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王太太在邯郸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河南的回河南，安徽的回安徽，东北的回东北，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改。男犯则全部去大同，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发给降眼压的药水，嘱咐每小时滴一次，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不肯这样作，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王太太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压坏了眼底神经，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要把那些偷东西的，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说走就走，行李多就不方便，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地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衣服也多，她正想该怎么办时，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就对她说： “唷，刘景文啊，你东西这么多，给你展览展览吧！”

“哎哟，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里拴满了绳子，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已经剪断了的，她们又把它缝上，挂在那里展览，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有人送他一只戒指，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哪儿有这个事？ 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看会不会生儿子？ 没有这个事！ 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 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判了十三年，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王太太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生活很困难，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想法，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问她说：

“刘景文，你说有耶稣吗？”

“有啊！”她这么一说，就有两个人起来，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别的人跟着上来，劈头盖脸地打呀，抓呀，拔头发呀，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立刻那里就肿起来，痛极了，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想叫守卫的人听见，知道里面在打人，也许会来干预，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到一半的时候，队长来了，说：

“刘景文，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她望了望，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被认为有活动，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我又没活动，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她严守监规： 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边过道的厕所里，看见了肖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她为了免犯监规，就没有跟她讲话，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她们继续打她，因为她会尖叫，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因贪污被判劳改，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作了以后不久，颈部就患疽痈 （俗称“瘩背”），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肖语平姊妹，与她一起祷告，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就凑到她跟前说：

“你说，你快说：‘没天主，没耶稣。’你说了，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你心里只管信，但嘴里说没有耶稣，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第二天白天又商量，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心毒手狠，是个女流氓，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她痛极了，不由地把头往上伸一伸，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腿一缩，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下面再拧，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疼痛难忍，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许多犯人看在眼里，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和她同住的三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另一个是贪污犯），问她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 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 ……’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而且要给他们工作，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跟我们的宪法一样，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 “她们商量好了，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 你要是说有耶稣，那你就甭打饭； 你要是说没有耶稣，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心里想：“我不吃饭，我就要饿，越来越饿，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

“队长，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 如果我说没有耶稣，我就可以打饭吃； 如果我说有耶稣，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 如果是政府规定的，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再不吃饭，身体就更不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还有陈善理大夫，宋天婴姊妹，肖语中姊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姊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面色灰白，头发凌乱，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肖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 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她在家里时唱，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 拔胡须，打背，吐唾沫，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心里满得力量，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照顾她，有什么她能做的，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怎么受得了？ 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看了还要作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照顾她，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理该彼此谈谈，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 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 可是再想想，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又生她的气，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刑满后回家去探亲，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恩典院被捕的，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总是够不到绳子，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正在发愁，看见王太太走过来，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能吃盐，也不能多吃粮食，只能吃少量的菜，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常常说：“哎哟，给我点儿糖吃吧！ 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但是不敢给她，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王太太也患胸膜炎，还有肺病，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她逝世的前一日，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