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六章 东西教会分裂

中古时期的教会生活，在许多层面上都受到教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影响。换言之，教会内部发生的风波或政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形态；同样地社会的运作或改变（如政权的更替、政争或战争等），也会影响到教会内部的运作。以上的篇幅所介绍的，属于中古的早期阶段，这种政教之间的互动情况已经浮现，并一直发展到大约第十一世纪左右。之后，欧洲社会就来到中世纪的中期阶段，政教之间的互动也更加明显。社会与教会之间的瓜葛，千丝万缕，影响到每个层面的运作。从十一世纪开始，教会的进程也来到了中古的鼎盛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古盛期的阶段（参看图十二）。

到了十一世纪，中古的社会形态已经完全稳固地呈现在欧洲。从许多方面来说，整个中古时期都算不上很稳定，然而来到十一世纪前后，欧洲社会总算相对地较为稳定。在这个阶段，早年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欧洲本土已经演变成众多王侯各自为政的局面。拜占庭帝国也已经迈入到中古形态里，这个原先称为东罗马帝国的政体，也已经不再讲究过去罗马帝国时代的声望及影响了。虽然如此，在这片政治四分五裂的土地上，却仍然维持着一个表面上一体化的教会。然而到了中古盛期，情况发生改变。教会内部生活的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方面，是当时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二者的关系正式破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皆因东西两方的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彼此之间的分歧与不睦，已经越来越严重，连表面的和谐也无法维系。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拉丁教会的罗马教宗，权势与影响力的膨胀。这也助长了东西双方教会的分裂。因为西方教会的影响如日中天，也就更要与东方教会分庭抗礼，竞逐全教会最高领袖的地位。

东、西不同之处

东、西两方的教会关系不睦，由来已久。早在大约第四、五世纪左右，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在早期教会时代，历次的大公会议都是在东方教会召开的，包括尼西亚会议、以弗所会议等。在这时期，拉丁教会一直以罗马为首，对各项争议，基本上都采取罗马教会的观点，对希腊教会的摇摆不定，早已不以为然。事实上许多争论都是在东方教会中爆发的。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东方教会中纠缠不清，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的课题，西方教会的立场一向都较为一致。因此在教义的细节理解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的立场，往往不同。例如对于“称义”的理解，双方就各自发挥。西方教会从法理上入手，认为罪人得以被称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承担了罪的惩罚，以致基督的义，“归算”到信徒身上来。东方教会却从神与人的关系入手，认为罪人因信得以与耶稣基督联合，因而信徒的生命“参与”到基督的义的生命中，结果得享称义的恩典，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所言，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了神的义。这个理解对西方教会而言，颇为陌生。类似的分歧，逐渐导致东、西方的不和。

除了内部的教会信仰问题之外，双方的社会处境也很不同。在东方社会，因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教会面对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不得不努力与当地政府协调、周旋。在西方社会，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覆亡，所以罗马教会没有任何中央政府的羁绊。并不是说罗马教会可以任意而行，而是教会无需像东方那样，处处顾虑中央政府的态度。既然无需与中央官员周旋，罗马教会就可以比较独立的做决定，甚至将教会的决定加诸于分散各地的小王侯身上。

与此同时，东西双方的政府对教会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统治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为了统一国政，努力地透过种种政策，向教会施加压力，务要让教会服从政府的指示。牵涉到信仰问题，拜占庭政府当然不一定干预，但是在决策时，却经常企图左右教会的方向。由于政府统治下的人民，与教会的信徒，在中古的欧洲原则上是重叠的，皇帝的决定肯定会影响所有信徒的生活，图像之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东方社会的这种政教关系，在西方社会却完全不会出现，因为西方的王侯都是从前入侵到西罗马帝国的外族人。这些王侯们对于教会能否服从政府领导的问题，关心的程度较低，而且也没有充足的资源去影响这个跨越欧洲地区的拉丁教会。结果造成东、西方在政教关系上几乎完全相反，也引致了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和心态。因为这些因素，从早期教会阶段开始，东方希腊教会便与西方拉丁教会，朝着不同的型态与方向发展，一直到了十一世纪，终于正式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主要的分歧

东西双方的差异，具体而言到底牵扯到哪些问题？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东（西）对于复活节的日期，在计算的方式上产生了差异。在基督徒的信仰中，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至关重要的头号大事，因为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这些罪人就仍然活在罪中，因此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成了教会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日，也是所有信徒非常关心的节日。偏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东、西两方的教会竟然产生了争论。

原来从早期教会流传下来，就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复活节计算方式。一个方式将复活节与逾越节挂钩，从而推算复活节落在那一天。这个计算方式可以让基督徒在纪念救主复活时，自然地联想到耶稣基督乃是逾越节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救主。只是这个计算方法有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就是复活节并不一定会落在星期日。也就是说，如果按逾越节的方式推算复活节，教会不一定每年都在星期日庆祝复活节。耶稣基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因此一些信徒认为，复活节日期的计算，应该让这节日落在星期日。基督徒之所以在星期日聚会，正是因为主耶稣在星期日复活，故此称每周的这一天为主日。因此，另外一些人以另外的方式计算，将复活节每年都推算在星期日，使复活节与主日挂钩。这跟前面的计算方式完全不一样。

东方教会的传统，向来根据逾越节计算复活节日期；但是西方教会从很早时候开始，就将复活节编排在星期日，在主日纪念救主的复活。这个作法也同样有它的好处，就是纪念救主复活的日子，一定会在主日举行。而且教会开始时的信徒（都是犹太人），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才将每周的聚会从安息日（星期六）改成在星期日的主日里敬拜主。只是这个计算方式也有缺点，就是与逾越节较为疏离。然而西方教会却一直按着他们的传统，将受难节放在星期五，把复活节放在星期日，与东方教会不同。这说起来还不是严重的事，但也带来了混乱。可以想象，如果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同样认定耶稣基督的复活至关重要，却在不同的日子纪念救主的复活！这是颇为难以接受的现象。为此东、西两方的教会一直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只是一直无法取得一致。双方只好按照各自的传统继续。

造成东、西方教会破裂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以前的篇幅中提过的，关于图像的问题。在东方教会，因着皇帝的干预，对图像有时采取宽容的政策，准许百姓（都是教会的信徒）按着他们的喜好去纪念某位圣人；什么时候皇帝觉得图像不对，就严厉禁止，甚至武力镇压使用图像的人，情况反反复复。对比之下，西方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就相当的稳定。西方教会一向对图像抱持容忍的态度，既非大力推行，也没有东方那样摇摆不定的情况。因此在图像问题上，双方往往向对方提出质疑。这种不同的取向，也加深了东、西方不和，进一步带来鸿沟。

除此以外，在教义的细节上的不一致也造成东西方的争论。双方对尼西亚信经的版本也存在分歧。在谈论早期教会时，我们曾经分析过尼西亚信经的来龙去脉。在尼西亚会上颁布的尼西亚信经，经过了五十多年的讨论后，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再度被确认。君士坦丁堡会议颁布的尼西亚信经版本，在一个细节上，做了一个小小的修订，颁布了一份稍有不同的版本，涉及的也仅是信经中的一个单字而已。只是后来，东西两边的教会，却为此喋喋不休，争吵不已。双方都认为尼西亚信经至关重要，因为它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上，成为了教会信仰的准则。但是东方教会认定325年的尼西亚原先版本，才是教会的标准，才是正统；西教会则认为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版本，才是教会应当采纳的。由于双方都认为事关重大，故此一直争论不休。结果导致双方裂痕，越发加深。

另外一个争论涉及了教会生活的一个细节，就是圣餐时应该用哪一种饼的问题。西方教会在圣餐聚会使用的是无酵饼，而东方教会使用的是有酵饼。这只不过是地区教会的不同传统而已，却也成为双方争吵的焦点之一，争论使用哪一种饼才是正确的。这些争论使东西双方的关系一直很不愉快。虽然这样，东西双方仍然努力容忍对方，保持了表面上的和谐。

正式决裂

到十一世纪时，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罗马教会委派了一位全权代表到东方君士坦丁堡去，进行双边磋商。带着全权代表心态的这位罗马教宗代表，却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冷待。东方教会的冷淡态度让这位代表甚为愤怒，认为完全不能接受，因此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公然指责东方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之余，还代表教宗，在一份公开的文件上“革除”主教长的位份。这位代表在君士坦丁堡的革职行动，当然不会有什么实效，他大概认为这样才可以彰显罗马的至高地位。东方教会却立刻将这个行动，看成为对东方教会主权的挑战。因此东方教会也同样以公开的方式，正式宣布将罗马的教宗身份革除。双方的举动意味着，彼此再也没有任何往来的基础了。从此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就断绝了所有来往，正式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这位来到东方的代表，不但没有完成与东方教会修好的任务，反倒带来了双方永久性的分裂，无法挽回。

结语

东方和西方教会的正式决裂，从1054年开始，一直持续了超过一千年之久。这个决裂在教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双方教会在法理上再没有另一个对手，教宗成了教会唯一合法的最高领导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也是如此。因着决裂，东方教会进一步减少与西方的来往。到了后来，东方教会逐渐变得更加孤立。随着拜占庭帝国势力的衰退，东方教会的影响力也逐渐走下坡。西方的罗马大公教会后来成为当时欧洲基督教圈子中，唯一的足以左右大局的势力。东西方教会的决裂延续到2016年，双方领袖才首度会面，互称对方为弟兄，并发表共同宣言，一致谴责迫害基督徒的行径。接下来我们的焦点，也会集中在罗马教会的发展上。下一章将进一步介绍罗马教会的权势，如何逐步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