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迁居武康路

平江路的住处，只有一个房间，会客睡卧都在一处，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就坐不下。有一次，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又因天热，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都是男的，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在武康路六十九号，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并且给他们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使他的冤案得伸，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也可以，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你就不能作了，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当时他觉得很好，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因为那不只无益，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虽然动了手术，视力仍旧没有恢复，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他就用录音来代替，一盘一盘地录，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她忽然一提醒，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子女又不与他同心，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许多人都是能善始，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怕气着他，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为他出谋划策，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把信徒领进迷津，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而且死得很奇特，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从一九八四年起，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他说话经常重复，虽然有人提醒，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马上就忘了，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一直没有停过，没有人干涉，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他没有来得及翻译，工作就停顿了，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王先生患感冒，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翌晨烧退，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他又有一点点烧，再休息休息，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他虽然没生什么病，但是人懒了，从前客人离去时，他总要起来送客，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小便常常失禁，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健康又渐趋好转，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说话也颇有力，还经常说说笑话，因为喉咙里常有痰，他晚间躺在床上时，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老来难，一天到晚吐粘痰，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他访问中国，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因而能青云直上，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如今又旧调重弹，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母’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王长新夫妇去沪，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年后这四十年的经历，并且作了录音，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一一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他就忘了，再重述一遍。从他的讲述里，明显可以看见，他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一年里，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或是晚一年，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