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王先生在大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别人说话他听不见，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而是叫他自己读报，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 （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为这些人鸣不平，这怎么能行呢？ 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江青就不服气，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当然高她一等。但她不能出国，得不到这种尊荣，就叫人写材料，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他就写材料说：“侮辱国家元首，就等于侮辱国家。”

还有，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他也为他们鸣不平，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说他平易近人； 等到搞他的时候，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没搞吴晗的时候，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要跟胡适去借钱； 现在搞他了，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是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 这就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到要搞你的时候，就把你搞掉了，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为他们翻案，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受到隆重的接待； 江青出不去，就说人家在印度尼西亚卖弄风骚，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可惹了大祸，马上给他带上手铐，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吃饭、穿衣、睡觉，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斗急了，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 （John & Betty Stem）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给日本人作事的龚昌京，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走遍华北，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辽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原在满州工科大学读书，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来，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只是画漫画骂他： 先画了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在外国人面前曲膝求帮助，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 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解放后，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是为信仰受苦，其实不是，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必须立功赎罪，才有出监的可能，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还是后来在荫营，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屡次获得减刑，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一九八四年他还到过美国，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但只是少说了一句： 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 说传道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吃好吃的，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不说，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拽着他，叫他使劲低着头，弯着腰，在斗争室里满处跑，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因为他个子高，力气大，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像捣蒜一样，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闹水灾火车走不了，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得了一个腰痛的病，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王起就叫他写材料，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不行，再写，一直写到深夜，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去游队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不能用手去摘，他就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再甩，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作，才能立功赎罪，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他因为年老体弱，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寄来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德国夫人，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市监狱 （Peking Municipal Prison）。信是用英文写的，王先生猜想一定是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事，她才知道他们在北京市监狱，因而把信寄到那里。这封信由北京转到大同劳改煤矿后，刘队长就拿着信去找王先生，对他说：

“你看看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王先生看了以后就把信中的话翻译给他听：“我愿意知道你和你妻子的身体健康，请尽快覆我一信。”信里还附了两张“邮资已付”的邮票。队长说：

“你可以写回信给她，不过不能写外文，必得写中文。”

“写中文，”王先生想，“那怎么写啊？ Hamburg还可以写成“汉堡”，其它的地址、名称，怎么翻成中文呢？”所以他没有回信。过了几个月，队长又把那封信和邮票都要回去了，告诉他说：“犯人手里不能存有外文的东西。”王先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如果那封信还留在他手里的话，他出监时一定会给这位夫人回信。他十分珍视这种在基督里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