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五四后的反教：本色化运动

自从庚子教难过去之后，中国教会自1900开始，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中国社会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国家出路的过程中，仍然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由于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指控，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反教风潮随之再度出现于二零年代。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关。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本色化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让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反教风潮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复兴作好准备。相关时序请参阅图二十九（p．358）。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是指1919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学生示威及其后的发展，历史称之为五四运动。其真正的意义，是透过中华文化的更生，为国家民族寻找解困之道，因此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更为贴切。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迈向近代过程的产品。

当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兴起，中国依然四分五裂。军阀间的冲突也带给人民诸多痛苦。其实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国家的出路进行讨论，各种不同的言论、主张也纷纷出笼，中国社会的文化层面因而呈现出一种新气象。到了1915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使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展。作为教育家，他大胆起用一些具有新思维的老师于北大任教。这批学者的敢言作风，掀起了中国何去何从的讨论。与此同时，代表前卫科学的进化论，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取向；同一时间，在社会问题上，推崇民主的气氛也非常炽热。当时众人标榜的两件事，就是“科学”与“民主”（当时称这两者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皆是从其英文的第一个音节而来）。虽然各人提出的更新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热烈的讨论从北大蔓延到其他高等学府。大家都在议论如何透过现代化，使中国能够摆脱长期的积弱，免于亡国的厄运。典型的例子是当时两场论战：“新中国与宗教”及“科学与人生哲学”，这些论战导致反宗教、反玄学、反形而上的风气高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需要宗教，唯恐宗教信仰会妨碍中国进步。部分知识分子指责：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认定基督教乃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一些人更认为，在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过程中，不再需要宗教这个玩意。从中可见，敌视基督教的氛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累积起来。

非基运动的始末

敌视基督教的氛围，到了1922年终于演变为一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这场“非基运动”的导火线是当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年会，上海反基督教分子利用此事件作为理由，责难基督教借用国家场地进行宗教活动。反教言论随即获得北京知识分子的声援，反教的言论立时在全国各地散播开来。各地报章、杂志大量刊登反教言论；众多知识界的学社纷纷举办研讨会，列数基督教信仰对中国进步的妨碍与祸害。激烈的反教情绪延续了几个月才逐渐沉静下来。然而反教的因子并未消失。到了1924年，全国出现反帝国主义的风潮，基督教再度被标签为帮凶，反教言论再度大规模出现，非基运动卷土重来，大量反教文章出现，猛烈抨击基督教信仰。翌年上海爆发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更为高昂，反教情绪也因而更为高涨。反教浪潮最高涨时，在言论的攻击之外，有人甚至破坏教堂、打断教会聚会，甚至有信徒被杀。一时间信徒人心惶惶，宣教士也因人身安全受威胁而大量撤退，一些地区撤走的宣教士达三分二之多。这波的非基运动也持续发酵，一直到国民政府1927年定都南京后，因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信仰方逐渐消退。

总的来说，二零年代的反教风潮，主要爆发于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的非议，主要围绕在理论层面，而且由于前后持续几达十年，对基督教信仰破坏甚大，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不论是城市或乡镇的教会，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

教会的回应（一）：护教的努力

虽然如此，中国教会仍然奋力迎向这波冲击。既然非基风潮主要在思想层面，教会的回应也主要在思想方面，力图透过护教的努力来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正当性。在全国层面，最有能力集合各方资源的组织，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认识与了解非基运动，协进会成立了一个“非基督教研究小组”，结合各方力量，探讨回应之道。在地方层面，则有地区性的组织成立，针对反教运动，透过出版刊物解释基督教的真义，回应非基分子的责难。当中较为具备实力的是北京的“北京证道团”。这组织汇集了基督教知识分子及大学教授，一同努力为基督教辩惑。这些知识分子试图让教外人明白，基督教信仰并不阻碍中国进步；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不意味着信徒需要放弃原有的中华文化，借此指出非基分子的指责并不合理。证道团成员先后出版了《生命月刊》与《真理周刊》作为平台，后来这两份刊物合并而成《真理与生命》杂志。这些杂志成了旗帜鲜明的另类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回应非基运动的言论。只可惜到了后期，刊物的发行量不大，阻碍了这些基督教学者观点的流通与影响。

除了回应反教人士，教会领袖也看重信徒的信仰根基。教会开始大力主张清理教会内部的假信徒，因为吃教人士的负面表现，往往成为反教分子的口实，阻碍了教会的护教努力。加上教外人对基督教的评估，往往以这些假信徒的表现作为衡量标准，为教会带来诸多困扰。为此，二零年代的中国教会，努力帮助信徒重新反省信仰的内容，尤其针对非基运动的指责，指出基督教信仰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为了澄清基督徒偏袒外国人的指责，在时局动荡，排外思潮盛行之际，教会也提醒信徒，与国家的危险处境认同，教导信徒爱国的重要性，与国人共赴时艰。凡此种种，为的是澄清基督教与中国格格不入的指控，希望透过护教的努力，消除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

教会的回应（二）：本色化运动

护教的需要与努力，引发了这时期的教会领袖，对信仰与中国处境进行了深刻反省。这些反省一直持续到三零年代以后。当时开始有基督教人士强调，教会需要具备批判的精神，去重新检讨自身的信仰，去找出信仰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偏差，导致教会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教外人挑战。例如有人指出部分宣教士，表现得独断独行而且自负不凡，瞧不起或不信任担任教会领导的中国人，结果妨碍了教会的健康发展，让教会始终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批判精神也迫使教会分析自身的处境，发觉中国传道人本身的素质，相当低落。1934年一个统计显示，在全中国的本地传道人中，只有24人拥有大学学历，他们的证道果效偏低；而且对现代化生活缺乏常识，无法回应时代的需要，也没有办法有效地带领中国信徒迎向时代的挑战。可见二零年代的中国教会，中国传道人的水平，确实不如人，无法与西方宣教士并驾齐驱。教会倘若克服困难，必须认真看待传道人水平的难题。

与此相关的，是信徒在信仰生活中所呈现的形态，既缺乏信仰的能力，甚至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但是在推行改变时，教会又遇到诸多障碍，例如教会内部结构过于教条化、组织化，以致落入西方宗派主义的困境中，无法自行解决困难。因此教会如果要改变，其管理与行政必须归回给中国信徒，让中国信徒自行处理教会的事务。这就是“本色化运动”的由来。但是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先决条件是拥有能够领导的本地教会领袖。传道人素质低落的问题不解决，本色化就只能是镜花水月了。因此，到了三零年代，越来越多教会看重训练传道人的事工，希望尽快提升领袖层的素质。只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神学训练事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人才荒的现象始终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当日教会一些领袖也指出，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下，正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基督教只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才能适应变迁中的国情。而且二零年代后期开始，南京政府也致力于军阀瓦解后的社会重建。因此教会必须认同社会的变迁与重建，使之成为信徒与非信徒的共同基础。因此教会必须投入社会的建设队伍，而信仰的取向，也应该与此相符。为了配合这方面的需要，一些教会领袖认为，向国人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等内容，教外人固然不易明白，也不会接受；但是若提倡耶稣基督的人格、牺牲、博爱等榜样，将会获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因此一些教会放弃原来的信仰路线，转而强调基督的人格与牺牲精神，标榜基督的博爱榜样，推动信徒投入社会重建的行列。这些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改变教会的负面形象，带领国人转向耶稣基督。唯有这样才可以建构中国的“本色化”的教会，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社会立足。这种取向导致了在部分美国教会流行的社会福音，在中国开始盛行。

至于到底如何建构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当日学者，意见纷纭；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就是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两者的契合。例如有学者指出，本色化路线的教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基督教必须要从外来的干预中释放出来。当年的中国教会，不论经济、行政、组织甚至思维方式，都仿效西方差会，导致基督教带着非常浓厚的西方色彩。要走本色化路线，宣教机构及外国教会必须放手，让中国教会在中国人的带领下建立起来。不是说外国教会要完全退出中国，而是这些机构必须从“差会中心”的态度，转化为“中国教会中心”。只有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教会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完全的自立。第二方面，中国教会本身必须肯定中国文化，活出与中国认同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教会才能有效地向中国社会表明，基督教信仰不是舶来品、西方宗教的翻版，而是地地道道在中国土壤生根建立的中国教会。因此中国信徒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同时又能够将耶稣基督的言行教导，应用到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这样的中国教会才能称得上是本色化的教会。

结语：教会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以上所举的事例，说明了中国教会，在那个充满反教压力的年代，仍然非常勇敢地站出来为信仰辩护。不少信徒也透过具体行动，直接投身于当时中国社会极需的事务中。例如一位身处北京的基督徒学者，就曾南下到江西省的山区，在贫瘠的农村，领导改进农耕的社会建设任务。这些人的理想，不外乎透过这些参与，期盼改变国人对基督教的负面认识。他们的想法或许未必能够获得所有人认同，实际成效也不突出，但是心志却值得嘉许。

直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在思想上，仍然认为基督教信仰是洋教，是西方产品，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虽然事实上，许多盛行中国的宗教，例如佛教、回教等，都是从中国以外传入来的，但是都没有遭遇到基督教所受到的排斥。现在仍有人误以为，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媒介，实在可惜。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教会的传教事工确实透过条约的规定进行，但必须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事实，说教会参与在这些侵略行动里，却不是事实。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及嚣张行径，的确让中国人受到很大的伤害。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宣教士，大体上都同情中国的处境，认同国人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作风。以国人憎恶的鸦片贸易为例，许多西方宣教士就一直指责其本国政府，不应放任鸦片茶毒中国人。我们需要向国人指出：宣教士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基督教信仰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不应混为一谈。对宣教士而言，自己国家与所服事的国家交战，也是颇为痛苦的事。华人基督徒应该对这时期的宣教史，多加了解，好为当日教会处于两难之中的处境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