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廿一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大会开始之前，上海就已放出风声来，说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去看王先生。阎弟兄跟王先生的关系原来很不错，只是从他加入聚会处以后就不来往了。这是他到北京后六年来第一次去看王先生。他对王先生说： “明道兄，我听说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

“你说的这个消息不确实。”王先生说，“政府不会召开这样的会，因为政府尽量躲避这种事，怕人家说它干涉教会。它一召集这样的会议，不就明显说明政府要干涉教会吗？ ”过了两天，阎迦勒弟兄又来见王先生，对他说： “这个消息确实。我从上海得知，真的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的意思是说从倪柝声先生那里得来的。然后他问王先生，“假如有这么一个会议，请你参加，你参加不参加？ 不请你，你要求不要求参加？”

“不请我最好。请我，我也不去。”王先生说，“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的会，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我不参加。”

阎弟兄表示希望王先生能参加。王先生问他：

“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不信派。”阎说，“如果他们在会议中作了决定，什么道理可以传，什么道理不可传，我们再传他们不叫传的，那我们不就是反抗政府，成为反动的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参加，参加了就可以跟他们争。”

“我是一个人，”王先生说，“人家是一百多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派。有些人虽然不是新派，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参加了，就得接受大家通过的议案。我不参加，就可以不接受，他们不能干涉我。”

“你说得对，”阎迦勒弟兄点点头说，“开这个会，我也不参加。”

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跟着，阎迦勒弟兄的态度就变了。

王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的话：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说凡是有组识、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他能跟公会的牧师们，甚至不信派，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一份请帖，不是印的，而是手写的，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请台端参加。 ”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帖后，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迄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帖，他不来参加，这是什么思想？ 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不参加，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你在家么？ 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

王先生说，

“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着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 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决定，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注一）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注二）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发表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 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感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在政府领导之下，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他说：“会议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 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它也是审判，是定罪，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注三）

对于控诉，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他认为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他针对的是人，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对他加以批评或攻击，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基督徒犯罪，不管属于哪个类型，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 这个大会以后，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

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用控诉学习的方法，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注四）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从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 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头一步是先组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时，就把周换掉了，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他说：

“中国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著名的有两位： 一位是冯玉祥，另一位是吴耀宗。

“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时候，被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跑回山西去，李宗仁跑回广西老家去，冯玉祥没有地方去，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就把他接到泰山去住。有一天，有一群基督徒学生在那里聚会，他们派了几个人去请冯玉祥来，冯就对他们演讲说：‘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这话说得不对。我是基督徒，不过我不信有上帝。’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成都领会时，有人送给我一本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天风》半月刊合订本。《天风》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主办人就是吴耀宗。在那本半月刊合订本里，我看见吴耀宗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上帝在那里？》。该文一开头就说：‘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象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他，上帝，该是一个专制魔王。’从这篇文章我就知道，吴耀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不信有神的存在，骂上帝是专制魔王，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 明显地是假基督徒。

“吴耀宗有什么信仰呢？ 他信仰马列主义。一个马列主义者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实际不信有神，他怎么能领导教会的工作？ 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要比从外部反功效大得多。无神论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完全是对立的。无神论者领导教会搞自治、自养、自传，这不是骗人吗？ 所以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我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它。”

其实吴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一书中也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 我念书的学校，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二十多年前，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就是专重信仰，不管理智，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属于‘现代派’的。”

吴先生回国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教成都，常到各大学去演讲。一次他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竭力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拉到一起，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会结束时，与会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又通过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所拟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简称《处理办法》），送交政府批准。这两项文件均于 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发表在七月廿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注一：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天风》第十七、十八期

注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注三：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天风》第廿一期

注四：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六日《天风》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