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在平江路的日子

“王明道获释”的消息，像关不住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人闻风而至，走进上海平江路十三号那个小小的房间，看望阔别二十余载主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关怀他和敬爱他的，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不管是谁，王先生都欢迎和接待，并且畅所欲言。

消息从国内又传到了国外，海外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迁到武康路后，继续有各个国家的人去看他。除了阿拉伯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外，有十六、七个国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最多的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西德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和芬兰人。日本虽然是佛教的国家，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他把自己几十年的事情，特别是在监狱里八年的失败，都讲给他们听，他常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廿八章十三节） 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一位姓孔，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一方面是为吓唬他，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 我没有要出来，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 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体无完肤，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就胆子小，脸皮薄，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 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活多少年啊？ 把他逮捕进去，很快就会死在监里，政府担个臭名，何苦来呢？ 但又怕他扩大影响，于是采取一种措施，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注意那些人，使他们不敢再去，把他孤立起来，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正巧碰上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上海的孙女在那里。她看见那位姓刘的干部，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幸亏你的一句话，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以后就不去了，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一直称他为大哥，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正好时魏素兰姊妹来了，站在床那边，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像俞崇恩、俞成华啊 ……”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 原来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怎么还可能来呢？ 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别人叫我写，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香港给我出版，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还附录了《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一直留在唐庄，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他就把它退回去，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是那里的退休职工，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姓刘的不来了，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把人搞得心神不定，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她，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给王先生寄去一信，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特寄上三十元给你，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并且还当常委，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我是反对三自会的，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甚难走开。但经研究，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是因北京多人来信，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但他们年老体弱，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他是我救主，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救赎我罪恶，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蒙了神的恩典，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重新站立起来，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路仍旧照常去，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常到这里来，不对。”

“没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王先生不肯接受，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廿四日手术，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