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普世宣教运动

十七至十八世纪这个阶段，一方面是复兴浪潮涌现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基督教各个宗派稳定建基与发展的时期。复兴浪潮为教会事工提供了人才，促进了几乎所有宗派的发展。经过这个建基的阶段后，基督教到了十九世纪，进入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阶段，就是宣教运动大范围出现，其规模可谓空前，影响极其深远。

曾经有人认为，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并不看重福音的传递，以致宣教事工落后于罗马天主教，结果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到十九世纪才兴起。这个观点其实有些偏颇。从当时的需要来看，改教家不得不为信仰的正确性，与罗马教廷周旋；他们对信仰的陈述，偏向教义方面也是事实。只是这个取向无可厚非，实乃当日需要使然。若不是这些先辈们的努力，为信仰打下正确的基础，恐怕教会也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另外从当日的处境来看，刚刚脱离罗马体系的基督新教，仍然处于萌芽阶段；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说，基督教会的内部还不是十分稳定。这不是说，改教时期的教会对尚未信主的人，漠不关心；事实上，主要的改教家都关心异教徒在灵性上的需要，只是缺乏客观条件，无从推动宣教。对比之下，罗马天主教的条件较为优胜，以致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其宣教士已经开始投入海外宣教。基督教在这方面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开始掌握所需的条件，情況才有了改变。

宣教运动出现的背景

为何在十九世纪，普世宣教运动会在基督教会里面兴起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一个国家如果要从事海外宣教工作，就必须能够将宣教士安全地送达宣教地区。因此从事宣教的国家，必须拥有相当的海军实力，才能够顺利地将宣教士送到海外，才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从中世纪末到宗教改革初期，掌握海事力量的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及葡萄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换言之，制海权一直掌握在天主教人士手上。这就是为什麽这两个国家，很早就在中南美洲建立起众多殖民地的原因。在罗马派与改教派的对立下，他们当然不会支援基督教的事工。基督教的海外宣教迟迟无法推展，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直到改教后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毁在英国人手上，情况才开始扭转过来。到了十九世纪，英国、荷兰、德国、挪威等国家的海事实力，逐渐超越了天主教国家，使海外宣教得以全方位发展。与此相关的，还有欧洲国家在航海技术上的改进。有研究指出，欧洲的科技大约在十六世纪末开始赶上中国；到了十七世纪，开始领先世界。这当中包括了航海方面的技术。这也使到航行到远方地区，变得安全起来，间接促使更多人愿意到这些远方国家去宣教。

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的政治气候，也直接带动了海外宣教事工。十九世纪也是欧洲国家推动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为了种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欧洲大陆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积极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治理上，往往需要一些居间人来扮演桥梁的角色，以调适当地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统治者本国的人士，显然较为容易获得殖民地政府的信任；而这些本於耶稣基督的爱，到来宣教的外国人，也较为容易获得当地人的接纳，因为毕竟宣教士都没有配备武装，与殖民者很不一样。殖民地政府因此察觉，来到海外的宣教士，比较容易与当地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这对统治来说肯定有利。殖民地政府如果在当地，获得宣教士的协助与支持，就会更有效地管治殖民地。因此，欧洲各国基本上都相当支持海外宣教工作。这样的氛围为教会与宣教士提供了许多方便以及协助。再加上统治的国家本身，都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派驻殖民地的各级官员对教会事工也抱着支持的态度。即使宣教士对于殖民地政府提出批评，只要没有带来太大冲突，双方关系仍能和谐共处。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在海外宣教事工上，不但没有拦阻，反而相当支持。

除此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宣教事工所需的人才问题。如果要以普世作为目标来推动宣教，这场普世运动就必然需要大量人手投入，方能有成效可言。所需要的，不单只是愿意长期投身宣教工场的宣教士，也需要大量愿意长期支援宣教事工的信徒，方能成事。在教会较为冷淡的时期，教会与信徒一般上不会主动地投入宣教工作。然而经过十七、十八世纪连串的复兴运动之后，教会慢慢出现了一批对信仰、对传扬福音、对于主的大使命托付非常积极的信徒。这些人当中包括了为福音的缘故，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前往任何地方的人。不论当中的困难有多大，他们都乐意成为宣教士，长期投身宣教工场，甚至终老在宣教地区。更多的信徒也透过支持宣教，来表达他们对福音事工的关切。

在以上这些因素配合下，普世宣教运动得以诞生在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会，使福音跨出欧洲，向世界各地蔓延出去。

大规模的宣教活动

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欧洲教会开始涌现大批的宣教机构。这些机构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宗派教会内部组成的官方宣教机构。在行政与决策上，这些宣教机构通常隶属于某个宗派，推动该宗派各堂会积极投入海外宣教事工。另一类是称为信心差会的超宗派宣教组织。这类差会没有与任何单一宗派挂钩，而是由各个宗派的人士共同设立的。这些差会从各个宗派中，吸纳他们所需要的人才，也从各个教会与信徒的捐献中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这两种形式的差会各有所长。宗派背景的差会，一般而言具备较为稳定的支持以及经济来源。这些宗派会在每年预算里面，拨出宣教所需的经费，确保海外宣教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类宣教机构在事工的推展上，也往往比较有长期的计划，系统地逐步推展海外事工。相对而言，超宗派的差会，由于不隶属某个宗派，就必须在信徒中间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才能够确保事工顺利发展。但是信心差会也有自身的长处。只要他们的事工让人满意，方针获得认同，就同样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而且这些支持不仅来自某个宗派，其支持度有可能超越宗派差会。他们所需的人才，也可以按需要从各个宗派中发掘，使事工进行的更为扎实。不论取舍如何，历史告诉我们，这两类差会在十九世纪相互配搭，发挥各自的长处，让福音透过涌至全球各地的宣教士，遍布世界每一个大陆。

普世宣教的图画

要认识普世宣教运动的图画，不妨从一些较具代表性的差会入手。比较有规模的大型差会，在英国有循道会差会。上一章介绍过英国的福音复兴运动，如何在卫斯理的带领下，冒出了循道会，使英国教会出现了一番新气象。当中许多信徒看重福音，关切尚未听闻福音者的需要；他们决定投身宣教，把福音带到世界各个角落。结果于1786年，循道会内部组成立了这个循道会差会。

另外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是浸信会差会。十八世纪的浸信会，在当时还不算是很大的宗派。但是一些浸信会背景的牧者，在1792年，创办了浸信会差会。其中一个发起人，名为威廉克理，于差会成立次年即动身前往印度宣教。威廉克理是近代宣教史上一位非常出色的宣教士。他的举动也激发了许多人，认真关注海外福音工作的需要，为宣教史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页。

因着宣扬福音的需要，接下来英国出现一个非常著名的超宗派差会，名为伦敦会。顾名思义，它不是单一宗派的差会，而是在英国首都伦敦地区，在各教会、宗派间推动宣教的教会联合机构。伦敦会于1793年，威廉克理到印度去的那一年成立，成员包括来自不同宗派的教会领袖。不久之后，英国圣公会内部也决意推动宣教事工，应教会架构上的需要，部份来自圣公会的人士，在伦敦会之外，成立了另一个差会，而许多原先伦敦会的圣公会人士，也转而投入在这个圣公会差会。这时候的英国海事实力非常强大，殖民地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两个英国的差会，差派了大量的宣教士前往英国分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就包括了1807年率先前来中国传道的首位宣教士马礼逊。

德国的福音教会（即今日的信义宗教会）也同样投入这场普世宣教运动。十九世纪初，德国以及邻近地区成立了好几个差会，当中较具影响力的，是称为“三巴会”的三个差会。这三个差会在中国都采取音译方式，在名称上皆以“巴”字开头，就是巴色会（Basel）、巴陵会（Berlin）与冕会（Barmen）。他们都是来自德国的宣教士，彼此之间许多方面都有合作，因此后来被冠以“三巴会”的名称。巴色会成立于1815年，开始时仅以德国福音教会差会为名，后改称巴色会；巴陵会则源自1800年的一个训练宣教士的事工，后于1824年成立自己的差会；三者中规模最大的巴冕会，更能显出当日的差传气氛。原来早自1799年，德国莱茵河一带成立了众多的小规模差会推动海外宣教，后来他们于1828年合并成为一个差会，德文名字开始为巴冕差会，后来取名为莱茵差会，到了中国后按音译改称礼贤差会。同样地，这些源自德国的差会，也努力地派遣大批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扬十架福音。

除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外，宣教浪潮同样影响了美洲的教会。在许多方面，美洲的教会都受到英国教会的影响。但大觉醒复兴运动出现之后，美洲教会也同样体会到海外宣教的重要性，在英国的差会之外，成立了自己的宣教机构，于十九世纪初开始差派宣教士到亚洲及非洲去。这些发自各个宗派的差会一直持续增加，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可以说几乎每个宗派都有直属于总会的宣教单位。

除此以外，一些非常著名的信心差会，也稳健地成长，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影响。当中比较熟悉的信心差会，是戴德生牧师于1865年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当时中国已经有许多宗派的差会在国宣扬福音。戴德生体会到需要有一个超宗派的组织，来结合各教会的力量，以便更有效地向中国人传福音，特别是离开中国沿海地区，进入内地省份去传扬福音。后来因着种种因素，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福音工作，相当成功，在中国教会的发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结语

这场普世宣运动历经整整一百年，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一些乐观的人士甚至认为，只要继续循此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福音将会征服整个世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这股普世宣教的冲劲，在一些冲击之下，慢慢减弱。

回顾十九世纪的普世宣教运动，不难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与警惕。第一方面，海外宣教工作与当日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关系密切。普世宣教的扩展，在许多方面固然得到殖民地主义的支持，但是在殖民地所建立起来的教会，非常容易带着殖民主义的色彩，以致在许多殖民地百姓眼中，基督教常常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同路人，导致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当地人中间，难以维持原先的吸引力，甚至成为反帝国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这方面的困扰也进一步阻碍了宣教地区教会的发展，因为反殖民地主义，教会一直无法有效地在中上阶层人士中间扩展，只能在基层人群中，缓慢地建立。这也导致了亚洲与非洲地区的教会，一直面对领导人才匮乏的难题，进而造成宣教地区的福音工作，长期需要依赖宣教士来维持。好些宣教地区经过整整一百年的耕耘，教会的领导权仍然留在外来宣教士的手中，无法交棒与当地信徒。许多殖民地的教会一直无法真正地独立起来，从而削弱了教会的影响力。长期由宣教士主持的教会，也带来另一相关的难题，就是这些教会一直带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导致在一些具深厚传统文化的地区，基督教信仰与当地文化一再呈现冲突。这情况在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尤为显著。这些因素，使普世宣教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年，处于一种几乎无法继续前进的境况。犹幸掌管历史的主，让转机出现在二十世纪，使欧洲以外地区的教会，逐步走上本土化的路向。

若要厘清改教之后，复兴运动与宣教运动在时间上的关联，大家可参看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