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卫斯理时代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动乱，黑暗，和大变迁的时代。以当时英格兰的情形论，交通落后，政治腐败，人民贫病愚弱，在贵族阶级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十八世纪英国封建社会已开始动摇，新兴产业在萌芽中，乡村人口逐渐移向都市；工人以贱价出卖劳力，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他们的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当时的立法及行政权力完全操纵在贵族手中，平民无权过问，法律不过是维护贵族阶级及压迫平民的工具。刑法之严酷，为欧洲各国所少见；十三岁的小偷因窃取三个先令亦被处死刑，无怪许多史家称十八世纪在英国为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一般平民因生活穷困，精神苦闷，整天劳动，不知有所娱乐，偶然有一点空闲，即饮酒滋事，咒骂吵架，据历史记载当时伦敦每六家屋子即有一间酒肆，这般酒肆门口多挂着招来的广告牌子，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便士小醉，两便士酩酊！”妇女进酒肆去买醉的亦甚平常，社会道德生活之低落，于此可见。

当时的国教安立甘会在贵族阶级的控制下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徒具形式，缺乏宗教活力。教会的领袖如主教，长老，牧师等俨然成为特殊阶级，其中良莠不齐，和政治上的其他机构没有两样。许多牧师道德败坏，一味谄媚贵族阶级，求权求利，把救人灵魂的神圣工作置诸脑后。整个说来，教会已远离群众，无法领导人民的道德生活。穷苦的人不觉得他们和教会有什么关系，教会亦很少关心他们的问题。有钱人上礼拜堂去也不过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历史记载当时的有钱人上礼拜堂去往往有三数个仆从跟随左右，一个拿着脚垫，一个提着酒壶，另一个捧着一本圣经。这样的怪现象，教会亦不加禁阻。

上述种种乃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和教会的一般情形，卫斯理之出现，正如当年传悔改福音的施洗约翰一般，立刻高声疾呼，指出当代英国的一切罪恶，毫不隐讳。一七四六年他发表”再向有理性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言”一文，大胆地宣称本国是一个背叛上帝，违反诫命的国家，号召上下各阶层的人痛切悔改，且认为当务之急为宗教与道德生活的复兴，为个人灵魂的得救，和教会的改革。那时候他最常用来劝勉同工的一句话乃”救人灵魂是你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工作。”对一些灵性较高的教会牧师，他则以”坚持圣经的教训，传扬圣经的真理”相劝勉。以后他在各地所组织的团体虽都热心地领导社会服务工作，如救济贫病，扶助孤寡，推行义务教育等，但从基本上说，这些团体仍不失为培养灵性的宗教团体。团体所最注意的乃每一份子的信仰是否纯正，灵命是否长进，生活是否合乎圣经的教训，行事为人是否荣耀主名。卫斯理深知教会冥顽，积弊甚深，本身无能力肩负使命，所以需要许多灵命活泼的宗教团体来辅助它，充实它，给它注入新的血液。我们可以断言卫斯理始终无意推翻国教，正如他虽严厉攻击当时腐败的贵族政治，却无意领导革命。他热爱国教，正如他热爱国家一般，他希望国教会因他的工作而健全起来；主观方面他亦无意独树一帜，与国教分离，虽然以后循道派的发展在客观上逐渐逐向于分离一途。对这一点以后当再讨论。

因为深信”凡爱上帝的人亦必爱他的弟兄”这一真理，卫斯理认为若看见弟兄姊妹衣不蔽体，或缺少日用饮食，不给他们必需的帮助，却告诉他们”平平安安地去罢，”是很可耻的，所以他在传播福音之余，从未忽视帮助穷苦无告的人民解决生活上问题。在他所到的地方，他为年老的寡妇筹设老人院；为患病而无力就医的贫民筹设免费治疗所；举办贷金，免息贷与经营小本生意的贫民；又为贫民设习艺所，教授谋生技能；设学校，教育贫民子弟。上述种种社会工作若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许是平常事，但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却是很不平常。以后英国国会逐渐通过了许多保护劳工及为穷苦大众利益着想的法案，所受卫斯理思想和循道运动的影响甚大。

许多历史家称十八世纪循道派所传的为”平民的宗教”，这话非无根据。记得当卫斯理初次（一七三九年四月二日）在大街上作露天布道的时候，他特地宣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一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原来当时英国的贵族及社会上层阶级多属安立甘会会友，而国教以外的其他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等的会友多半为小商人及中产阶级，循道派则以最穷苦的下层阶级为主要对象。初期循道派的传道师，教师，以及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等几乎都不是受薪的，大家在卫斯理兄弟的感召下，献身工作，忍受一切穷困生活。循道派在各地建设的礼拜堂也都是最简单的建筑，只求实用，不计外表。

像这样温和的一种宗教复兴及社会服务运动，以常理论必能获得广泛的同情援助，但事实却不如此。初期循道派信徒及传道师所遭受的迫害几乎是从各方面来的。安立甘的主教及牧师们不公开反对他们的是少数的例外。虽然卫斯理和他的弟弟都是安立甘会所按立的牧师，但很少有教堂肯让他们进去讲道。一七四二年卫斯理回到故乡厄普卫司，很希望能在他父亲当过多年牧师的教堂讲道，亦遭拒绝。甚至有的教会拒绝他领受圣餐。当时英国所谓上层知识阶级对循道派亦极尽其讥讽辱骂的能事，从一七三八年到一七五一年这段期间，伦敦有好几种刊物经常刊载攻击循道派及卫斯理个人的文章，以污语烂言造谣中伤；甚至有专以嘲笑循道派为目的的戏剧出现。另有一种更残暴的迫害，即地方上的恶霸往往受行政当局或甚至教会的指使，雇用地痞流氓，到循道派聚会的地方捣乱，目的在破坏他们的聚会，恫吓参加聚会的人（参阅一七四八年八月廿五日，一七五〇年五月廿二日日记）。捣乱的方法不一，或从远处飞掷砖石，或公然持棍棒入人丛中打人，或故意将牲畜赶进会场。地方官吏且曾多次非法拘捕循道派传道师，投他们于牢狱，或强迫他们服军役。至于放火烧毁循道派信徒住宅及夺取他们财物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可是这种种迫害并未打击卫斯理所领导的这一宗教复兴运动，相反地，循道派的影响一天比一天大，其在各地团体的会员数目一天比一天多。卫斯理所到的地方，不管湖滨或山上，不管荒野或闹市，千万人追随着他，听他讲论福音的真理，接受他的谴责，在他面前悔改认罪，归信基督。卫斯理斟酌各地需要，替他们组织团体，筹建聚会所，使弟兄们早晚聚会，以加强团契生活；或则筹建学校，使信徒子弟有接受良好宗教教育的机会。过些时候，他又动身到别的地方去，若当地已有了团体的组织，那么他除了领会讲道之外，还得分别接见团体小组领袖，垂询会务，听取报告。若团体中有了信仰问题或人事纠纷等，解释劝导或作决定的责任也大半落在他个人身上。这样，当他在那地方的工作完成之后，他又动身他往，访问其他地方的团体。他一生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风尘仆仆的旅行生活。当时英国的交通极落后，卫斯理一年四季骑着瘦马赶路，风霜雨雪的威胁，关山峻岭河流池沼的险阻，不一而足，但他甘之如饴，从未有一日倦怠。读卫斯理日记，他生活中的最典型的一天约如下述：清晨四时起床，先有约一小时的个人灵修。五时主持晨祷会，向团体会友讲道，然后早餐。天刚亮即上马前行，随身带着书籍，在马背上阅读。经过村庄的时候他下来向村民讲道，然后继续前行，一路读书。天黑时投宿旅店，先把马洗刷干净，并喂草料，然后自己用膳。若当地已有循道派团体，晚饭后则需约晤团体领袖或传道师，或主持崇拜聚会，再向会众讲道。睡前他照例写日记，复信，整理文稿。卫斯理精力过人，且一生爱惜光阴，不肯随便浪费一分钟，所以他除了旅行布道，及指导各地团体的会务外，生平还有大小著作二百三十余册之多，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其中重要著作除宗教问题的以外，有英国史，罗马史，伦理学等，且曾编订希伯来，希腊，及德法等文字典。他的一部”医药手册”介绍七百二十五方药方，可治二百四十三种疾病，销行最广。这部书于一七四七年初版，到一七九一年已经有了二十三版。到他晚年的时候，统计他生平从著作所得的稿费及版税在三万镑以上，这一大笔款项除了一小部分充作他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费用外，全数捐助给贫民，及经费比较困难的团体。他对于金钱的态度有一句足以传世的名言，即”尽量地节省，尽量地捐助，”而他本人确能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一个传道者若想积聚钱财，即等于是拿火藏在怀中，其结果必然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