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各地都陆续开会，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先生《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先开几天学习会，作好各样准备工作，然后还要经过排练，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因而怪态百出，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会开得成功的城市，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对言论失当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谨慎言行，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了。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历时达三小时之久，说教会必须一面倒，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告以会堂不外借，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论二、三日后，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О一号，谓北京基督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要大家“努力捐献，支持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 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些人？ 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

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 神之荣耀，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乃在神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求神使之恢复信心，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儿子也十分孝父，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