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王先生答应演戏传道以后，政府就开始考虑什么时候释放王明道了。但对王先生来讲，什么都是未知数：出监以后怎么办？是不是参加三自？不参加一定还得进监，参加了又怎么办？更重要的，王太太的意见如何？能不能和他意见一致，同走这条路？这都是他脑子里考虑的问题。到了五月份，审讯员授意叫他给王太太写封信，由他们转过去，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大意说：“我已经向政府承认了我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和诬蔑政府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 希望你也有转变。”

王先生此时处于一个软弱和彷徨的状态，殷切希望从王太太得到一些帮助。可是她没有回信，当然叫他很失望。

八月廿七日，虽然尚未正式宣布，可事实上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他们了。监狱的医生王大夫把王先生叫到院子里去，对他说：

“从今天起，你可以改吃病号饭。”

“我没有生病，为什么吃病号饭？”王先生不解地问。

“叫你吃，你就吃，不用问为什么。”

病号饭只吃米饭和馒头，不吃窝窝头，有时还吃大包子。这一下，生活上可真是一步登天了。

大约也在此时，政府给王太太换了房间，每天改吃特食，并且还给她订了一份报纸。监里的大夫对她说：

“你可以开条子，买些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于是她就开了一张条子，要买点铁蚕豆和葵瓜子。大夫看了她的条子说：

“这怎么行？你不会买些饼干、奶粉、苹果、梨…..么？我可以给你买去。”她原没有想到还可以买这些东西。既然可以，她就照大夫所说的写上去了。

从前在家里时，王太太是不看报的，现在专门给她订了一份报，她就天天看报消遣。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在这时背熟的。还有，简体字刚刚发表出来，她就从第一个字抄到最末后一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了两遍，她的书法在监狱里也进步了不少。当时她并不知道政府就要释放她，所以有时还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没有？其实人家并没有要求她，只是她自己想到什么就写写罢了。

过了半个多月，到九月十四日，审讯员又提讯王先生，对他说：

“你和刘景文都交代得很好，明天你们可以见见面。”他听了这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又能见到老伴了，惧的是这就证明要释放他了。放了以后怎么办？他已经答应出监以后参加三自会。如果不参加，肯定还得进监。他一想到再进监，就十分害怕。

十五日，管理员把他喊到会客室去，一会儿把王太太也带进来了，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把罪行都交代了，政府对你们宽大，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你们在这里见见面，彼此谈谈，看出去以后作什么？”

两人见了面，说不出来是哭还是笑。王先生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王太太一见到他，就看见他脸上那个苦啊，苦的没法说，世上就没见过这么苦的人。她觉得他的思想就像树枝子相互叉住了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说：

“我对神的信仰出了问题了，我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会了。”

“我们没有神怎么活着？参加三自，你这个性格不行的，你参加不了的。”王太太深深知道他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参加‘三自’的。

“那有什么办法？人家叫我们作什么，我们就得作什么。”

他们不敢多谈什么，怕被人听见，话就停到这里了。谈完以后，管理员把王太太喊去，问他们谈话的情况：

“怎么样？你们谈得怎么样？”

“他跟我说，他的信仰不行了，他还要参加‘三自’。”王太太说，“我们一直就是信靠主的，不信靠主怎么能行啊？”

“他要参加‘三自’了。”管理员说。

“他参加不了的，没有办法参加。”王太太说，“人家都能敷衍敷衍，试试看，他这个人的性格不行的。这可麻烦了！”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啊？”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别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讯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带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作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 （北京市三自会主席）。”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作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姊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生的铺盖搬到楼上大客厅去，又从迟太太屋里搬过一张大铁床来，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的门上还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大双喜字，院子里摆着好几盆花，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表示欢迎王明道先生归来。

当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里，内心是羞愧难当，外面是进退维谷。此时之窘迫，可谓达于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