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王明道先生主持的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全国的教会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下去时，有一个地方能听到真理和神的话，信徒们自然就往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因着听见神的话而得到力量和鼓舞，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堂里、堂外、乃至院子和小房间里都挤满了人，一片兴旺气象。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人家接受不下去，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怎么好轻易动他呢？ 再者，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让他领导教会，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 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请他发表谈话，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 （后来作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 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挑那些可信的信，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我说：‘你去买字典，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 买字典就是因为有不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参加了‘三自’，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心中为之叹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 并且嘱咐讲道的人，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教会中不少弟兄姊妹就离开聚会处，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日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弟兄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就在家里聚会，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了。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请他给他的同人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他很快就被枪毙了，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