基督徒学生当中。中国教会很早即锐意发展学生福音工作。早于1910年，中国教会即成立了“学生立志传道团”，并且发展迅速。在1915年，这个成立仅数年的组织，已发展至全国十三省，团员超过一千人，立志奉献传道的超过五百人，已进入神学院的八十七人，成绩斐然。那是个教会奋力布道的年代，创办人丁立美牧师经常周游各地巡回布道，效果显着，其中一次仅在一所学校，即有二百名学生决志信主。及至1923年，学生立志传道团已扩展出113个分团，在各省份活动，人数也持续增加，而且开始有女学生加入。

及至四零年代抗战期间，许多原先位于沿海地区的大学，已将校园迁至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地区。校园中的基督徒学生在求学期间，开始勇敢地在校园推动布道工作。复兴的火焰开始在这些学生当中点燃。上帝引领来自沿海的赵君影牧师展开在学生当中的服事。他与内地会宣教士艾德里配搭，于1944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举办布道会；三晚的聚会，吸引了两千人参加，决志信主学生二百人，福音的门开始大大地向学生敞开。在赵君影牧师的带领下，大学生基督徒在1945年于重庆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大学生夏令会，来自各地四十二所大学的学生前来参加，人数达六百人，当中十六人决志委身事奉主，包括我们熟悉的藤近辉牧师与陈终道牧师等人。由于战乱的影响，各地交通甚为不便。当时仍是学生的藤近辉牧师从西北出发，花了七天才到达会场；从广西前去的大学生，更要徒步四十三天才抵达！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基督徒学生追求灵命的心志，是何等的坚定。

这次夏令会之后，基督徒学生正式组成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由赵君影牧师担任总干事。学生当中的复兴开始进一步蔓延。大学校园的基督徒查经班与布道活动非常活跃，吸引了许多学生悔改归主，校园的祷告会经常通宵达旦地进行，恳切寻求上帝的心意。复兴的火焰以燎原之势在学生中蔓延开来。战乱中的教会与学生，在绝不容易的处境、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竟是如此忠心地为福音作见证，如此竭力追求灵命的振作，着实感人。

学联于1947年夏，再度召集基督徒学生，于抗战后的南京举办第二届全国大专基督徒夏令会，与会者约一千人，立志献身传福音的更达三百人之多。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国共内战而动荡不安，但是这些来自学生的基督徒群体，在前途未卜的处境下，仍然矢志跟随主到底，不管环境怎样艰难或危险，坚定向前；最后一晚的聚会，学生热烈分享主的恩典，直到深夜才结束！这次学联掀起的复兴，对日后教会影响之大，可从一些统计数字看出来。从1945年至1951年，透过学联归主的大学生有两万多人（平均每年达三千人以上）；在1949年的大学生当中，每十五人即有一人曾参与过学联举办的聚会！难怪有人认为三零年代的大复兴，给予中国教会力量熬过八年战争的磨难；四零年代的学生复兴，则给予教会力量度过接下来的内战与政局的更迭。

抗战后的教会

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方教会的宣教团体，再度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抗战期间被日军拘留在中国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也纷纷重获自由，重返昔日服事的工场事奉。短期间，宣教士数目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教会也着手重建教堂，召聚信徒。中国的基督徒，从牧者到信徒，都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都经历过苦难的洗礼，对生命意义的掌握更趋成熟，对广传福音的意识，也持续提升。战后的教会聚会人数曾一度出现大幅度的成长，教会领袖也开始看到全球的需要，例如1946年，来自上海的赵世光牧师创办了“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全球海外华人福音事工。同一年，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就分送出三百万本；其他基督教书局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范围包括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集、诗歌集及福音单张等，出版与销售数量远超过战前的所有记录。中国教会再度怀抱雄心壮志，力图振作。

由于许多教会在战后重新迁回沿海地区，加上大批宣教士重新加入事奉行列，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1946年发动了一场“三年奋进运动”，简称“三运”，试图透过类似过去五年运动的方式，再次挑旺教会的活力。当时的客观条件，从外表看确实有利，但是筹办三运的人，忽略了信仰取向上的分歧，导致这场“三运”的果效，大打折扣。自从三零年代以来，社会福音派与个人福音派的分歧，越来越深。协进会的取向明显倾向社会福音派，奋进运动的焦点，多与社会重建的需要相关；而学联带动的复兴运动，则采取个人福音派的立场，没有参与这次的奋进运动。协进会推动的三年奋进运动，基本上只能在少数与协进会来往的堂会中推展，动员幅度不大，发挥的影响力更是微弱。有人甚至认为称这场三年奋进运动，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抗战后期兴起的学生工作，在内战时期却有相当好的发展。全国基督徒学生联会成立时，已是中日战争的尾声。1945年之后，学联的事工顺利地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复兴的影响持续地发挥，使到布道与灵命追求这两件事，深化到各个教会中，逐渐成了日后许多信徒基本的关注与追求。

与此同时，抗战后的教会，仍然无法摆脱前景不明的阴影。国共的内战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停下来。内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极力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但是许多教会与信徒，由于事前毫无准备，一时间不知如何取舍，进退维谷。两极化的信仰取向，也持续发酵，对时局与信仰的关系，讨论不多。强调社会福音路线的人，对政治课题较多讨论，对认罪悔改的福音，却不感兴趣，一些教会的大学生群体，甚至只顾参加示威、游行等活动，无视传扬福音的需要；另一方面，强调个人福音的信徒，在积极参与布道工作的同时，完全不去过问当时的政局，甚至认为讨论政治是危险的。当时许多信徒的想法认为，不论政局怎样改变，只要专注社会需要，或是专心传扬福音就够了。这种两极化的发展，让社会福音路线的人，逐渐丢失福音信仰的特质与能力；也让个人福音路线的人，没有机会深思政治对信仰可能带来的冲击，未有准备好一旦政治处境改变时，教会当如何应对。结果1949年之后，在面对新的宗教政策时，教会在应对上，进退失据。感恩的是，即使如此，上帝在中华大地上的教会，仍然因着三零年代以来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却更趋成熟，信徒的灵命也因此深化。我们再次看到，环境虽然艰难，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仍旧与他的教会同在。中华大地虽然漫天烽火，这片土地上的教会依然一再振作起来，在坚强的意志下，迎接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中国本土的牧者，更是人才辈出；包括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前辈，都是当时信徒敬重的教会领袖。

到了1949年，中国教会对比抗战之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计数字指出，从1936年抗战即将开始到1950年内战结束期间，基督教信徒人数从53万人增加至83万5千人；教会的堂会则从1946年的5千8百余所增加到1950年的6千5百余所。从这些数据看，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中国教会，确实成长不少！

图二十九列出了四个阶段，显示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教会走过的路；当中既有艰辛日子，也有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