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荫营十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因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 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辩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一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饭的祷告，在监里也是不许可的。

有一天，大同的邢干事到荫营来了，走进王先生他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在大同斗争过王先生的兵痞犯人说：“王明道，你看谁来了？”意思是说，斗争你的人来了。王先生一点也不怕他，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再斗争他了。但那个兵痞不久却得了中风，早晨还在院子里跟人说笑，下午就有人告诉王先生说，他已经被抬到医院去了。

荫营的犯人都穿公家发的衣裳，上面印着红漆盖的两个大字“荫劳”。王先生初到荫营时，还没注意到，就那么穿着。有一次指导员作报告时说：“当然，公家发给你们的衣服都盖着印。你们自己的短裤或背心，凡是要穿的，也要拿出来盖印。”然后就有一个干部拿着红油漆到他们的屋子里来盖印。王先生有两件衣服，是他自己的，不肯让他盖印。从这时起，他才注意到“荫劳”就是“荫营劳改犯”的意思，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指导员说：“我不是犯人，我不能穿犯人的衣服。凡印上红字的地方，我就拿块布把它盖起来。”

有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看下棋，王先生也站在那里。指导员指着王先生衣服上盖着的那块布说：

“你盖着这两个字不好。”

“我盖着好，”王先生说，“这叫作‘实事求是’。是犯人，就要印‘荫劳’；我不是犯人，就不应该印‘荫劳’。”

“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在监里啊？”

“我是‘坐监者’，像保罗、西拉、杰里迈亚、米该雅一样。”王先生说，“那几个古人都坐过监的，我也像他们一样坐监。”

指导员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他就公开穿他自己那没有盖红印的衣服。

有一个犯人叫郑维的，在那边院里站着说：

“你用布盖上‘荫劳’，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我能上厕所，我现在必须去大便。”王先生说，“我已经写了报告向领导说过了。”

自此以后那个犯人也不管他了，在荫营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穿没有盖红油漆字的衣服。已经印上字的，他就拿块布缝在字上面盖起来，冬天的衣服用蓝布盖上，夏天的衣服用白布盖上，一直到他出监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王太太十五年的刑期满了，她的儿子天铎去接她。他以为办了手续，就可以把她接出去了，殊不知刑满的犯人不能回家，还要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根据政府在那一时期的规定，凡是刑期已满的人，不管判的是一年，还是几十年，一律都要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监狱外边劳动，那就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每年给半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探亲。所以王太太仍旧要留在邯郸。

同年秋，王太太去上海，看望九十五岁的母亲刘老太太。临行时队长告诉她说：“九月十七日（中秋节）以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那年中秋节是个礼拜天，礼拜天是她的假日，她本来想可以在上海多呆一天，过了中秋节再走，但是因为有队长的这一句话，她想她不可以随便用这一天，所以就在九月十六日回去了。幸亏她回去，不然问题就大了，因为过了礼拜天，到礼拜一（九月十八日），她们就要搬到石家庄去。如果她在上海用了这一天，她的东西一定收拾不完，那就会紧张得没办法。从这里她得到一个教训，还是守约的好。

她在石家庄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逝世后，她又被调到邢台唐庄镇（即清朝的顺德府）。一九七七年国家政策改变，刑满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她才回上海去。

一九七三年，天铎去邯郸看了母亲，随即去荫营看望父亲，然后又回到母亲那里，跟她一块儿住了几天。这次天铎去荫营看望父亲是第一次。一九七四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去看望父亲。一九七五年，他又陪着母亲去荫营看望父亲。他一共去看望父亲三次。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去世了，终年九十六岁，天铎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二月初，信到了荫营。指导员看了以后，把王先生叫到办公室去，对他说：“人生总有一死。”他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他岳母刘老太太去世了。指导员把信交给他，一看果然是的。他非常悲哀，因为好婆很爱他，就跟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当时他没有哭，回到监房以后，看见被子呀，衣服呀，无论什么东西，凡是老太太给他做的，他就掉眼泪。

他刚从办公室出来，指导员就把他们屋里的值星员喊了去，叫他安慰安慰王先生，不要太难过，人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指导员真是体恤他。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炕沿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啊，哭啊，哭了很长时间。先还不敢出声，只是偷偷地哭，后来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两、三天。后来他忽然想到复活的日子还能再见面，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再也不哭了，他的心从主得了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将来还要再相见。

据说这件事对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九七五年王太太由天铎陪同去荫营看他时，那里的一位主任告诉她说：“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心里一直非常悲伤。政府本来预备给你们一个极大的宽大，让你们全家团聚，可是因为他一直哭，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哭，这个机会就失去了。”王太太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知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王先生曾去参观过大寨，回来以后总会写写感想，可能那时他的表现比较好，政府就考虑对他一家有一个宽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哭，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王先生在荫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作什么事。天铎陆续给他寄了大约五百本书，有古书，也有简装书，他就整天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政府干部对他很好，有时他们还借他的书看。神把他隐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可能比他生活在社会上还要安全些。

一九七五年，中国社会上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当然这股风也吹到了荫营。那时只许说孔子坏，不许说他好。有一次，四、五位干部在谈话室里，把王先生找去。他坐下以后，有一位干部问他说：

“你对孔子诛少正卯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孔子诛少正卯诛得很好，就是当诛！人们说孔子残忍，把一个很知名的人士少正卯给杀了，其实不是孔子残忍，而是少正卯自己取死。这样坏的人如果留着他，鲁国将来就要弄得不得了了。”他接着背了一段古书上的话：“孔子为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之大恶有五：盗窃不语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一有于人，即不免于君子之诛。今少正卯兼而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恃嫌激众，是小人之雄也，不可以不诛。’”

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好几千人都在广场。那天是星期天，不劳动，大家都去开会。台上有两个干部骂孔子是孔老二。那时不许人随便发言，如果许可的话，他当时就要说：“不能骂孔子。骂孔子是羞辱自己本国的圣人。”批孔以后，干部们对他就另眼看待，与前大不相同了。

政府干部对他不满意之处是他老写东西。他在荫营天天看报纸，看见什么，就要写感想，又是进忠言，又是提劝告。写得太多，干部没有时间看，叫他们实在为难。他们不交到上级去吧，不行；交上去吧，又怕上级说，“交来这些东西干吗？”所以他们一再叫他不要写，可是他还要写。一九七六年王太太跟亲戚时弟兄去看他时，干部还请王太太劝劝他不要再写。王太太回去以后，特地写了信去，他还是不听。最后他们罚他，不卖纸给他。他就找出从前他在北京监狱买的几十张质量很好的纸张来写。那些纸是他留着给周总理进忠言的，谁知周总理死了，纸还留在那里，他就拿来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请政府不用担心，我不会自杀，现在我心里快乐极了。我所以进最后的忠言，就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

王太太一九七七年回到上海以后，每月都给王先生寄营养品。但到这年年底，他们不许家里给他寄了。七十七岁的老人，身体当然难以维持下去。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放弃信仰。所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给政府说：“我明白政府的意思，大概是想借此叫我挨饿，饿了好放弃信仰。办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这时起，他就准备饿死在监里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到一九七八年秋，有一天队里吃小米饭，因为小米饭硬，他的牙又不行，嚼不烂就咽下去，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两次上吐下泻，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睡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去住院。过了两天，指导员去医院看他，问他说：

“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给我输液，输了液就好一些了。”

干部看他身体太弱，就对他说：“你写信给你儿子吧！”

“我现在不写。”王先生说，“等我好了，出医院再写。我若死了，就 ……”

后来一位李医生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对他说：“你把你的消息告诉你儿子吧！”他这才写了信，说他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没有写患的什么病。王太太接到这封信后，就对天铎说：“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让他保外就医，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他死在那里了，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铎到了那里，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夫告诉天铎说，“他身体太亏了。”天铎就把身边带来的食物留下，并且告诉他还有好些食物留在阳泉的旅馆里。王先生明白天铎的意思是怕都带了来，而他却已经死了，就吃不着了。于是天铎回去，把那些东西取了来，交给荫营的干部，过不多时干部就给他送来了。有了这些食物，王先生的身体慢慢转过来，不久就出院了。

天铎在医院里当着胡队长的面，对爸爸说：“我问过队长为什么不许我给您寄东西。队长说，‘全号有二十多个人，他一个人有，别人都没有，人家看着难过。’”从这时起，没得许可天铎就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不到一个月，另一包又寄到了。这样，王先生的身体就逐渐恢复过来。关于保外就医的问题，他们告诉天铎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没有资格保外就医。

到了这个时候，王先生就一无顾忌了。从前他不敢出声唱诗，现在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小声唱诗。干部从他面前走过，听见他唱诗，也不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改造不好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全国各机关、各团体都进行传达。有一天值勤员说：“大家到院子里去听报告！”那时王先生病了一个多月刚好，而且正值隆冬，值勤员对他说：“外头太冷，你不用去了，等大家听完回来再传达给你吧！”他听见外面用扩音器广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美建交了！”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为台湾的教会担心。当时他心里想：“坏了，台湾的教会也要成立三自会了。共产党所以不打台湾，就是因为在台湾有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这一建交，共产党打台湾就无所顾忌了。”

王先生所在的十八队在荫营劳改队的最后面。一天，王先生看见其它队里有二百多人出来到院子里，拿着裁衣服剩下的布条搓绳子，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监号里有一个犯人是比较有学问的，对他说：“搓布绳子就意味着要大批放人了。”王先生这才明白。

王先生夫妇第二次被捕时，天铎正在北京。返沪的时候，他把王先生几十年的日记和四个大照相簿都带到上海。政府叫他上交，他就交给政府了。不知怎的，这些东西又转到了大同。王先生他们那一批犯人从大同调往荫营时，行李都是交给政府统一运去的。及至第二天取行李时，王先生发现他的几十本日记用一根铁丝捆着，也放在行李堆里。这些日记和相本，干部说不能留在监号里，要存在库房里。后来到大批放人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

“你存的那些东西，用不着就烧了吧！”

“什么东西？”王先生问。

“那些日记，还有照相簿。”

“那些东西不能烧！”王先生严肃地说，“那是我的历史，我还要留着呢！”

“我不能决定。”指导员说，“我得请示上级，看是不是可以给你留着。”

过了几天，指导员告诉他：“我请示过了，上级说你的日记和照相本可以留着。”到他一九七九年底出监的时候，指导员就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他，所以那些东西至今还在。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王先生收到了内侄女刘小玉姊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曾覆她一信，劝勉她和她的丈夫好好教育子女。因他自己过去深受说谎之害，所以就特别注重这一件事。他说：

“首要的是教导他们诚实，说实话，作真事。世上一切的坏事都与说谎言相关连……而且各种罪恶都以谎言为藏身之所……你和亚中要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给孩子作好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作诚实的人有时会受损失，但损失最后还要变成利益，不是暂时的利益，而是永久的利益。一般人的眼光都是太短，只看眼前的利益，却不计后来的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在狱中，却仍旧关怀晚辈们的灵命成长，并且用他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

同年五月，小玉去荫营看望王先生，谈约一小时。因为有人在旁，他主要谈了一些生活琐事和健康情况，但也确曾提及一九六三年前他痛不欲生，但翻供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同月，美国的生宪治医生本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监中看望弟兄和长辈之心，带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荫营看望王先生。生医生是王先生好友、南宿县长老会生熙安牧师的长子，他称王先生为“叔叔”。虽然他们没能见到王先生，但他们盼望劳改所能由此知道王先生在海外有亲近的人，因而能放松看管，乃至释放。临行他们留下一封信，以及手套和手电筒等给他使用。

生医生父子这次去荫营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准许外国人去，荫营不在其内。原来他们的行程是由他弟弟生宪章弟兄办理的，告诉有关部门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把‘荫营’也写在行程上，结果竟然批准了，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是去不成的。

生医生走后，政府干部把王先生找到办公室去，问他说：

“你认识姓生的吗？”

“我认识。”王先生说，“姓生的只有一份，就是南宿县长老会的牧师生熙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同我认识。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叔叔。”王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起姓生的，因为那个管理员没有说为什么，所以他感到很纳闷。第二天又把他叫了去说，“昨天从美国来了一个姓生的和他的儿子。这是他们留给你的信，还有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我们给你收着。”王先生这才知道生宪治去看过他了。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生医生留下的那封信要回去，说要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和生宪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过了十几天，又把信送回来说：“还给你这封信。”从这里王先生知道，不只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坐监的事，美国报上也刊载了。其实他的事情在国外已经传得很广，释放王明道与否，对国际舆论有相当的影响。

在他快要出监的那个时期，他心情很好，并且用笔墨写下了他内心那种高尚的情操：

“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