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以利亚和耶洗别

以巴弗

今年10月初，看到《天风》月刊上，为纪念吴耀宗而写的，一篇醒目标题的文章：《吴耀宗和王明道》。这个标题以十分鲜明的色彩、高度概括了不久前约五十年的一段历史剧变时期中、神在中国教会里的两个重要人物，和他们二人所起的作用的比较。在“三自”出版的月刊上、登载这样的文章，那是官方的声音，是很顺理的事，没有任何可奇怪之处。文章作者本人，于五十年代中，就曾经是此刊物上积极攻击神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的炮手之一。

在不认识真神的世人眼中，吴耀宗是党和政府所认可和挑选出来的“中国基督教”界的革新领袖，也就是“基督教”堂堂的官方领袖；而王明道则不过是个不识时务、竟敢公开反对“三自”、应予以打击和专政的反动传道人、可怜虫。两个人怎么能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呢？然而，在至高神、永生神看来，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以吴耀宗为首的，和他们在全国众教会范围内所发动的“三自革新”（“三自爱国”）运动，这是有强大政治力量作为后台和靠山的；这个运动和组织的本身，也正是为新政权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因而它完全受到新政权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实质上，他们和他们的这个运动，也是为党、为新政权所领导着、指引着、控制着。党和新政权所奋斗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圣经真理的传扬和普及、神的教会的存在，明显与此目标和远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这些东西之必须消灭或必能逐步消灭是肯定的事，至于消灭的时间和方式方法，却是个关键，不能随便。既不能性急，又不能放松。若简单地光用行政手段或专政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历史上已有无数经验教训，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起反作用，只会把许多“信教群众”赶到敌人那边去，与革命和建设都很不利。所以，必须制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消除“教徒”们的顾虑。即对其绝大多数“教徒”要采用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方针，逐步纳入党领导的改造规道。（虽不提“改造”宗教，实质上却是在不声不响中改造着）。只有极少数阻碍者，且在不得已时才按形势的要求，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

团结广大教徒的基础是“爱国”。因为只有“爱国”，才是不认识神的政权得以领导“信教群众”的最好方法。若能真正激发起信徒的爱国热情，就能有效地抵消和涣散基督徒绝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心志和属灵的追求。正如圣经中，圣灵所热切劝勉、尖锐指出、警告和叹息的话：“不要爱世界（包括爱国）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壹2：15）。在爱国的实践基础上，可以消除基督徒和所有不信者的区别和隔阂，成为“爱国一家”，可以“同负一轭”，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条团结改造（同化）的路子和策略，要比用强制办法高明得多，效果好得多、大得多。

只是有一个困难，若是由不认识神、敌挡神的统治者来直接领导和管理教会，那是很不方便的事。必须在教会内部寻找代理人，并组成代理的组织。现在既有吴耀宗这一类“基督教界的爱国人士、领袖”起来，在全国教会内部发动一场“三自爱国”运动，组织“三自爱国”委员会，这正符合党和新政权的政治需要。如果说，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管理和控制教会不太方便，则“三自”组织就正是实施党对神的教会领导、控制和改造的最合适的中间纽带、最合宜的组织形式。双方各有需要：一个找到了最强有力的靠山，全心效劳；一个遇见了最理想的代理人，大力支持。二者交易成功，紧密结合。

吴耀宗是谁？他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父神面前悔改认罪、接受神儿子为救主，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罪、成圣称义、圣灵重生、得着基督的生命、做了神的儿女、等候救主再临的基督徒吗？他是神的仆人？是从神差遣来的吗？

主耶稣曾清楚地教导我们：他是好牧人，为羊流血舍命；他又是羊的门，我们都是从他这个门进来的（悔改认罪、接受他为救主，靠他的宝血洗罪、成为圣洁、与神和好，即靠主耶稣进到神面前、进入羊圈）。但有些人也进教会里来，却不是从主耶稣救恩的门进来的，不是主的羊，并没有靠主得救。他们是“从别处爬进来的”、“是贼、是强盗”，起着破坏神的教会圣洁的作用。他们与属主的人生命不同、本质不同。不要以为在教会中的人都是主的羊，不是的。主又郑重地警告我们说：“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看着好象一只羊，因为有与羊相仿的一张皮，生命却不是羊、乃是狼的生命。只有用主的话作标准，细细考察他们所结的果子，才能认出他们狼的本质来。

吴耀宗是怎么跑进“基督教”里边来的？他不是经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洗罪、重生、得救；不是，他不是从这个救恩门进到教会里来的。他“信仰”的根基，是欧美（尤其在美国）神学界中发展的一种所谓“新神学派”（简称“新派”），他是这棵坏树所结出来的坏果子，后来也长成了坏树后，又结出新的坏果子来。（在那期《天风》的另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一点点事实）。

那种所谓“新神学”者所信的是什么呢？他们根本不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永生神，也不承认天地万物是从神所创造的。主耶稣不是神，也谈不上是神的儿子，更不可能是从童女马利亚生的。没有天使，也没有鬼或魂。他们不信有神迹奇事，千方百计用自己臆想出来的胡编，来“解释”圣经中明记的神迹奇事。尤其他们不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认为主的升天、主的再来等等，也都不过是虚无飘渺的神话就是了。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神愤怒的审判、没有灭亡、没有永生。他们倒也会说“神”，也会挂着基督的名；但他们所说的“神”、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是“博爱”。“神”、“基督”都是“博爱”精神的象征性名词。什么“天使”、“魔鬼”、“圣灵”、“天国”，通通都是象征性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他们所提倡的是“社会服务”、博爱精神、改良（改造）社会，改革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提倡人类相爱，致力于教育、救济、和平签名等等，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和政治活动。所谓“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所传的福音，根本就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拯救罪人、免灭亡得永生的天国福音，而是另一种叫做“社会福音”。

很明显地，这种“社会福音”根本不是主耶稣的福音，不能使任何罪得赦免、不能使任何人得拯救，根本不是从神来的。而是如保罗所指出的：“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的一种“别的福音”。（加1：6-7）圣经曾严厉宣告说：传这类“别的福音”的，不管是谁（即或是“神学教授”、即或是“主教、领袖”），是应该被咒诅的（加1：8-9）。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所谓“新神学派”的人，实质上是“不信派”、是假先知。我们基督徒岂能不警惕吗？岂能不分辨出他们假先知的本质吗？其实，这类“新神学”的“不信派”，并不光是近几百年来科学发达以后才冒出来的什么新东西。他们的根源，古时就有了。

在当年，就是包括“大祭司和他的同人”在内的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有什么特点？他们不信神迹、不信复活。主耶稣面对面地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太22：39）这种不信的人是无法得救的，因为得救是因着信。可是，撒都该人却在以色列神的家中占着很高的地位。现代的撒都该人在现代教会中的地位也很高。美国许多有名的神学院大都为他们所把持。许多“主教”、“神学院长”就是他们一类的。他们有很高的学问、很广的知识，可就是没有经过悔改重生而得救；他们不是主的羊，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和圣灵的工作。这件信与不信、得救与灭亡的大事，哪里只是什么“神学观点不同”呢？那是真弟兄与假弟兄、真师傅与假师傅、真先知与假先知的本质区别。不但美国不少有名的神学院为“新神学派”所把持控制着，连在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神学院，也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

例如，北方的协和神学院及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就是。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南京的金陵男女神学院中，“新神学”的侵入就曾引起神学院内部的激烈争执，即纯正信仰、坚持圣经真理的教师们与“新派”教师间的争论（他们在各公会中势力很大）。“新派”倒并不排斥纯正信仰的教师，他们是所谓不同派别可以和平共处的大杂烩。但坚持福音真理的教师，怎么能与这帮假先知取得调和、混杂和妥协呢？神的仆婢如果要坚持福音真理，与这帮人的分裂、就无法避免。

以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毕教师（美籍）为首的中外教师、学员，当时几乎全体从金陵女子神学院中毅然脱离出来。她们在没有各公会的支持、经费和物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依靠神，搬到上海，逐步在江湾区另建立了一个“中华神学院”。我还记得我母亲（她是原金陵神学院毕业的）在我十三四岁时，曾专门说到这件事情。她说：“金陵女子神学院好比一个表，表的空壳子还留在南京，表里所有机器（全体师生）却都搬到上海来了。”我听后，脑子里印象很深。单单从这一件具体的事情中，也能窥察到当时中国各教会中，特别是教会组织的高层次内，坚持真理的神的仆婢们，与这帮“不信派”假先知所进行的争战是多么激烈啊！大概是1955年吧，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在《灵食季刊》内《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则对中国教会中间这个大争执，说得更全面、更详细，其中包括一些假先知的具体人名。（保罗等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中也曾对假先知公开提名）。

吴耀宗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曾参加过“新神学派”发起的“唯爱社”，担任过《唯爱》刊物的编辑。他在“青年会”中是个比较活跃的分子，也曾作为代表参加过一些基督教的国际性会议。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9.18”和“1.28”，直到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运动，组织过一些救亡团体。他擅长也热衷于搞爱国内容的的政治活动，而且是挂着“基督教”名义的与不信的爱国者一起搞。他很有政治家的才能和风度，并善于团结人、动员人，有不错的组织天才，又热情、又谦虚，使人感到他是个有魄力、值得敬重的人。或许我说得还不够确切，他的确具有上述不少优点、特色。

但这一切优点、特色，都与福音真理无关，与主耶稣的救恩和生命无关，与父神的选召和差遣都丝毫无关。在中国和世界广大不信的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或遇见一些品格高尚、博学多才、平易可亲、宽厚可敬、有眼光、肯牺牲、有坚强毅力、有智谋胆识等，比较值得敬重的人。但他们却完全不属于神（甚至是与神为敌的）、与主的救恩沾不上边。神的眼光与世人的眼光截然不同。神从来不拿这些优点，来评价或审判一个人。这些东西更不是区别真假先知的标志。

在旧约时代，挪亚以后人类就按着宗族、语言和不同地域分帮立国，世界上的邦国可真不少。但唯有以色列民被神拣选、专属于神、认识神，是神的家、是称为神名下的、是神在世上的见证。其他的列国万帮，即使文化高、版图大、经济发达，却都活在罪恶中、黑暗里，都不认识真神，都拜着各自的偶像。能不能照世人那样，把以色列国当作列国万帮之一？我们不能，因为神不是这么看。神看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民23：9）。今天是新约时代，神同样如此：教会是一群被神建造、蒙主救赎的人，也不列在世界一般的团体之中，不属于任何一国一帮。他们不属世界，如同主自己不属世界一样。他们是神的家，基督是他们的头；他们旅居在地，是神和基督在地上各国中的代表和见证。以色列民从出埃及开始，就在世上列国中，很长时期为神作着各种见证，神的作为主要在以色列人中。

在这里要特特提到一个时期，即亚哈作以色列王的时期，也就是耶洗别和以利亚的时期（参王上16：29至王下9：37）。这是以色列国比较险恶、比较严峻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严重、所以特殊，主要因国中出现了一个耶洗别。在这个时期之前，以色列人也曾拜过偶像、惹过神发怒。耶罗波安王起，曾在但和伯特利两地各树立一个金牛犊，把金牛犊代替了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耶和华来敬拜，这就是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王下12：28-33）。但等耶洗别作以色列王后时，神的家、以色列国的形势就大大恶化，已经不单单是拜金牛犊的问题了。

因为金牛犊虽属违背神律法的偶像，它却仍旧作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耶和华的象征（王上12：28）。而耶洗别则是从她本国，也就是从列国的假神偶像中，引进另外一个神“巴力”，（“巴力”原意是“我主”，见何2：16）。这个外邦神巴力的一套东西，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甚至以色列众人都分不清楚，巴力和耶和华究竟谁是真神，好象都应该敬拜。耶洗别倚靠她王后的地位和政治权势，把拜巴力的原则迅速推广到全国范围。那些敬畏耶和华、专心守神诫命，不肯拜巴力的人中，除了以利亚曾进行一次公开抗争和较量外，全以色列国竟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巴力的。这真是以色列国作为神家的一段极其恶劣的历史时期。

耶洗别原本不是以色列人，她根本不认得神，与神的拣选和救恩无分无关，却一下子钻进来做了王后，在以色列全国很快掌握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她很美丽、更很能干、魄力很大，在她面前没有人敢反对她，说个“不”字；连国王亚哈也只不过是她手中的傀儡，随她摆布。她很熟练精通巴力的那一套东西。她不单是个掌大权和实权的王后，更是具有极大迷惑力的假先知，甚至连一些神的仆人先知们，也有不少受她迷惑、分辨不清而随从她的（启2：20-23）。她影响和控制以色列全国的年数很长，有好几个王朝（王下9章），是神的家以色列国历史上的一个突出人物。这段历史，不但在旧约时代中神十分重视，属灵上的争战特别剧烈，神自己的作为也格外显多。而且到新约的教会时代里，还有着惊人的历史重演。我们教会的元首主基督，在启示录里向着他的七个教会发出的预言、劝勉、评价和警戒中，就严肃地提到耶洗别性质恶劣事件的历史重演。

主所警戒的这件事情，并不是指古时的那个耶洗别，而是指末世教会时代发生的耶洗别（启2：20-23）。与古时相比，表面的形色和具体条件虽很不一样，但事情的实质却是相同的。（所以，主就用耶洗别之名来表达这件事的实质）。而且这件事丝毫不亚于古耶洗别时期的那种恶劣性和严峻性。主用警戒推雅推喇型教会的话，警戒了他七个（即所有）教会和教会的使者。今天，我们能明显地看到，在中国的教会，竟然也经历着这样一段恶劣的时期。就是“耶洗别”的时期、拜巴力的时期、由假先知耶洗别来教导神的仆人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与巴力相联合）的事的时期。其影响决不是个别的、部分的，而是全国性的。只不过，它呈现着“中国的特色”而已。这不是说，外国的教会，不是今天的时代就没有这类事情了，有！可是形式不同、特色不同。中国的耶洗别就是吴耀宗。吴耀宗（及其同伙）是耶洗别性质的一个（些）典型人物。

在今年《天风》第九期的那篇文章里，曾故意突出了在中国的几位有名望的神的仆人和使女们。例如：贾玉铭、杨绍唐、焦维真、陈崇桂、江长川、竺规身、谢永钦等。似乎因着这好几位有名望的神的仆人使女竟也先后终于加入了“三自”，所以全中国的基督徒也就应该跟着他们一同参加、一同去与世界联合、一同去随从党的领导、一同去敬拜“祖国”这个大偶像。应该指出：这几位的确是神的仆人，神曾大用过他们，他们也曾向主长期忠心过。他们跟吴耀宗不一样，不是耶洗别、不是假先知，是有基督新生命、真属主基督的好仆人。很可惜，这些有名望的神仆人使女们，竟在最后的一段事奉中、重要关键的时刻（也有过去就曾有所偏离正道的），心灵迷糊起来，终于在这最后一段事奉道路中、争战和见证中，给自己点上了一个大污点。其中，还包括着文章未提名、且曾大大搞臭过的神仆人倪柝声弟兄。他们虽然的确是神在中国曾大用过的器皿，是教会的重要使者，他们的功绩不可抹煞；主却不客气、不苟且、重重地责备了他们。

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们），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启2：20-23）。在他们之中，虽然后来有对参加“三自”这件事痛切后悔、且表达了后悔痛苦之意的。当然，后悔的总比至终不后悔的好。但有点晚了，项圈已经套在自己脖子上，绳子牵在人家手里，见证已经失去，只好随人摆布了。直到今天，他们这几位神仆人的名字，仍被人捏在手里利用着、欺骗着不知内情的广大圣徒。神仆人们的这个教训很惨痛、很值得所有爱主的圣徒、尤其是忠心事奉主的众仆人们所吸取和警惕。

以吴耀宗为首的现代耶洗别们最大的“功绩”是：他们依靠世人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后台权势，把全国所有教会都组织了起来、统一了起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以“三自”为名，不是把在中国的众教会“自”到神和基督那里去，听神和基督的指导、命令和管理，而是“自”到与神、与教会不相干的党和政府那里去，归在世界政权的隶属之下，按党和政府的意图去行，把党和政府作为神的教会的太上皇。他们把教会原先的头——基督架空了，最多成为一个装门面的假头，真头却换成了党和政府；有这个真头实际上领导和支配着全身。或者说，他们把基督用宝血救赎出来归自己为圣的贞洁童女，用拉皮条式的拉回到世界那边去，重新投入世界和祖国的怀抱里，与之联合、与之行淫，惹新郎的忿恨；他们把世人所敬拜的大菩萨（祖国），搬进神的圣殿（教会）中央公开跪拜，把世人的口号“爱国爱教”作为基础纲领代替真理的总纲，实际上取消了神的最大命令“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他们不但把祖国与神并列，而且是先国后神（“爱国在先”），严重地破坏了神命令总纲的基础。这一系列“功绩”的作用，是完成了和继续完成着党和政府对神的教会实行领导、改造和操纵的政治任务，是为世人的政治需要服务和继续服务着的。

就在这段假先知耶洗别钻到神的家中掌了大权、而原先神的许多仆人竟软弱俯从的严峻时期，神预备和使用了他的忠仆以利亚。他是唯一敢于公开与耶洗别、亚哈及巴力争战的。他公开站在父神的一边，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为主作了重要的美好的见证。在中国的这个时期之初，神的忠仆以利亚就是王明道先生。虽然在以利亚之外，神还保留有七千人，他们都能坚持不向巴力屈膝，至死不与偶像亲嘴。但光有这七千人是不够的，神更需要至少有一面鲜明的旗帜、至少有一个公开的见证。神很早就选召了、造就和差遣了王先生作为他的忠仆。三、四十年代时，他就是神在中国特别重用的仆人之一。全国南北各地，甚至海外，有千万信徒从他（和其他神的仆婢们）得到供应、蒙到光照和受到激励。在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行为方面，他不但是劝勉众圣徒，更是严以律己、身体力行地作出了美好的榜样。对真理和正义，他坚持不放松；对错误和虚假，他驳斥不苟且；尤其在权势和压力面前，他依靠主不惧怕、不偏离、不屈服。神早已锻炼了他，使他成为神军旅中的一员勇将。

当太平洋战事后至抗日胜利前，在华北日本铁蹄的统治下，许多教会的领袖们（听说也包括陈崇桂），按着日本统治者的意图，打出“三自”的表面招牌，立即组织什么“维持会”，不久又改成什么“联合会”，再改成什么“教团”。日本统治者及皇军宪兵队怎么指示，他们就怎么卑躬迎合，照着去做。是什么教会的“三自”呀，只不过是日本统治者在后台牵着线的傀儡罢了。感谢神，使他的忠仆王先生紧紧靠主，顶住被封闭取缔的威胁，不参加；冒着被捕和被押到宪兵队受酷刑的危险，不屈服、不合作。又感谢神，神自己保守了他的忠仆经过火窑和狮子洞而未受伤害。

几年中，宪兵队始终未敢下手逮捕他，也未敢下令封闭和取缔教会，显明了神的大能和荣耀，作出了美好的见证。不是宪兵队真的不敢，是神不许可他们那样做。其实，按肉体的性格说，王先生并不是一个生来的硬骨头、倔性子。恰恰相反，正如他在《五十年来》中提到的那样，他生性比较软弱、胆小和惧怕。（这个性格，在以后的软弱失败中更能看出）。王先生之所以能刚强，只不过是由于神的恩典托住；是由于更惧怕神，不敢违背主命，不敢得罪神。这就是我们任何人能刚强得胜的关键。可是，后面的争战，比起日本侵略时期的那一次来，就要困难、复杂和严峻许多倍了。

中国解放了，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巨大的变革，都面临着“怎样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新的特殊时代环境中，做好一个基督徒？遵行好神的旨意？作出主美好的见证来？”这么一个课题。一面，要按圣经的教训和吩咐，在神所设立的新政权面前，在一般的世事之上，都能好好服从执政者和掌权者，尽自己的本分。即，把该撒所当得的物，都归给该撒；另一面，又要不爱世界上的事物，而把自己分别为圣，专遵行神的旨意，跟随主走好十字架的道路。同样地，教会也必须分别为圣，不与世界搞任何联合，不跟随世人和潮流走，而是向主忠心、作好主所托付的见证，以迎见主面。总之，把属于神的物都归给神，决不能把神的物也交给该撒去领导和管理。

前半部（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困难不大；而后半部（神的物归给神）却是一场厉害的争战，需要摆上自己的利益、地位、前途，甚至性命。尤其是一个神的仆人，矛盾更为尖锐、难处更多、责任更大、道路更窄、榜样也更重要。若没有撇下一切的踏实准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走不下去、走不好的，更无法跟主走到底。世界的潮流在那里汹涌澎湃，许多人一看风向不对，就把主放在一边，赶紧转向投入洪流，寻找世上的前途去了。所有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们也很快面临着一场极大极深远的考验。随从耶洗别呢？还是紧贴着主准备好背十字架？很多人犹豫不定，也有人来回摇摆。可是，风浪越来越汹涌，逼着神的众仆人和众儿女们迅速做出抉择。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神兴起和使用了他的忠仆以利亚。只有一面旗帜树起来，且是很鲜明的，它使许多人心眼明亮、内里刚强。忠于主的人一见这面旗帜，心中就得安慰，献上感谢。但同时，这面旗帜也立即成为执政者耶洗别和广大开始拜巴力者的眼中钉和众矢之的，是个

明显的打击目标；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终于，王先生本人下了监、教会被取缔，又在全国范围内被批判毁谤。那时，阴云密布，好象天要塌下来。只有少数紧紧跟从主的人被主保守，心眼明亮，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路越来越窄、越走越难走；但是，该付的代价早已备妥，随时按需付上。

“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雅5：17）。古时的以利亚，在耶洗别的强权迫害下就是如此。虽然他靠主刚强，作出了当时恶劣时代中的明亮见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胜利是基本的。然而，正当此时，他听到耶洗别一句厉害的话，一看形势不好，却使他软弱了、害怕了，拔腿逃跑了、灰心了，在罗藤树下求死了。神知道他仆人的软弱、仇敌的凶狠和形势的险恶。神却没有因此指责他，而是饶恕他、体贴他，并逐步启示他、回答他的哀诉，并逐步再加给他恩典和力量，要他继续走前面尚远的最后一段路。现代那位以利亚，也照样有过相当大的软弱和失败，那是从第一次下监就开始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不够警醒，或许是由于存有侥幸心理、对形势的严峻程度估计不足，也或许是由于倚靠主不够绝对。总之，被捕时他有过惊慌，有过心灵紊乱、不知所措；加上监中犯人们对他的不断折磨，且甚想念外边的肢体们，急于盼望被释放出来见肢体们一面；甚至糊涂到情愿写一份不出于内心的、而完全随从政府意图的“检讨书”，以换取释放。那份“检讨”在全国范围内一公布，许多肢体就因之灵里受了伤、受到绊跌，但仍有少数肢体靠主不但自己站稳，还反过来勉励了主的仆人。

主的仆人首次一出来，立即意识到自己大错了，自伤自痛的程度并不亚于彼得在鸡叫以后。一张公鸡叫鸣和彼得流泪仰望十字架的大图片，一直挂在主仆人床边的墙上。虽然获得释放了，却除了自恨外竟说不出一句话，愧向主、愧对肢体们。他出监后的表现，并不符合政府期望他和要求他的。因为，他除了自恨痛苦以外，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替政府“做工作”（敌挡神、与世界联合和为政府效劳等工作）。于是不久，第二次又下了监。最近，我才听说主仆人公开地暴露自己在长期监狱中所有过的几次失败。几十年过去了，他靠主站住不屈服、不下拜。第二次获释出来后，仍旧公然抵制“三自”，坚持到底不参加。现在已经寿高年迈（90岁），耳近聋、眼近瞎，不能再继续为主作多大事工了，但主所交托给他的时代任务，他已经基本完成。

主要赐给他那个早就预备好了的公义冠冕。这个冠冕，与万王之王所要施行对耶洗别及其同伙的审判，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人们对耶洗别再大肆“怀念”、涂脂抹粉，再歌功颂德也是白费的。　

以巴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