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诠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段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 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 当然各宗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那里能作为分裂的借口呢？…… 我亲身经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注一）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个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那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并且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扑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注二）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作了一场恶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 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注三）

参加论战的，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鲍哲庆、张光旭、陈见真、孙鹏翕等诸位先生。声势之大，可谓空前。

王明道先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那些攻击他的文章都归根结底到一点，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正义的运动，理所当然要受到全国教会和信徒的热烈欢迎。任何人反对这一运动，都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王先生根据上面文章中所提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著：《我们是为了信仰》。

以往的时候，双方的论战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达到点名的地步。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都说教会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大同中有小异，王先生不得不指出来，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席吴耀宗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即不信派），并且引出吴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明基要派（即福音派）和现代派不是在大同中有小异，而是两个水火不能兼容的根本对立的信仰。然后他再就崔宪详先生、丁光训先生和汪维藩先生文章中所提的一一进行反驳。首先他引出吴耀宗先生着《黑暗与光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基要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m）中间的分歧。吴先生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由于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突进，生活的提高，而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于人类理性和思想的发展。人可以用理智去认识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决他的问题。这一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去的时候，就变成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认为圣经的写成，虽然是由于上帝的启示，但我们却不能根据字面去解释圣经…… 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个争论当中，创世记中人种由来的说法，更成为辩论的焦点。基要派认为人是上帝‘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世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寓言看。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问题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上帝对人的忿怒，变成上帝对人的饶恕。这是十七世纪宗教革命的一个基本信仰。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上帝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个爱，就能与上帝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上帝，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

“现代派和基要派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使徒信经上说：‘我相信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是第三世纪的作品，那时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样，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 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同保罗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样，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注四）

吴先生所讲的这段话不是道听途说的。他在美国读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他所入的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见《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七十八页）。从他自己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基本要道，现代派可以说一样也不信。

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告诉我们说：“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一些大都市中的教会里面，都发生过这种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没有的。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君所写的《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

谈过现代派的真相以后，王先生接着谈到崔宪详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崔君所说‘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说，‘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所谓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这种大同之中的小异。大同之中必有异，但小异无碍于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现代派’…… 崔君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他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决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乃是冰炭不能并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就不是实话。如果崔君认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吴耀宗君诚实。”

然后王先生又提到丁光训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那篇发言摘要。他引了该发言的第二部分那一段话说：

“丁君在这一段话的开头发了一个问题说，‘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好阴险的存心！好恶毒的诬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开不提。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基督教’两件事扣在那些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而坚决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分裂’岂是‘制造’出来的呢？分裂岂是从现在起始的呢？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王先生引了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三日他所写的《合一呢，分离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写的《谨防假师傅》，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他写的《给今日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几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明他在二十五年前就坚决呼喊分离：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离，乃是要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然后他接着说：

“丁君说，‘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丁君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证据，证实了‘帝国主义’和‘我们就有了分裂’有着某种关系。但丁君又不明说他得了什么证据，却用一句问话，来使读者自己去揣测。好在无论揣测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丁君都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丁君并没有明说‘是怎样一回事’。

“吴耀宗君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中间曾发生过争论，‘而最热烈的是一九二二年。在基要派中最特出的人物是纽约的曼宁主教 （Bishop Manning），而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博士 （Harry Emerson Fosdick）。’（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不知道丁君曾否调查过他们中间的这种争论是否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是否‘帝国主义要他们分裂’？”接下去，他谈到丁光训先生的论点，说我们之间的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

“丁君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在基本的信仰上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异，但他居然说出，‘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丁君并没有‘夸大信仰上的分歧’，却是‘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他所以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明显是为要使人认为那些为信仰不肯团结的人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然后把一个政治上的罪名加给那些人。”在提到丁光训先生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圣经，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赎，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时，王先生说：

“这几句话用在真实信基督的人身上诚然是对的，但对现代派就不能应用这句话了。现代派不信圣经上关于神造人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童女生耶稣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替人赎罪的道理，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身体复活的事实，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再来的应许。将圣经中这些要道都推翻了以后，我不晓得他们所信的圣经上的道理还剩下多少？说这般人与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这句话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对丁光训先生在发言中所提的‘有人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一问题，王先生说：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既然实际有这一种人，谁是这种人，谁自然就是‘不信派’，这岂是‘随意乱扣帽子’的事呢？” 最后，王先生就丁先生在发言中所引的一段圣经上的话“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发表意见说：

“这实在是一段很宝贵的教训，可惜这段经文的前后还有一些话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章一至十二节）

“读过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写这一段话是因为当日罗马的教会中有人为食物和日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段话是对这些信徒写的。这些人都是真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像不信派那样，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稣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罗马的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只是在食物和日子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罗劝他们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论断。若把这段经文用在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错误了。

“论到这般人，我们所应当引用的圣经不是罗马书十四章，乃是约翰贰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贰九至十一节）

最后，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里也提到汪维藩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引述了汪先生的这篇见证之后，他说：

“这一段话真令人惊奇万分！…… 三十多年来，稍明白一些教会的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分歧。怎么到今日又变成了‘虚构起来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将近三年，难道没有看过该院刊行的《金陵协和神学志》么？如果汪君没有看过，好不好让我介绍给他一点资料？

“《金陵协和神学志》创刊号有该院副总务长韩彼得君的一篇《金陵协和神学院介绍》，内中有几句话说：‘我们的神学院是由十一个单位联合起来的，各单位所代表的宗派关系、神学观点和历史传统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怀念中对这「信仰问题」是比较关心的…… 虽然我们之间在神学观点上是有「现代派」和「基要派」（或称属灵派）之分别，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实在是保罗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为了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 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这样就保证了神学观点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学上的自由。’

“该创刊号内又有该院教授臧安堂君的一篇《十个月来‘协和’生活的一点体会》。其中有几句话说：‘金陵协和神学院是过去由十五个大公会在中国或独办或合办的十一个神学院（内三个圣经学院）协和而成。大家所承接的教会传统，所习惯的宗教生活，有着相当的差别。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比较保守，在神学思想上反比较维新。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注重简化、活泼，但在神学思想上反而极为保守。有的被称为基要派、属灵派，有的被称为现代派、维新派。’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副总务长和教授都毫不隐讳的承认了该院内有‘现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别，而且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像这样分班上课的学习制度足证明了这两种观点中间是有着怎样的距离！而汪君今天竟会认为这个‘派别’是他‘脑子里虚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汪君说：‘我们中间虽也有些不同，但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几句话怎样与崔宪详君所说的话那么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有人信耶稣是由童女马利亚生的，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人信耶稣死是替人赎罪，又有人否认赎罪的道理；有人信身体复活，又有人说是否相信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信耶稣的再来，又有人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这都不过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种用‘小异’所充实、所丰富的‘大同’若更‘充实’一些，更‘丰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灭了。”

最后王先生郑重宣布他的立场说：

“我在这里要郑重说明：我们不但不和这般‘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古时的以色列民偏离正道时，神总是差遣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将神的话传给他们，叫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主的真道被掩蔽，主的教会暗淡无光时，神也照样兴起了王明道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大声疾呼地责备罪恶，劝勉信徒离弃罪恶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行神所喜悦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并且警戒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以免陷在他们的谬误里，贻害终身。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发表后，王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地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写更多的书，因为他所作的已经够了。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修理造就他，使他作好准备，迎见他的神。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天风》第十二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三日《天风》第廿期

注四： 见吴耀宗着《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