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美洲回国后，卫斯理暂时住在伦敦，这时候他结识一位从日耳曼来的青年传道者，名叫彼得伯勒尔（Peter Bohler）的。伯勒尔是日耳曼仁那大学的毕业生，由摩拉维亚派领袖亲岑多夫（Zinzendorf）按立为牧师，遣派前往美洲卡罗来纳州工作，途经伦敦。他和卫斯理兄弟一见如故。在数次谈话中他一再向卫斯理说：”我的弟兄呀，你应当放弃你的哲学！”这话在卫斯理心中像一根刺般地使他难受，他曾反复思索这话的含意，总觉不大明白，直到三月五日（一七三八年），据卫斯理在日记上所记的，他忽然”清清楚楚地觉悟到自己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因为他还没有那种”人所藉以得救的信。”这一觉悟严重地打击着他，甚至使他灰心，认为自己”不该再传道了……怎能把自己所没有的信仰传给别人呢？”他把这意思向伯勒尔提出，所得到的回答是：”你要传信的道，直到你得到了；然后你因为有了信，必然传信。”（见日记，一七三八年三月四日）。对于这一劝告，卫斯理虚心地接受了，但心中仍不免犹豫，总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教义，难以向人宣讲，尤其是关于”临终悔改”或”瞬间的改变”这一种教义，他一向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他不明白”信如何能在一刹那间获得”，”一个人怎能从黑暗突然进入光明。”可是这些疑虑不久也都消除了。原因是当他心中有疑难问题的时候，他知道从圣经去求解答。在新约中，特别是使徒行传的记载中，他发现蒙召的人”很少不是在一刹那之间改变而归向上帝的。”还有，当他开始传信的道理时，第一个接受而悔改的恰是一个已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这囚犯在受刑的前夜听卫斯理谈论因信得救的道理后，接受救恩，一时心中充满喜乐，所有忧惧立刻消散，因他知道自己的罪已蒙主宽赦，死的权势不能再威胁他了。这一个活见证配合着圣经真理的启示，使卫斯理从此不再怀疑，他在同年四月廿三日的日记上记着：”到这里我的强辩始告终结，现在我只有呼求说：主呀，我信不足，求你帮助！”

五月十九日可说是卫斯理转变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整日神思不定，坐立不安，好像肩膀上有千斤重担压着。以后他在日记上写：

……今晚上我勉强去参加亚得门街的一个聚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为罗马人书所写的序文。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当他讲论到藉着基督的信，上帝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我觉得心里异样温暖，觉得自己确已信靠基督，惟靠基督得救；并且得到一个保证，祂已经洗清我一切的罪，且已拯救我脱离了罪与死之律。

这事以后，卫斯理相信他自己确已”因信得救”，内心的见证使他不再怀疑，虽然魔鬼仍然用种种方法试行动摇他，但他步步制胜，在主里面已经有了巩固根基。

原来”因信得救”的道理在英国安立甘教派中失传已久，所以一经提起，许多人当它为新奇教义；现在卫斯理既接受它，就放胆讲论，毫不畏缩，虽然因此受多方面的攻击，不再动摇。这一年夏季，卫斯理实现了访问摩拉维亚的宿愿；在马利恩坡地方会见摩拉维亚派领袖亲岑多夫和其他的许多传道师，以后又分别访问该派散在各地的团体，尽可能接触灵性高超的同道，同他们交换宗教经验，参观他们的孤儿院及学校，出席他们的会议。这次的访问在卫斯理脑中留下很深刻印象，尤其当他看见这一派弟兄们在几处风景幽美的山谷中过集体生活，亲爱如同手足，不禁想像到原始教会信徒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心中深受感动。可是卫斯理比竟是一个感觉锐敏，观察和判断力俱强的人，在两三个月和摩拉维亚派信徒接触当中，他亦看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就是他们过份地夸张自己的组织和坚持自己的主张，以致造成一种极端浓厚的宗派色彩。这成为以后卫斯理和摩拉维亚派分离的原因之一。

从欧洲大陆回英国后，卫斯理更加辛勤地工作。这时期他经常来往于牛津及伦敦二地，凡欢迎他讲道的礼拜堂他都进去讲道，以外的时间则访问监狱及贫民区，找机会与人作个别谈话，晚上的时间他多半参加费特巷（Fetter Lane）团体的聚会。当时经常在费特巷聚会的人好些是摩拉维亚派信徒，大家在爱心中祷告研经，互相劝勉，追求灵性上的进步。就在这时候，卫斯理的好友，牛津圣社的老伙伴威特腓德从美洲回国，由于他的影响，卫斯理终于大胆采纳那他一向所不同意的户外布道方法，并彼此开始他半世纪以上的宗教复兴运动。原来威特腓德未赴美洲之前在英伦即已声誉卓著，他的口才及讲道的能力在当代鲜有其匹。此次归来，声望更隆，每作证道，千万听众从各地赶来听他。也许因此引起教会领袖的疑忌。当他访问布里斯它的时候，多数教堂不许他讲道，连向监狱囚犯证道也被禁阻。威特腓德看见无数饥渴的灵魂嗷嗷待哺，而教会冥顽不灵，难以肩负救人灵魂的使命，乃决心仿效当年基督在海边，在野地上教训群众的先例，实行露天布道。一七三九年二月十七日他初次在京斯威德（Kingswlood）向一群煤矿工人讲道，有两百听众。第二次听众约二千人。以后每次讲道，听众竟多至一两万人。不久威特腓德拟往他处布道，请求卫斯理前来接替他在京斯武德及布里斯它一带的工作。卫斯理去了之后，威特腓德让他亲眼看见露天布道的情形，起初他心中作难，总觉得在户外布道是不合体统的。三月廿九日他在日记上写着：”我生平重视各种仪礼，认为救人灵魂之事若非在教堂中举行，即无异是一种罪。”可是这时候的卫斯理已明白活的宗教不应受外在形式的拘束，所以虽然他的正统观念及重仪派气质有时仍在心中作怪，但已不足抑制他那救人灵魂的热情。

户外布道和卫斯理后此约五十年的宗教复兴运动是不可分开的。从这一年的四月开始到年底这八九个月当中，卫斯理在布里斯它和附近市镇讲道约五百次，其中在教堂内讲的不满十次，余者均假露天举行，每次听众从二三千人到一二万人。从此时后，卫斯理足迹遍英伦三岛，四十多年当中他所走的路程总共约二十五万英哩，讲道约四万次，渡海至爱尔兰四十多次。正如他自己所说而为后世布道家所乐于援引的一句话：”全世界是我的牧区！”以后受他感召，由他亲自训练的旅行传道师数目一天比一天多，而他所领导的循道运动深入民间，掀动民心，蔚然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宗教及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