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唐初到清初三度扣门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整个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从宗教改革背景而来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中国，但其他形态的基督教却在此之前，即已来到中国。在十九世纪之前，不同形态的基督教，已经三度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信仰（请参阅图二十七所列）。

福音信息一定要传达万方万民，此乃教会从一开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为此四处奔走，宣扬十字架的救赎。尽管中国对他们而言非常遥远，又充满着神秘色彩，中华大地仍然成了他们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稣基督诞生之时，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时值东汉时期。有些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然而却甚无历史依据。有确实证据显示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唐朝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

唐朝的景教

在1623年（明朝），长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碑石，其上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考究之下，发觉竟是记述唐朝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纪念碑！后来，在1908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现在终于可以确定，“景教”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份是公元635年。景教碑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原来在第五世纪早期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多留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波斯一带的聂斯多留派教会相当兴旺，而且怀抱相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当时他们派遣了教士阿罗本前往东方，循着古代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的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以表达其教义所带来的光明与新生；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扬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相当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845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到了879年，皇帝甚至下命令完全禁止景教的活动，景教乃完全从中原消失。

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当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朝廷的保护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基督教当初在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随之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唐朝政府下令要消灭的是佛教，但是佛教没有被灭，反而在中国继续生根、扩展；景教并不是被禁的宗教，却受到牵连，甚至消失，其根基之脆弱，可想而知。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石了。

元朝的也里可温

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信徒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信徒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信徒！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信徒也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

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是如日中天之际。因为听闻蒙古的军人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教士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蒙古语，意即“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信徒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如豁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即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努力下，甚具规模。另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为北京教区的大主教。其后，罗马陆续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而瓦解后，也里可温也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完全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随元朝一同瓦解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生存。孟高维诺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1313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就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捐献才建成的。但是朝廷的支持一旦消失，教会也就无法立足了。除此以外，景教信徒与天主教信徒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传教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信徒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缺乏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况一样，元朝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未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后世的凭吊对象！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期间发生的。

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依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打开了中国传教的门。

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1601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耶稣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献一幅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利玛窦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后，更多天主教教士也陆续东来，强化了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担任诸如今日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当中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

可惜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1720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皇帝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支持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当时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经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到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已达二十一万人之多。只是清朝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

基督教第三度莅临中国，可谓仍是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不得不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极为相似。虽然说这轮天主教的事工仍是失败的，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个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力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课题。

结语

清初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逐渐沉寂下来。这三轮的接触，都无法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到了十九世纪初年，在普世宣教运动的影响下，基督教传教活动，才透过中西方的贸易管道，再次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