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三章 中古末期的改革运动

在中古晚期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在修道院里面的，讲究属灵追求、爱慕认识基督，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在中古晚期表现出来。另一股势力则是在教会的架构里面，一些不称职、生活不检点的圣职人员开始操纵教会的日常运作。前者在一般百姓心目中，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一种高尚的理想；而后者虽然掌握教会的运作，百姓对这等人却非常不满。

改革的呼声

教会开始走向腐败，不可能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事实上，中古晚期十三世纪中叶开始，要求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呼声，即一再出现，开始形成改革的共识。教会上层的掌权者既然都是些不大称职的人，要求他们自发地改革，显然不切实际。但是因着修道精神的高涨，修道院对教会架构形成一种压力，让这些改革的呼声找到了代言人。修道院在改革的诉求上，扮演了为民请命的角色。

因此，在中古晚期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大部分都是民间自发的，由地方上的宗教领袖站出来对抗罗马教廷。要注意的是，其实罗马教廷并不完全封闭，在教廷里面还是有一批头脑清醒的人。他们认为改革是需要的，他们既然是属于那个架构的一部分，他们的改革就以比较缓慢、逐步的方式进行；而民间所要求的改革相对而言显得强烈、激进得多。

威克里夫

民间的改革，最出名的有两位人士。第一位是英国教会的威克里夫。对比欧陆上的国家，英国在许多方面都比较特别，主要原因是英国的地理位置，不在大陆上，作为岛国，自成一格。因此英国虽然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在许多作风上却又相对独立。在大陆上流行的一些事物，往往需要经过颇长的时日，才能够越过海峡，影响到英国本土。当教会腐败情况越来越普遍，大家都渴望具体改革时，英国教会的感受也同样强烈，但是拦阻改革的因素，在岛国上却并不如欧陆上那般强烈。

威克里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人物。他基本的主张认为，教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圣职人员的素质出了问题。当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的人，并不是一些真正诚实服事主的人，又怎能期望他们可以有效地改革教会呢？即使改变制度、重申某些规定或要求，若圣职人员本身拦阻这些改变，制度上的改变也只是徒然的。威克里夫采取的路线，认为必须从人的素质着手。他这番言论的矛头，显然指向教宗本身。因为如果仅是改变、撤换一些圣职人员，在上的掌权者却没有改变，到头来上行下效，圣职人员只会继续由不称职的人担任。因此威克里夫认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教宗本身。

因此威克里夫对教宗的批评，相当强烈。威克里夫观察认为，教宗不容易改变的原因，是由于教宗职位的权柄太大，太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教宗的权柄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无视所有人的意见，单单依靠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拦阻其决定的人，教宗又可以运用其权柄，一一加以排除。结果一旦教宗走偏了，其他的教会领袖也就无可避免地跟着偏差；上面错，下面也就跟错。因此威克里夫强烈地抨击教宗的绝对权柄。然而当日的一些人，却认为这种思想过于激进。教宗的位分，在当时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身份已经逐渐从彼得的代表，转化提升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反对教宗的人，按当时的理解而言，就等同是反对基督。威克里夫却准确指出，教宗虽然具有代表基督在地上执行使命的身份，但是假如他本人离开正路，就失去了基督代表的身份，再也不能将这样的教宗视为基督般顺从。因此教宗倘若犯错，旁人可以指出其错误。

在改革的要求下，威克里夫也进行了另外一件影响相当深远的事，就是在当时流行的拉丁文圣经之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供当时的英国信徒阅读。结果在英国本土，出现了一本普通英国人可以读懂的英文圣经。这对罗马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事。罗马教廷一直认为教会需要采用一个标准的圣经翻译本作为准则，而不能随意自行翻译圣经。教会千百年来，一直是以拉丁文作为标准译本。如今竟然有人放弃拉丁文圣经，鼓励使用本土语言来翻译圣经，对教会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所有地区都采用本土语言的圣经，拉丁文的标准作用就会失去；一不小心，也可能导致异端性的教义出现。因此罗马教廷对威克里夫的行径坚决反对、大加挞伐。结果进一步加深了罗马教廷与威克里夫之间的矛盾。

然而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的举动，影响深远。“威克里夫”这个名字到今天仍然是翻译圣经的代名词，原因在此。除了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英文之外，威克里夫也在一些教义的观点上，反对罗马教廷的立场，最显著的是他反对将每周的圣餐的性质变为每周的献祭行动。威克里夫认为我们不需要在每一次的圣餐里面，重新将基督献在祭坛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成就了永远有效的赎罪行动。在信仰层面，这个观念相当关键，而罗马却偏偏为着保持传统，而排拒威克里夫的教导与言论。

威克里夫穷其一生的精力，不断推广本土语言的圣经，反对教宗绝对的权柄，要求改变传道人的素质，要求正视教义上的偏差等等。教廷对他十分不满，甚至在他死后，仍然处以鞭尸的惩罚。但是威克里夫在英国却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跟随威克里夫的人也进一步贯彻他的思想。这些后来被称为罗拉德派的人，两个两个地组成小小的福音队伍，去到英国各个角落，将威克里夫的思想向老百姓传递，在英国兴起了一股改革的运动。只是英国教会的高层，仍然保持着与罗马教廷的良好关系，以致这个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仍然无法带来具体、深远的改变。不过改革的诉求与作风却因此奠下了根基，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发芽生长。

约翰胡司

另外一位人物是波希米亚人约翰胡司。波希米亚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约翰胡司本身只不过是波希米亚地方上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同样看到圣职人员、教廷作风的腐败，因此提出改革的要求。他的诉求基本上牵涉到教会的架构、运作的方式、组织的问题等等，并且大力抨击罗马教会干预地方教会过甚。这些抨击无疑是公开地挑战“教宗乃是教会唯一至高元首”的传统立场。

教宗对付约翰胡司的方式，比对付威克里夫更为激烈。一方面因为约翰胡司身处欧洲大陆，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约翰胡司所在的波希米亚，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与罗马教廷仍然维持相当程度的来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因此教宗下谕令将约翰胡司驱逐出教会。这道谕令在波希米亚仍然无法有效制止胡司。教宗进一步颁发“禁止往来令”，制止任何人与约翰胡司来往。这道命令影响非常严重，因为约翰胡司身边的朋友，从此再也不能与他来往，否则也会面对同样的制裁。

虽然许多波希米亚人仍然非常支持约翰胡司，但是违反这道命令确实会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约翰胡司只好避居波希米亚首都的郊野，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支持者也只能暗中与他来往，给予支援。虽然面对强大的压力，约翰胡司的跟随者一直认定约翰胡司并没有错，也越发支持胡司所提出的改革主张。约翰胡司的追随者继续把他的理想，散播到波希米亚各个角落。最后，教廷感到非常为难，于是决定采取激烈的方式，去压制胡司派的影响，以图彻底解决这个难题。教会在一次大公会议中，公开邀请约翰胡司出席会议，答应给他表白立场的机会，并且保证约翰胡司的人身安全。约翰胡司认为这是伸张其主张的良机，在信任个人安全获得保障之下，欣然赴会。当他去到会议中，却发觉并没有给他充分机会辩白，而且被判定为异端，当场被关押起来。由于被冠以异端的标签，其人身安全保护令也被会议作废，结果会议将胡司处死，将他活活烧死在木柱上。以这般强烈的方式处置异端分子，在当日并不多见，可见教宗与教廷多么极端地，要将约翰胡司的改革主张镇压下去。

正因为对付约翰胡司的手段如此激烈，胡司派的人反而更加坚定地持守胡司的立场，导致波希米亚教会，兴起了一股改革的浪潮。约翰胡司本人虽然不在，其追随者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了一个脱离罗马教廷的独立教会。当这场运动逐渐普及在波西米亚人当中，教廷才醒觉到，虽然能够杀死一个约翰胡司，却无法对付千千万万其他胡司派的信徒。

影响

胡司的殉道给欧洲大陆带来一个重要信息。一方面，改革的诉求显然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坚持改革的人需要作好随时送命的准备。因此，欧洲大陆上出现两种反应。一些认同改革诉求的人，赞同胡司派的主张，对罗马的高压手段不加理会，继续宣扬各种各样的改革；另一些人虽然认同改革的需要，却认为采用约翰胡司的方式，未必奏效，因而开始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去推动改革。后者往往以较为隐藏的方式，在教会内部架构推行变革。这两种取向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并在马丁路德出现于历史舞台时，再度发挥深远的影响。

因着威克里夫和胡司的影响，欧洲大陆上许多小团体、地方教会开始仿效他们的主张，推行内部小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的声浪在当时欧洲大陆，是相当普遍的。每当改革的诉求变得较为激烈时，连当地的统治者们都深感不安，因为大家无法预料与罗马对抗的后果将会如何。不少王侯本身虽然认同这些改革，却始终不愿意与罗马教廷公开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教的委任权。因为一旦教宗成功委任与王侯作对的大主教，王侯的治理肯定会面对诸多不便，甚至会无法实施其政令。因此在这个阶段，欧陆上的统治者面对教廷时，大都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任何过激的改革运动，也会不惜使用武力干预。当时殉道而死的，不单是约翰胡司一人，其他一些地方上推行改革的教会领袖，也都遭遇了殉道而死的下场。教廷就是为要表示坚决反对改革运动，才对死后的威克里夫采取激烈的处置方式，以警惕其他的教会人士，不得挑战教宗绝对的权柄与地位。

结语

教廷的这种取向，导致许多隐藏在教廷里面的改革分子，颇为失望，他们对改革运动的理想始终落空，无法完成。正因如此，教廷的绝对权威也就长期缺乏有效的制衡，教会的腐败行径亦随之加剧。就在威克里夫与约翰胡司的言论开始蔓延时，教廷方面也经历了最为混乱的阶段。这些混乱也逐渐让人对透过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彻底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