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中古教会：经院学派简介

早期教会透过对信仰作出深刻的反省，为基督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古时期的教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继续对信仰进行讨论。正如早期教会的神学被统称为教父神学，中古时期的神学被后人称为经院神学，中古的神学取向也被视为经院学派主导的结果。虽然经院学派在十一、十二世纪期间才出现，只是这种思维取向，早在中古初期即已开始萌芽。

经院学派是一种学术思维的取态，也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方式。经院学派的最终目的，是将各个学问领域的真理，加以整理，整理这些不同范畴的道理所在，至终将这些真理融会贯通，汇合成为一个涵盖各样真理的大体系，使各个领域的事物都能够容纳在这大体系中。在取态上，经院学派认为宇宙间既然只有一位创造主，创造主又是真理的源头，因此所有领域中的真理，就必然都源于这位创造主，既然如此，各个范畴中的道理就必然有彼此互通之处；研究学问的人就应当找出这些真理间的关联，以致对真理的认识更为整全。这个取态带来的学问功夫，驱使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不厌其烦地对各样事物的法则，追根究底，不断询问其来龙去脉，甚至连一些极其枝节或微末的课题，也穷追不舍。因此经验学派往往给人繁琐、罗嗦、不切实际的印象。

经院学派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了主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学问功夫也清一色地由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包办，因而学者往往从信仰角度来追求知识，结果导致经院学派理想的出现与成长，这显然与当日中古的基督教处境有关。在启蒙运动之后，仍然有学者在治学取态上，流露经院学派的影子，但是这些后来的学者不一定怀抱同样的信仰情怀。时至今日，被称为经院学派的，更多是指追求枝节的治学态度。中古时期的经院学派，却从信仰出发，怀抱真理的大一统理想，他们的志向颇值得后人肯定。

经院学派缘起的背景

在中世纪的前期阶段，基督教逐渐成了所有人的信仰，教会逐渐开始深入思考与信仰相关的问题，经院学派的精神开始浮现。以圣餐为例，由于这个圣礼成了当日教会聚会的主要焦点，教会领袖开始围绕圣餐的相关课题，进行思考。其中一个课题涉及在圣餐中，基督的临在到底该如何处理。一向以来，教会认为基督在圣餐中，透过所领受的饼和酒，与信徒同在；意思是说，基督临在于饼和酒里面，领受圣餐的信徒，因而领受基督同在所带来的恩典与祝福。但是圣餐礼进行当中，难免在传递过程中，会将饼或酒弄到地上。那该如何处理掉在地上的饼和酒？饼尚可捡起来再使用；但是洒在地上的酒，却无法回收，结果出现“糟蹋基督身体”的情形，事关重大。尤其当日教会视圣餐聚会为献祭礼，基督的宝血怎能就此遗弃在地上！这个问题竟然成为讨论焦点，今天的信徒或许无法想象，但中古的教会，在探求细节的氛围下，认为不得不谨慎思考。反复讨论的结果，教会认为宁可不让信徒领受圣餐的酒，也不能冒基督宝血洒在地上的风险。结果从中世纪开始，教会在圣餐中仅让信徒领受饼，而不再分发酒。这个传统，天主教一直维持到现今（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则恢复之前的做法，饼和酒都分发给信徒）。接下来，另一问题又出现，就是圣餐的意义与功效，会否因此而打折扣？详细的讨论带来一个新的理论：饼和酒的功效，是互通的，因此领受饼的信徒，在功效上等同已经领受了酒（只是天主教神职人员领受圣餐时，则同时分发饼和酒）。这个奇怪的结论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从中可以看到，关于圣餐的讨论，如何逐步引致枝节问题的讨论去。这种氛围导致了其后经院学派的兴起。

经院哲学的兴起

当这种思维方式开始蔓延时，教会领袖开始将这种研究精神用在信仰内容方面。例如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早期教会所确立的教义，该如何理解与运用，诸如圣经为何是上帝的启示？救恩如何临到所有罪人？基督的代贖功效为何彻底有效？教会的组织架构在信仰中占怎样的位置？赦罪的恩典当如何与好行为平衡？这些课题显然非常重要，经院学派的学者对这些问题也确实贡献良多。只是长期发展下来，部分人开始走向极端，对直接问题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导致经院学派开始让人感到莫测高深，不知所为何事。例如有人会提出花草树木在信仰中占怎样的位置这类问题。今天回头看，我们也许觉得可笑，但中古时期的一些教会领袖，对这类问题乐此不疲。

虽然如此，经院学派确实孕育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者，对信仰带来良性的果效。被誉为经院学派之父的修士安瑟伦（1033-1109），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安瑟伦曾经针对耶稣基督为何一定要成为人这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看到早期教父们所提供的答案，均有不足，于是开始提问一个甚为基本的问题：为何上帝需要成为人？上帝既然是大能的宇宙主宰，为何不能采取其他方式救赎人类？为何非要耶稣基督，要他从神转变成人的样式来成就救赎？经过一番思考，安瑟伦指出：上帝之所以必须成为人，是因为在救恩的实施上，上帝自身的公义本性拦阻了上帝自己，是上帝的公义本性让祂没有办法接纳罪人，故此需要道成肉身的基督，以既是神又是人的身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方能成就救赎。安瑟伦提出的观点，让我们今天对道成肉身的必须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也同时让我们看到，经院学派对信仰作出的贡献。安瑟伦讨论问题的方式，反应了他继承了中古前期的作风，透过不断的提问与思考，务要寻找答案的态度与方式。

安瑟伦另一流传至今的贡献，是关于本体论证的讨论。这是典型抽象性的思考。他指出：当人提出上帝是否存在这问题时，这个问题的本质（或称本体）已经指向上帝的存在。就如人提问：真理存在吗？如果说真理不存在，就是说没有真理这回事；然而这个答案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回答的人认定“没有真理”本身是真理！结果这问题只有一个可能答案：真理必然存在；也就是说，问题的本质指向了真理必然存在的答案。故此当人问上帝存在吗？这问题的本质已经指向上帝必然存在。也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是必然的结果，无需再向经验世界求证。当时他指出：难怪圣经说“愚人心里会说没有神”这等话，正因为他是愚人，所以看不透问题的本身，已经指向必然有神的结论。这种辩证方式，听来确是有点诡秘，经过安瑟伦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继续阐释，然后才逐渐体会其思维的深邃。这方面的讨论也有助我们了解经院学派的特质。

经院学派的全盛时期

在安瑟伦之后，经院学派开始迈入全盛时期。典型的例子是十三世纪的神学家亚奎那。他之所以闻名后世，留下深远影响，皆因他提出影响深远的“整合”或“结合”的观念。他的“整合”或“结合”的意思，是要找出一把钥匙，将所有知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承接中古早期已经开始的风气，亚奎那对需要探讨的课题所相关的细节，进行深入的讨论与整理。他希望找到一把钥匙，将前人曾经探索过的所有细节都组织起来，使之化为一个有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个理想本身相当崇高、可贵，只是他用来整合知识的那把钥匙，却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导致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反弹。

在经院学派出现的初期，追求知识的取向，已经隐约浮现偏重理性的气氛。及至十字军东征以及随后开拓的贸易往来，阿拉伯再一次将原来的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传回欧洲。亚奎那本身相当崇尚哲学，尤其倾向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故此开始以亚里斯多德的经验主义来作为整合知识的钥匙。

在亚奎那的年代，学者都觉得运用哲学作为工具来解释神学，是理所当然的。亚奎那则进一步将哲学与神学结合起来，使哲学思维贯穿在他整个思想体系里面。亚奎那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两个。第一个是从自然界而来，透过自然途径，人无需上帝的特殊恩典或作为就能从自然界发现真理；他也指出这种源于自然的真理，并不充份，因此需要第二个来源，就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即启示），这样人才可以拥有完整的真理知识。亚奎那认为，不论源于自然或源于恩典的知识，都是出自上帝，故此无需排斥哲学。其实排斥哲学的人并不多。但是亚奎那的进路依然引发争议，因为他认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不是恩典的真理，而是源于自然的真理，人在自然真理上，再寻求上帝的启示，就可以建构完整的真理体系。这等同说：启示的真理可以建基于自然的真理之上。亚奎那针对上帝的存在而提出的宇宙论证，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架构无可避免地为自然神学（即无需启示就能认识神的神学理论）留下空间。对于这个思维进路，后人意见不一，反对的也不在少数，因为亚奎那的进路，固然希望能够整合哲学与神学，却在整合过程中，将神学建基于哲学之上。源于启示的神学需要依附源于自然的启示，许多学者都无法认同。反对者指出：一旦铺垫信仰的哲学被推倒，神学将失去依靠的基础，信仰将因哲学而蒙受亏损；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众多改教家之所以对哲学怀有不同程度的抗拒，正是这个原因。然而这进路在中古时期，却因经院学派的氛围，颇为流行。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院学派到了盛期，虽然看起来相当成功，也确实建立起一些思想体系，但其弱点也同样非常明显。到中古晚期，经院学派的发展势头，开始面对挫折，对一些关键课题，经院学派内部呈现出迴异的立场，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经院学派终于在十五世纪后，进入一个死胡同里面，虽不至消失，却逐渐式微。

经院学派的后期发展

后期经院学派内部的典型矛盾，就是传统的“实名论”与新兴的“唯名论”之间的争议。所谓“实名论”认为：每样事物的名称都指向意念世界的实物，而不是现象世界的个体。比方说，“人”这个称呼，我们以为可以指任何一个存在于现象世界的人，但是这些人却显然不尽相同，性格迴异，甚至截然不同，故此我们所说的“人”这名称，其实是指向存在于意念世界的一个“人的意念”，而不是指个别存在的人。例如当我们说“人非草木”时，这里面的“人”，并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意念中的“人”这观念。故此实名论者认为，每一个名称都代表存在于意念世界的一个实体；现象世界的个体，仅是这个名称（实体）的具体呈现方式而已。

到了中古后期，经院学派冒出了一位唱反调的学者奥坎。他强烈地反对“实名论”的观点。奥坎指出：当我们提及任何一个名称的时候，这个名称都不能与某个现实世界的个体脱离关系，否则这个名称将会失去意义。例如“人非草木”中的人，一定是面对某个人的处境而说的；意思是说，名称不能从现实中的个体抽离，否则就是虚无的表达；因此“人非草木”必定是指着某个（或多个）具体的“人”而言的。因此所谓意念世界中的“人”，只不过是名称而已，并不代表什么意念世界中的实体。这就是“唯名论”这称谓的由来，所谓“唯名”，意思是名称仅仅是名称而已，并不代表任何真实存在的实体。

这样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的争辩，实质上影响到信仰的取向。举例而言，神学家都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然而“启示”就名称到底是什么。对亚奎那所代表的实名论而言，所谓“启示”，是指着一个意念世界中的“上帝对人所说的话”；因此启示一方面透过圣经临到人类，但也同时透过其它方式呈现在人间；换言之圣经之外，人类仍然有其他获得启示的途径（自然界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眼前的圣经，仅是启示这意念的呈现方式之一。推而广之，罗马教廷的学者认为，教会的传统法规，由于源自历代的传承，也如圣经般具有权威，因为它也可被视为“启示”这意念的呈现方式之一。这些论调背后的思维，其实就是实名论。

然而奥坎所代表的唯名论，强烈地指出这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使用“启示”这名称，“启示”就一定必须与某个具体事物相连，因为名称不能脱离现实中的实体。当我们认定圣经是“启示”，遵从上帝启示的教导，就必须理解为遵从圣经的教导。而且，由于“启示”并不代表意念世界中的实体，所以唯名论者认为，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将教会的传统视为与圣经同等的“启示”。如果“启示”指的是圣经，就仅是圣经而已。因此讨论信仰课题的时候，必须依据圣经，过于任何其他来源的理论，因为只有圣经才能被视为启示。信仰的权威必须建源于圣经，而不是包括哲学在内的其他来源，当然也与亚奎那所说的自然无关。

实名论与唯名论的争执，相当激烈。中古后期的学术界，分裂成“旧路”（即实名论者）与“新路”（即唯名论者）两个派别。唯名论的出现，对亚奎那建立起来的传统经院学派，冲击甚大。唯名论的思想，在当日怀抱教会改革志向的人士当中，广受欢迎。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之一。路德极力反对亚奎那的圣餐变质说，就是因为变质说中的“本质改变”，是按实名论的理解而言“本质”，结果导致信徒对圣餐充满诸多迷信色彩。路德强调饼就是饼，没有什么“本质改变”的事。来到信仰权威的课题时，路德同样极力反对圣经以外的权威，因为启示指的既然是圣经，就仅是圣经而已，不能再另立权威。宗教改革背后的思维，显然有相当程度的唯名论因素。难怪有学者认为，宗教改革之所以成功，唯名论是主要原因之一。

结语

总括而言，中古时期的经院学派，在整理信仰的心志上，值得我们嘉许。然而，一些学者由于偏重哲学过于圣经，将哲学这个工具变为裁决信仰的依据，导致了信仰上的不平衡与偏差，实在可惜，也值得今天警惕。哲学在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仆人？还是主人？答案至为关键。曾有历史神学的前辈指出：每当神学与哲学走的太近时，双方必然在互动中，各自出现改变，而历史一再提醒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这些改变会对神学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仰的偏差。这番忠告，值得今天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