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近代神学简介

如前所述，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大致上分成三个发展源流。在强调正统与强调敬虔的两条源流中，神学取向大致承继了改教家的思想，在改教神学的基础上发展。在强调理性的源流中，则由于理性抬头而靠向流行哲学的思维，透过回应思想潮流，来向当代人解说基督教信仰。这条路线的神学思想，经过十八世纪的演变阶段，造就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近代神学。所谓近代神学，固然是指过去二、三百年的神学思想，但具体而言，则泛指这期间各种透过哲学思维模式，来陈述基督教信仰的的神学思潮。

近代神学的出现

欧洲社会经过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熏陶后，开始对传统基督教信仰，产生怀疑或保留；尤其是教义的依据均来自圣经，倘若圣经内容并不那么绝对可靠，教会传统上对信仰的陈述方式就必须更改，方能与“现代人”沟通。当时崇尚理性的学者，广受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从这两方面寻求“宗教信仰是什么”的答案。德国神学家士来马赫，认为教会不能像过去那样，单单将信仰视为接受圣经的启示，信靠神迹性的耶稣基督及十字架的救赎。他提出一条新的思维路线，倡导一个新的观念。他指出教会应当在圣经以外，从人的内在性情来寻找宗教信仰的意义，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思维路线。士莱马赫提出所谓宗教，乃是人内心一种“绝对倚靠”的意思与需要，他指出每个人内心需要能够依靠的事物；有人依靠钱财，有人依靠势力等等。各人所依靠的对象不一，需要倚靠的现象却是共通的。因此，宗教信仰的本质，其实就是寻找终极性的依靠，宗教行为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依靠对象的膜拜。有人向大树膜拜，也有人视巨石为神明，对象不同，但从中获得绝对性的依靠，这现象却是一致的。换成基督教，信徒对耶稣基督的敬拜也如出一辙，就是透过这个宗教行为，满足“绝对倚靠”的需要。近代神学就这样诞生，士莱马赫也被一些人奉为现代神学之父。

士来马赫按照这个思维方式，进一步阐述基督教的教义。例如他重新解说救恩，认为得救的意思，就是进入某种绝对倚靠的历程。不论让人投靠在其上的是什麽，只要活在这种绝对倚靠里面，就是寻获救恩。当然这会引来质疑，因为果真如是，信耶稣与否有何分别？士来马赫则认为，绝对依靠的对象，具有不同层次。向山川河流膜拜的层次显然较低，因为一场地震即刻予以改变，其绝对性不足；然而基督教信仰则是经过历史考验，足以为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绝对依靠。故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分别，并不在于谁真谁假，而在于谁的层次较高。换言之，欧洲以外民族的宗教信仰，仅是层次不足，但不是错误的。只要获得绝对依靠的意识与感受，就已经是享受信仰了。

不难想象，自士来马赫之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本质上起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过去的神学，乃是对上帝、对祂话语、本性、作为等的理解；如今则成了对人内心世界的分析与理解。由于人内心的需要，不一而足，故此神学的关注点，开始多样化。近代神学从此五花八门，朝向自由发挥的路向前进。后人也称这路线为自由主义。继士莱马赫之后，其他近代神学家陆续提出了其他不同的重点，来解说信仰的意义。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与成就，欧洲普遍弥漫着乐观的气氛。自由主义在关注人内在需要的氛围下，也采纳了这种乐观态度，来看待人的本性。神学思潮，明显朝向伦理、博爱等范围倾斜；如何透过信仰去发挥人内在美善性情，成了神学论说的主调，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出现反弹。

二十世纪神学家：巴特

对自由主义的反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启蒙运动以来，科学进步，人类以为自己天性中的顽劣性情，可以透过追求知识、科学成就与社会进步，彻底予以根除。世界大战让这种乐观态度，彻底破产。一起憧憬大同世界的人类，竟然为着各自的私利，视对方为仇敌，甚至不惜让世界生灵涂炭，兵戎相见，互相厮杀；除了归咎为罪性作祟，实在无从解释。战争让人看清楚自己的真面貌，也驱使教会领袖重新审视信仰的意义。自由主义神学所描绘的基督教，明显与眼前光景，毫不相符；士莱马赫以来的这派观点，从此失去市场。不久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与破坏，更甚于一战，人的罪性更加显露无遗。

在另寻出路的需要下，师从自由主义的神学家巴特（1886-1968），于一战后发表了改变潮流的观点。他丢弃师长们的教导，大胆指出信仰必须回归圣经，而且只能从上帝的启示寻找信仰的出路。这观点在自由主义圈子中，犹如在当日的神学游乐场，丢下一颗炸弹般震撼。巴特也从此成了另一近代神学源流的鼻祖，被一些人奉为“新正统派”的先师。称之为“正统”，因为巴特将传统的正统神学内容，重新纳入信仰的阐述中，再次关注上帝、基督、救赎、等课题；称之为“新”正统，因为巴特及追随者对这些神学课题的理解，与传统的观点和立场，不尽相同。

巴特指出，基于人的思想所构成的信仰，不是真实的信仰，因为信仰必须回到圣经，离开了上帝的话，人为的理论根本不可能解决人自己的痛苦境况。他强烈地认为上帝与人是本质上无限地截然不同的存有，绝不能相提并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只有耶稣基督，因此离开了基督，人就没有正确信仰可言。论到圣经，巴特秉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它传达了神的心意；但又不能等同为神的话语，因为它毕竟是个别作者的写作，而这些都是人，无从摆脱人的不足之处。故此，巴特认为坚持圣经记载的内容绝无错误，是不可取的立场。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也呈现在巴特其他教义的论述中。他喜欢透过神与人、时间与永恒、无限与有限等辩证课题，来阐释其立场，深得当时以及后来的同路人认可与接纳。

巴特的新思维确实让自由主义下的乐观气氛改观。二十世纪的近代神学，因巴特而改变了方向。他最大的贡献是在神学思潮的光谱中，将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向，朝传统立场的方向拉了回来。从事神学思考的学者，从此都必须认真看待圣经、上帝、基督、启示等等这些重要的观念。当然，巴特也并没有完全回归到传统的神学立场。由于十九世纪的神学思潮，采用逐渐流行的批判学法则，视圣经与一般文学作品无异，对圣经的记载，提出诸多怀疑，导致自由主义阵营对圣经不信任，其强烈程度，从未稍减。源于自由神学阵营的巴特，对圣经的态度，基本上也秉承批判学传统。一些分析认为，在巴特的神学中，对圣经默示的课题，持守较为开放的立场，导致他的神学无法与传统神学进一步契合，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与批判。不过我们也应注意，二十世纪的神学，对比十九世纪而言，确实较为注重圣经的内容，这肯定来自巴特的影响。巴特在近代神学思潮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一条路线，就是透过关注教义，重新思考基督教信仰，重新检视圣经对时代的意义。

二十世纪圣经学者：布特曼

巴特的神学进路，仅是二十世纪近代神学路线之一。另一位要介绍的，是与巴特同时代的人物，解经家布特曼（1884-1976）。他被归入近代神学行列，因为他也是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上，来阐释圣经的内容，他的结论因而深受其哲学性的前提与方法影响。

布特曼提出，新约圣经的记载，基本上是透过当日的文化处境来表达的，因而所要传递的信息（圣经文字真正要表达的内容）被包装在当日的文化处境中。意思是说，读新约圣经的人在表面上看到的，不是经文真正要教导我们的。如果要了解新约的信息，必须先除去昔日新约写作时的文化外衣，然后才能够找出新约真正要表达的内容。这个论点在原则上，并不过分，因为书写新约书卷的作者，显然无法摆脱当日文化处境的影响。只是布持曼进一步指出，新约的处境乃第一世纪的社会，当时文化充满神话色彩，新约圣经的记载，因而无从避免这些神话化的包装；要掌握新约的信息，必须首先破除这些神话，将之去除，剩下来的才是真正新约的教导。争议因此产生。

围绕“破除神话”的争议来自两方面。首先，决定经文是否属于神话包装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布特曼派的人认为，新约时的文献充满神话色彩，与现代科学结论不符，因此这些有违科学的经文，就只能是神话，不能采信。例如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然与科学的“人死不能复生”不符，因此新约本已不在于讲述复活；要了解其真正含义，必须去掉这神话记载，方能找出新约的真正信息。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的哲学思维。只是科学仍在进步中，许多过去被认定正确的结论，已经被推翻，而且许多事物与现象，科学也无法解释。以此为准绳，显然会掉进主观或武断的陷阱中。

另一方面，在确定圣经真正信息的过程中，采纳的原则又是什么？布特曼派的答案，是二十世纪逐渐流行的存在主义。例如复活的意义，这些人认为经文所要给予读者的，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而是透过这神话方式，让读经的人在自身的存在处境中，获得生存所需的勇气及把握，新约的信息不是复活这神话外衣，而是对明天的把握与盼望。导致这种思维的背后，其实是学者们的存在哲学思维。只是以存在哲学的架构来阐述圣经，是否周详妥当，就见仁见智了。接受存在主义思维的人，对此趋之若鹜；抗拒存在主义思维的神学家，对这样的神学进路，当然保留。然而，布特曼的进路，却代表着近代神学的第二条路线：透过重新诠释圣经来鉴定信仰内容。

二十世纪哲学神学代表：田立克

二十世纪的近代神学，除了走教义或释经路线之外，尚有田立克（1886-1965）所代表的哲学路线。田立克指出，神学与哲学两者，同样关注终极性的课题；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要认识信仰，就必须厘清这两者的关系。这论点本来也无可厚非，却因田立克的相互关联的取向，惹来争议。

田立克认为神学的性质是解释性，或辩解性的；需要解释或辩解的内容则来自哲学。换言之，哲学提出问题，然后由神学提供答案。因此神学家对终极问题提供的答案，必须与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互相对应；也就是说神学家不应该、也不能够抽离哲学的范围，独立去思考信仰问题。他所谓的相互关联，其实是神学应该依循哲学的提问，来提供答案。

有人因此指出，田立克的所谓神学，乃是用神学词汇去讨论哲学问题而已，说到底这仍是哲学。典型的例子是田立克的神观，就是“神是什么”这问题。按哲学的说法，但凡出现于世上的，可以视为一种“存有”，例如花、草、猫、狗、人等等都是“存有”。当来到终极问题时，我们当然要找出“神是什么”的答案。按照圣经的说法，神是自有的，因为神是一切的来源，是让万物成为存有的原因。故此按这个神学的解说，我们便可以将神理解为“存有的基础”。然后，田立克指出，“存有的基础”有别于“存有”。否则就需要再追问神又从何而来；故此，“存有的基础”本身并不是“存有”。问题来了。如果神不是“存有”，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的神呢？故此有学者指出，田立克不过是借用“存有的基础”来否定神的存在罢了，他的神学仅是哲学术语上的无神论！这导致赞赏与反对田立克的人，从此各走各路，互不相让。但是这番论述，倒是让我们看到他的相互关联，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到底，所谓第三条路线，就是透过哲学解说信仰的进路。喜欢哲学思维的人，就会佩服他的思想，认可神学应该循这方向发挥。

结语

二十世纪的近代神学，基本上在教义诠释、圣经研究、以及哲学探讨这三条路线上发展。当中的分界线，其实并不纯然清晰，三者之间的多样化互动，带来的近代神学的多元发展，颇有让人目不暇给的感受。当中一个共通之处值得注意，就是近代神学与流行哲学两者之间，互动密切。巴特的辩证思维，同样呈现在另外两条路线中；而布特曼的存在主义，也同样左右着巴特与田立克的思维。这些学者的用意，在于透过整合信仰与哲学，让世人看到基督教信仰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

至于近代神学的取向，是否适切可取，舍此以外，是否尚有其他更好的进路，不同学者抱持的意见，不尽相同。这也印证一件事：二十世纪乃是多元发展的时代。近代神学本身固然多元发展，加上其他仍然坚持传统信仰立场的派别，整个神学思潮的面貌，更是百花齐放，让人头晕目眩。只愿以上的简介，能够帮助读者对这面貌有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