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清初礼仪之争

明末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事工，原本一直稳定地发展。利玛窦的策略，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信奉基督的群体，并且开始生根。到了清初，这个信仰群体的人数持续增加。事实上，连康熙皇帝本身，对这个信仰也抱持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只是康熙晚年的一场争议，导致了清朝“禁教”的政策。这场争议后世称之为“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由来

从利玛窦开始中国的传教事工以来，天主教一直对中国传统思想与习俗，持开放与容忍的态度。当中典型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祭祖与拜孔子的礼俗。利玛窦的立场认为这些礼俗，只要排除一些具宗教性意味的行径，基本上可以视为风俗，不必一律禁止；假以时日，逐步脱去宗教性意味的中国礼俗，是可以与圣经信仰并存的。及至天主教派遣来华的教士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有些教士保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加入教会的人，必须与传统中国礼俗分道扬镳。当中的因由，主要来自西方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风俗有不同的理解。

天主教在明朝末年的传教工作，頗為成功，与宫廷中人士也素有往来，甚至天主教的聚会已经在明朝的宫廷中进行。传教士透过与朝中大臣建立起的关系，使到一些明朝高官改信天主教，于崇祯年间，闻名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过去唐、元两代的传教活动中，基督教都无法在汉人中取得任何可观突破。明末的天主教却能在汉人高级官员中散播开来，实在不简单。到了清兵入关，取得政权后，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成功地与满清皇朝建立起像过去一样的良好关系。当中也有政治上的因素，因为新的统治者需要大量能够帮助治理国家的人才，加上这些教士都是洋人，对他们的统治没有什么威胁，因此乐得任用他们。天主教教士因而获得满清新政府的信任，让他们保留了原来的身份，继续在朝廷中任职。

因此，明朝虽然覆亡，西洋教士却能保持他们过去在北京传教的方便，继续建立教会，宣扬圣经的道理。传教士也继续维持与宫廷的良好关系。大致上天主教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其传教工作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西洋教士在明、清两代受到重用，却引致朝廷中一些汉族官员的嫉恨，对此不满，无法释怀。为了排斥教士，动摇其地位，一些汉人士大夫，采取了狭窄的民族主义、民族至上的观点来衡量当时的天主教教士。由於中西文化取向不同，兩者之間自然存在差异与矛盾。這些矛盾自明末即已存在，只是尚未白热化。到了清初，反教的官員开始散播言论，指称天主教信仰是外来的宗教，目的在于将一些异端邪说带入中国固有文化中，因此鼓动大家排斥教士，反对天主教信仰。这种态度经年累月下来，成功地累积了一股反教的情绪。礼仪之争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爆发出来。

争端的前奏：修历之争

天主教教士当时任职的部门是钦天监（相若今天的国家天文台的机构），就是天子钦定管理天文的部门，负责人被称为钦天监监正。许多天主教教士在科学的领域，具备相当丰富的学识，特别是在天文与推算历法方面，尤具专长，因此长期被委任为钦天监监正。当时中国传统所用的几个历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误差。因此明朝末年，政府开始委任一些西洋教士出任钦天监监正，主持中国历法的修订，希望借西方科技，改良中国这方面的不足。当时主持修订历法是颇为重要的职位，因为中一向以农立国，历法决定每年百姓生活的运作时序。此外，历法也牵涉到天象方面的理解与预测；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皇帝皆称为天子，天象方面的预测，事关国家命运及帝皇统治的大事。监正的位置何等重要可想而知；然而当时钦天监的副手（监副）却是汉人。在排斥西方事物的前提下，加上不满洋人“垄断”钦天监的大权，清初的朝廷开始酝酿清除洋人势力的暗涌。办法就是以历法的修订为借口，向教士们发难。

打击洋教士的时机终于在顺治皇帝去世后出现。顺治对教士恩礼有加，在位时其他人对教士不得不顾忌三分。顺治去世不久，朝中的反教官员，即以西洋教士将违反中国传统的理论（主要在修历方面），带入中国历法为由，控告教士“妖言惑众”。当时在反教大臣的推动下，摄政大臣们（继位的康熙皇帝当时尚幼）想以这个罪名杀害天主教教士，以求斩草除根；但是他们发觉太后等人，仍然在情感上倾向保护这些西洋教士，所以只是将教士收监，未加杀害，教士们乃得保性命。只是那些与教士素有来往，尤其是改奉天主教的人士与官员，大致上都受到牵连，或被杀，或被监禁。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历狱”的事件。

后来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察觉到历狱乃是冤案，决心为教士平反，也借此彰显他亲政后的圣明。于是安排了一个场合，巧妙地让继任的汉人钦天监官员，与监狱中的教士，进行现场的天文学比试。然后在确认教士在天文上的准确及钦天监官员的谬误后，康熙指出当年历狱的“妖言惑众”，根本是无中生有，实属欺君大罪，予以追究。当时反教的钦天监监正，仍然以传统中国文化的优越为由，为自己申辩说：“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这番辩词说到底，无非是以“中国至上”的观点，来排斥“西洋文化”。但是康熙不为所动，将这位汉族大臣革职，让教士官复原职重掌钦天监，平反了历狱。史称事件为修历之争。天主教的传播事工，事后也得以在中国继续。

从这事件我们看到几个相当重要的功课。首先，基督教信仰从西方来到东方，很容易因文化的差异，而遇到抗拒。中国人往往抱有一种中华文化至上的观念，因而采取对抗的心态来看待外来的宗教信仰。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非常小心处理文化方面的冲突。文化的差异虽然无从避免，但是必须小心处理差异，以免尖锐化，带来冲突。因为文化差异倘若尖锐化，将会孕育出“文化本位主义”的思想，处理不当就会无法收拾。

第二方面，修历之争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朝廷的保护与帮助，西洋教士在反对的声声浪中，仍然处于下风。过去唐、元二代基督教的末落提醒我们：一旦朝廷的保护消失，传教工作就容易瓦解。这轮明末清初的第三度接触，朝廷的保护撤去之后，天主教的事工竟然熬了过来，终于等待到平反的机会。从中看出，即使获得朝廷的保护，传教工作仍然缺乏长久发展的条件。天主教之所以熬过来，皆因其根基开始稳固。只有自身的根基稳固，才是长期发展传教事工的真正基础。

第三，在整个修历之争中，反教人士一直使用文字，来挑起反教的情绪，而且果效颇大。在西洋教士被下监之前，这些人已经撰写了许多文章、书刊，在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中散布反基督教言论，指责教士妖言惑众。这现象提醒我们，在传教事工上，文字的威力，不容忽视。反对基督教的人既然借文字丑化基督教信仰，信徒就当在文字方面，正面宣扬基督教信仰，也要善用文字来进行护教。修历之争得以平反，固然得力于统治者的帮助，但是教士在文字方面，如果能够做的更加彻底，后果说不定会不一样。

整体而言，修历之争表面看是历法的争议，但实质上，却是基督教信仰背后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不协调。修历之争过后，这份不协调并没有终止。来到康熙的晚年，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终于演变为“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始末

平反了历狱的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教义，确实颇为开放。他曾写过一首诗，谈论人生中的真正福气，末后四句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可见他对圣经教义的正面态度。事实上，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与规模，加入教会的人也不少，罗马教廷派赴中国的教士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接下来的“礼仪之争”，说不定中国当时已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国家。

礼仪之争的爆发，源于西洋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不同观点而引发的。比方说，在中国文化里，孔子被尊为圣人，因此每个小孩子开始读书时，都需要向孔子的画像跪拜行礼。问题在于这个礼仪，到底是表达对孔子的尊敬，还是对孔子的一种拜祭行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倘若仅是一种尊敬孔子的举动，教会当然可以接纳；但若是被视为拜祭的行为，教会只能拒绝这样的习俗，因为它违背了圣经里“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向偶像下拜”的信仰立场。起初来华的教士，循着利玛窦的路线，将这些礼俗视为“尊孔”，在性质上不属于“拜祭”。来到传统的“祭祖”习俗，利玛窦认为只要不涉及向先人“敬拜、祷告、祈愿”，所谓的“祭祖”仅是追念先人，教会应当接纳中国人的这个风俗。利玛窦的做法，显然是要将“拜祭”的成分，从“祭祖”中逐步减少，使之成为“敬祖”，从而减低中国固有文化对基督教的抗拒。但是后来到中国的教士，开始抱持相反意见，认为“拜孔”及“祭祖”都属于拜祭行为，应该一律禁止。接纳与禁止双方，各自向罗马教廷申诉其立场，而罗马则倾向禁止这类行为的一方。结果在中国的天主教内部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在争议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康熙皇帝本身的立场。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其一是康熙一向认同玛窦认的观点与做法，认为反对礼仪的教士，既不懂中国礼仪文化，也蛮不讲理。其二是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康熙认为对于孔子或先人的礼仪，不论如何解释，牵涉到的都是中国文化风俗习惯的问题，中国人要如何取舍，决定权在中国皇帝手中。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皇帝（中国），不能单方面听任教宗（西方）的摆布。罗马教廷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事情既然牵涉到信仰，这些中国信徒，就当接受教宗的最后裁决，因此教廷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双方在争论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无法协调的矛盾。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人改信天主教之后，是否需要放弃原来中国文化里面的各种风俗。虽然当时教宗派出特使，远道而来北京试图解决争议，但是特使的立场显然倾向教宗的观点，致使争议更加陷入僵局。

面对让他越来越反感的教士，康熙至终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土地上传教。犹幸皇帝对教会的态度还算温和，所以在执行上留下空间，容许那些接受利玛窦观点的教士，继续留在中国传教，这道禁令结果在康熙朝年间，并未严格执行。只是当康熙去世之后，情况立刻出现变化。康熙去世时，皇子之间在继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最终雍正成功取得政权。即位后的雍正皇帝，怀疑教士曾经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并且也无法认同教廷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因此严格执行康熙所颁布禁止传播天主教的谕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自1720年全面执行禁教令之后，开始面对打击。

即使如此，有人估计到了十八世纪末年，全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人数仍然超过二十万人，而且当中包括了士大夫阶层及知识分子。只不过在禁教令下，仍然持守信仰的人遭到很大的挫折，信徒的处境也越来越恶劣，致使这场礼仪之争终于悲剧收场。从信仰的角度看，这个悲剧对中国教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

有人认为，按当时康熙皇帝对天主教信仰的态度，如果礼仪之争能妥善解决，康熙皇帝极有可能受洗加入教会，日后中国人的反基督教情绪，也将大为降低。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看法认为，幸好康熙皇帝没有受洗，不然中国可能会演变成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以天主教作为国教，这对基督新教未必是好事。这些都属于揣测之谈，只能见仁见智了。

结语

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当外来宗教信仰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对这外来信仰，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发生冲突，许多中国人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那一套？从修历之争到礼仪之争，背后的关键正是这个问题。一直到清末民初，屡次发生的反基督教运动，背后仍是这个因素作祟。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天主教这次在中国的传播，其实还算是成功的，因为禁教令并没有摧毁在中国的天主教教会；在禁教令之下，许多天主教信徒仍然暗地里聚会，可见这个教会已经在中国生根。如果天主教的成功，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回头看，当年利玛窦对礼仪的观点与路线，是否值得我们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