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迈向坦途的教会

在过去的篇幅里，我们叙述了早期教会如何经过使徒带领的阶段，又经历了大规模逼迫的阶段。这两个时代可以视之为教会生命的建基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面，历史向我们证实了一件事：任何恶势力都无法让耶稣基督的教会倒下去，连当日强盛无比的罗马帝国也办不到！教会勇敢地突破了当时文化上的障碍，克服了犹太教的反对，在当时希罗文化中建立起一个以外邦人为主（虽然犹太信徒的数量仍然可观）的教会。在全国性的大逼迫当中，在异端层出不穷的困扰底下，教会一直勇敢地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接着，早期教会迎来了第三个时代，许多人称之为国教时代。之前的种种逼迫戛然而止，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官方认可的信仰，教会也从此壮大起来（请参看图七）。逼迫之所以突然间停止，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取得了罗马帝国的认可，后来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绝大多数人共同的信仰。过去，基督教一直是被人仇恨、误会、反对的信仰。虽然教会在逼迫中继续扩展，信徒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福音影响的地区也越来越广，但是罗马帝国一些统治者始终不认可这个宗教信仰。

教会处境之所以发生转变，来自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这位帝国元首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是当时罗马帝国一位非常重要、有权势的领袖。事缘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去世，政坛上出现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局面。罗马帝国皇位不一定采取父传子的世袭制度，而是透过竞争，让有能者出任。当时有两位具备实力的将军，都想成为继任的皇帝。双方需要在战场上一较高下。其中一位就是君士坦丁，而他成功取得皇位过程的细节，由于年代久远，出现了几个略为不同的版本。据说君士坦丁在决战的前夕，看到天空出现一个异象，有十字旗号（或说是希腊文基督的首两个字母）显现在空中，同时天空有文字出现并宣告说：“靠这记号得胜”。君士坦丁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在盾牌上全部画上十字记号。（另一版本则说，君士坦丁的兵力较弱，要击败对手，不得不另辟蹊径，由于前面所说的异象，结果让其军兵穿上十字旗号，采取夜里偷袭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进攻对手）。结果一举成功，击败了这位竞争者，时为公元312年10月。接下来，君士坦丁逐步平定其他的反对者，进而成了帝国唯一的统治者，顺利登上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

米兰谕令及其后的发展

来到公元312的时候，基督教已经流通于帝国各地，十字记号乃基督教信的代表，可谓人尽皆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异象属实，君士坦丁之所以取得皇位，乃是出于十字记号的基督教神明的帮助。不论事实如何，君士坦丁皇帝倒是从此逐步归向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自己成了基督徒。而且这位皇帝也终止了逼迫基督教的国策，并且于公元313年2月，签署了一道谕令，历史上称为“米兰谕令”的文件，正式宣布接纳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合法信仰。大家需要留意，这道米兰谕令，并没有指定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许多人误以为是因君士坦丁的缘故，所以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事实并非如此。君士坦丁本身对基督教显然有好感，但是罗马帝国本来就存在众多合法的宗教信仰。一道这样的谕令，不可能一夜之间使基督教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国教。米兰谕令不过是在合法宗教的名单上，增加了基督教而已。

米兰谕令的内容，只是要求帝国所有公民，以容忍与接纳的态度对待基督教，不再视之为逼迫的对象。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道谕令的“副作用”是何等的巨大。公布谕令的是皇帝本人，而他本人对基督教又有相当的好感，因此谕令的实际影响，自然超出了文件所表达的意涵。意思是什么呢？比方说，现在皇帝本人亲自到教会聚会。那么他身边的将军、大臣，自然而然也会陪伴皇帝去聚会。连锁因素会使其他大小官员，乃至平民百姓，都乐于上教堂。即使这些人不去参加教会聚会，显然也会以非常开放与宽大的态度来看待基督教信仰。

因此，米兰谕令的实际效果，是基督教信仰在帝国中迅速发展，教会人数急剧增加。及至公元380年，君士坦丁当时已经去世，另一位名叫狄奥多西的皇帝在位期间，颁布了另一道谕令，劝谕所有罗马公民接纳基督教信仰。这是较为接近所谓“国教”的谕令。即使是这道380年的皇帝谕令，也没有明显的字眼规定基督教为帝国的国教。它只是进一步在米兰谕令的基础上，指出基督教信仰是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去怀抱的信仰。狄奥多西在谕旨中标榜了使徒们对教会、对帝国人民生活的贡献；谕令也指出基督教乃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和彼得的信仰，因此也应该是罗马公民所拥有的信仰。由于谕令是皇帝颁布的，因此带来全国人民都乐于成为基督徒的氛围。既然皇帝带头，百姓也就跟随这个方向。基督教也就“成了”实质上的国教了。事实上，当时其他宗教仍然在帝国中流通，只是声势不及基督教而已。例如闻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在归主之前，就是信奉摩尼教的，那正是帝国中流通的宗教之一。

除了米兰谕令之外，君士坦丁在其统治时期，也继续颁布了其他相关的谕令，对基督教发展非常有利。比方说，在逼迫时期教会的产业被充公，现在皇帝谕令各地要归还教会所有被充公的产业，赔偿从前教会在逼迫中的损失。在执行这样的谕令时，地方官员往往会顺着皇帝的心意，将被毁的教堂重建或重修。此外，君士坦丁也颁布谕令，免掉教会圣职人员的赋税。此谕令的意义不仅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所应缴纳的赋税其实并不沉重。但是谕令的意义却相当明显，就是教会的事奉人员（即长老及主教等人），从此在帝国里拥有了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成了帝国中与众不同的人士，成为社会的特殊阶层。教牧人员因此在当日社会逐渐受到大众的尊敬，基督的教会也就能够在相当有利的环境中持续壮大。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是关乎基督徒称为主日的安排。犹太教一向是以安息日作为休息的日子，而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即星期六。君士坦丁了解到所有信徒，都会在每周的第一日（即星期日）到教会聚会，因为主耶稣基督乃是在一周中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故此这日被称为“主日”（意即主的日子）。为此君士坦丁皇帝颁布谕令，将星期日定为罗马帝国的法定假日，全国上下一律休息。虽然没有这道谕令，信徒仍会在星期日到教会去聚会。只是这道谕旨使“主日”的意识突显出来，成了大众每周一次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意义非凡。

对于尚未接触基督教的人士来说，这些谕令的意涵非常特殊。以星期日定为休息日来说，百姓自然会问：为什么到了七天的第一天，大家都要休息？答案是：因为连皇帝本人都要在这天到教会去聚会，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大家都一起休息，方便聚会的进行。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气氛中，一般老百姓对基督教的印象，会是何等的深刻。结果这个安排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流传下来。即使今天，在一些基督教影响不大的地区里面，星期天仍然是休息的日子，可见这个影响是如何的深远长久。主日乃休息日的安排，固然成为当日罗马帝国的制度，并且也成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常规安排。

由于君士坦丁皇帝的因素，以及所颁布的各项谕令，越来越多的百姓乐于接受基督教作为他们的信仰。那些想要讨好皇室贵胄的人士，更加想方设法对教会大加优待。甚至一些从前排斥基督教的官员，也不得不顺应时势，改变对基督教的态度。比方说，首都周边地区的官员倘若想要升迁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就不得不考量自己对教会的态度。又或者周边地区的教会领袖，倘若出任首都教会的领袖，就会有可能在皇帝跟前说话，因此地方官员不得不为自己未雨绸缪，摆出对教会礼遇的姿态。“皇帝上教堂”的连锁因素，让第四世纪开始的教会，从此改观。一般平民百姓更为容易以基督教作为信仰的第一选择。

新处境对教会的影响

纵然没有君士坦丁大帝，没有各种优待教会的谕令，基督教已经在帝国的各个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加上这些谕令，教会在帝国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这种情况对教会而言，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影响。

正面而言，教会的苦日子，果真一去不复返。公元313年之后，基督教在帝国中的身份忽然间摇身一变，成为大家所公认、喜爱、支持的宗教信仰。过去在逼迫之下，为基督作见证，帮助人归信耶稣基督的种种困难与危险，现在一扫而空。过去要以低调隐藏的方式，暗地里传福音，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公开进行了。教会的福音事工因而迅速扩展，人数迅速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负面的影响却也同时出现。最大的问题，在于教会中出现了许多对信仰并不认真的人。过去参加教会的人，动机基本上都很单纯，只为了要认识耶稣基督；过去信耶稣要冒生命的危险，因此那些对信仰并不真诚的人，往往会避开聚会。如今，那些往教会跑的人，却可能带有个人的企图与目的，因为现在加入教会，不但不会丧命，还会有不言而喻的好处。这为教会带来新的挑战与难题。如何帮助这些动机不纯而涌进教会的人？如何在种类混杂的聚会者当中，维持教会信仰的纯正与热忱？

表面上，基督教成为众人的信仰之后，教会的发展非常风光。但是教会的属灵气氛，却因参加者的不同动机而走下坡，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表现。修道主义日渐流行就是其中之一。有人指出，当“世界”进入教会当中，教会乃采取“离弃世界”的方式来回应。那些坚持专心追求更高灵性境界的人，结果离开日常生活的环境，去到人烟罕至的地方静修，引致修道风气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盛行起来。为修道主义奠定基础的一位重要人物本笃，就是这个国教时期的人物（稍后我们还会进一步介绍修道主义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一些其他人物与事件，读者可以从图八所列略见一斑。

回望教会的这个转折，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时代，表面上教会征服了帝国，让所有人都爱慕成为基督徒；但实质上，恐怕是帝国在不知不觉间，透过停止逼迫、皇帝归信基督，而逐步腐化了教会的属灵生命力，使她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教会，以致教会在外表得胜时，败在了帝国的手下。到底对教会而言，步入坦途，是祸是福？来到第四世纪，到底是教会征服了帝国，还是帝国征服了教会？答案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抚今追昔，倒值得今天的你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