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被捕入狱

捕人的汽车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了。他们把小褂从王先生头上拿下来，他才看见那是草岚子胡同看守所。进监以后，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木板炕。

当天夜里，他被喊到审讯室去。他还不知道那是审讯室，也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审讯员。他一进去就问那人说：

“我妻子也被捕了吗？”

“捕的是你，捕她干什么？”这是审讯员向他说的第一句谎言。那天夜里没有谈别的，只问了一些他个人的事，就如他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等等。他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别人不得过问，所以就对审讯员说：

“我个人的事，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现在不是公民，”审讯员严厉地说，“你是我们逮捕来的犯人！ 我们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就按照所问的讲了一些。

从审讯室回到监房，他躺在炕上，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被捕？ 我犯过什么罪？ 我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没有偷过一样东西，也没有作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被捕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反对三自会。”于是他想，“如果我说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们就会放我出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提讯的时候，他一到审讯室就向审讯员说：

“我反对三自会，三自会是政府支持的，我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谎言：“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以为这么一说，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错了，说了第一句谎言，就得说第二句，第三句，第五句，第十句，第一百句 ……，而且越说越多，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说起谎来。

审讯员一听这话，觉得正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于是把眼睛一瞪说：

“你还不交代你的问题！”

“叫我交代什么呀？”王先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是反对三自会吗？”审讯员问他。

“反对三自会是信仰问题，与犯罪没有关系。”王先生说，“反对三自会，并没有犯一条国法啊！”

审讯员严厉地说：“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这句话可把他给吓糊涂了，于是他就把反对三自会当成罪状，承认自己犯了罪。接着，审讯员问他：

“你们教会里都有哪些人工作？”

他说了好几个人，可就忘了梁立志，因为解放后梁在基督徒会堂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就走了。审讯员追着问：

“还有吗？”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审讯员看他想不起来，就提醒他说：“冀东的。”

一说冀东的，他立时想起来了，说：“梁立志！”

“你说说梁立志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把梁立志先生的事讲了一番：

“起初他到我那儿去订《灵食季刊》，告诉我说他在丰润县美以美会工作。过了好多年，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一天夜里他又到我那儿去。我问他从哪里来？ 他说从西安来。我问他怎么上西安去了？ 西安是自由区，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地，他怎么能从西安来呢？ 他说他不满意老家那个环境，去西安找一个朋友，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战干团的成员。我说：‘你怎么可以加入国民党，做这种事？ 国民党是非官、非民、非军、非警，什么也不是，但什么都管。你应当敢快去脱离啊！’讲到十一点，我催他走，他说旅馆都住满了，没有地方可去，请求在我那里借住一夜，否则只有露宿街头。我因为怕他给日本人弄死，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他走了。日本投降后，他又来了，说河北省党部派他去昌黎县当国民党的书记长。”这时审讯员插进来说：

“你知道县书记长是干什么的吗？ 那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

“他没有当成啊！”王先生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书记长去了。后来他脱离了国民党，要求在我们那儿工作，我因为正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就把他留下了，而且给他报了户口。”

“你藏匿国民党特务！”审讯员严厉地说。

“我们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怎么叫藏匿呢？”王先生说，“而且解放后反动党团登记时，他返回原籍去自首了。”

审讯员严肃地说：“他是书记长，是大反动派，你留着他，你敢保证他在你那里没有作过党部的活动吗？”

王先生说：“我不敢。”后来他想他应该说“我敢”，因为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他没有容留梁立志在那里干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把他传去问话，或者带到昌黎县去对质。梁立志先生从被捕到枪决，北京市公安局始终没有找王先生谈过一次话，这就证明梁立志没有在他那里干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因为那天他整夜未睡，又被那枝手枪吓糊涂了，脑子一时没转过来，所以不敢说“我敢”。就是因为他不敢保证，所以他包藏国民党特务梁立志的罪名就成立了。到此为止，他已经承认了两项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王太太进监后，也立即提讯。她到了审讯室，就坐在那里用两只手搓脚，因为她的脚还是湿的。审讯员问她：

“你为什么不交代？ 你害怕？”

“我不害怕。”

“那，你是诡辩。”

“我也不诡辩。”

“你不老实。”

“我没有不老实。”

她头上的发针因为进监时被收去了，两根小辫子就垂下来。发梢尖尖的，她不由自主地用手不停地绕她的发梢。

“你别玩那个！”审讯员说，“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 什么事？”

“梁立志是国民党员，”王太太说，“我们劝他脱党，他脱了党，就把党员证扔在炉子里烧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解放后过了三个月，他回原籍去自首。这三个月住在我们那里，不就是包庇反革命吗？”她这是想给自己加上个罪名。

开头两次提讯，审讯室门口有三个站岗的，那样子真是又怪又可怕。她想：“这些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

审讯员问她：“你害怕不害怕？”

王太太说：“我不害怕。”

提讯常常在夜里，刚刚躺下，铁门咔嚓一声开了：“提讯！”每次她从监房出来，总是一边走，一边求天父给她当说的话。走到审讯室门口要喊一声：“报告！”这时她就求天父预备她的心，带领她说该说的话。有一次审讯员问她：

“王明道讲道，你讲道不讲道？”

“我不会讲道，不过有的时候在我们妇女聚会里我也讲。”

“你怎么讲？ 你讲给我听听。”

在她被捕之前，她们妇女聚会正好查罗马书第二章，她就把这段话讲给审讯员听：“圣经上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常会批评别人，可自己多少时候还就犯这个毛病。不说别人的错时，自己还不犯； 正说人家错时，自己倒犯起来了。”说了这话以后，她想：

“哎唷，坏了，他可能想我在假藉机会说他了。”还好，审讯员没说什么。

对王太太的审讯没有接触到什么实质问题，政府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王先生身上，因为他们想只要王先生转变过来，王太太就跟着过来了，其实他们估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