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复兴之后

王先生调到养病房之后，开始写材料翻供，前后写了有好几个月之久。等翻供翻完了，他就写材料给政府进忠言，并且希望被采纳。

从一九六零年二月到南所，四年多来王先生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多少劳动。起初，只是一般性的学习，没有具体内容。等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九评》出来以后，他们就念《九评》，这才有些实际东西可谈了。王先生因为耳聋，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学习，政府就让他看报自学。到九、十月时，王太太开始劳动，参加陈善理大夫她们那些犯人的打毛衣组，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底。

王先生的忠言进得差不多时，就有别的犯人调到养病房来和他同住。从这时起，政府就叫他们作些轻微劳动——修塑料凉鞋，就是把机器上压出来的塑料鞋的毛边，用小刀刮干净。调进来的人中有鸣放时期的大右派葛佩琦，还有一个姓杨的青年人，自称是长老会医院女传道杨恒锦的侄孙，并说是在王先生教会受浸的，但王先生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这个年轻人，有一天小声对王先生说：“那边那个大屋子是反省号 （即禁闭号）。关在那里的人，一天就给两碗粥喝，直到饿死为止。”

王先生修了几天凉鞋以后，心里想：“不对，修凉鞋这个工作是犯人干的事，我已经翻了我的案，我不是犯人了，怎么能干这个事？”于是他拒绝去干。监狱的干部张干事来对他说：“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不能决定事情。法院判你什么罪，我们就照着法院判决的执行。所以你跟我们讲理没用，我们不能同你讲理，你可以写材料给法院。”于是他就写了。有没有用呢？ 当然没用。他不服气，监狱的邢科长就把他喊了去，问他说：

“你怎么不劳动？ 你怕劳动？”

“我不怕劳动，我很喜欢劳动。”王先生说，“在外边时我一直就是劳动的，但叫我以犯人的名义劳动我不干，因为我没有犯罪。”

邢科长看他态度倔强，就对他说：“你不劳动，我强迫你劳动。”

“我等着你强迫吧！”王先生回答。

过了一两天，王先生又被喊到办公室去，好几个干部都在那里，从他们的服装看，都是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位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劳动？”

“我没有犯罪，我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王先生说，“我可以劳动，但不能跟犯人一块儿劳动。”

“你不劳动，就把你禁闭起来！”邢科长说。

“禁闭就禁闭，禁闭也禁闭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于是邢科长喊了一个犯人，拿着他的东西，把他从谈话室送到反省号里去了。

反省号是一个阴森的地方。前面是一条信道，信道旁是一排木制的房屋，每间屋子只关一个犯人，又窄又小，犯人关在里面，既不能走，也不能动。屋子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上。昏暗的电灯装在天花板上，高高的，没有人够得着，因为怕犯人触电自杀。每天早晨有人把马桶拿出去，倒掉再送回来，大、小便都在里面。关禁闭的人整天就在屋里呆着，不能出来。王先生因为听说过反省号的情况，知道反省号里的人早晚得饿死，他就想：“好，我就活活饿死吧！”谁知并不是那样，还给送饭来了，是从门上的窗口递进来的。

当天夜里他躺在炕上，想起孔子说的一句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意思是说，要在检查自己的过错上多下功夫，而少去怪罪别人。他就觉得他用那种强硬的态度跟邢科长讲话，是太不对了。第二天早晨他想写材料，就向干部要纸和笔，但人家不给他。他想那就算了，只好不承认了。到了晚上，另一位干部到禁闭室来，问他说：

“你要纸的？”

“是的，我要纸。”

第二天他们给了他一些纸，也借给他一瓶墨水和一枝蘸水钢笔。王先生就写：

“那天我对邢科长说话的态度太凶恶了，这是我不对。我在外头时跟人说话，都没有那样凶过，何况在监里对政府干部呢？ 那是我的错。”这么一服软，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那天正好是元宵节，他们还端了一大碗元宵给他吃，但是没有立刻放他出来，而是要看他的表现如何。

他在禁闭号呆了大约四个月。到他快出禁闭号的时候，邢科长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我派两个人带你出去参观，你快换一身干净衣服。”他就换上第一次出监后做的那身新衣服，又穿上他的新皮鞋，到一个地方集合。到了那里，他看见一个熟人，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辅导员寇淑珍姊妹。王先生想：“她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她不是参加‘三自’了吗？”原来王先生头一次出监时，她已被派到基督徒会堂作女传道，曾积极劝信徒参加三自会和拥护三自会。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传道人不全心全意地搞三自，还想保留自己的信仰，都为当权者所不容。寇淑珍恐怕就是这样被捕的。

这次参观是政府为监狱犯人组织的一次活动。他们好几十个犯人乘一辆敞篷大汽车到沙滩，参观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收租院的模型和图画。他们看见有水牢，是刘文采为惩罚那些不交租的农民用的。带他们去的那个干部指着王先生对讲解员说：“这个人耳聋，你得大声跟他讲。”那个讲解员就等别人都走了以后，专门给他一个人讲，一样一样详细地解释收租院里的事情。

看完收租院以后，他仍旧回到禁闭号去。没过几天，就叫他收拾东西，把他送到一个大监房去了。这里是他解放前去布过道的地方，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陈令雄先生等人当时都关在那里。他们因为认识了王先生，解放后都曾去过基督徒会堂聚会，听他讲道。

一九六五年，王先生意识到政府有意放他出去，只要他肯争取。但他知道出去以后还是得参加三自会，倒不如呆在监狱的好，所以他没有走那条路。如果那时他真地被释放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所遭遇的恐怕比老舍先生还要惨。他遵行了神的旨意，神就用监狱保守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