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一九五四年，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四川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爱主，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就住在娄的家里，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都是请他去作，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这个人突然不见了，到师大去找他，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黄少府还说：“唉呀，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等到任务一完成，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就担任灵修组组长，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担任人事处处长，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相当方便，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向政府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也安插了一些人，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在绥远工作时期，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不知经谁介绍，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 （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看有什么人来，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作的是什么工作，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他就出现了，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之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他仍是经常去，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在那里秘密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