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重陷囹圄

王先生获释后在基督徒会堂总共住了六个月零九天，就搬出去了。从这天起，他就算彻底地脱离了这个教会，再也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他是准备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哪儿有这么简单？政府岂肯就此罢休？事实上他们从坚决辞退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播下了第二次被捕的种子。

李局长给他们严肃的警告，他们执意不从，政府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搬到甘雨胡同以后，就不再去屯绢胡同，政府也没有再叫他们去。那就算他们走下坡路，政府不理他们了。这时他们心里倒感到一点释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王先生心里很明白，政府放他出来，为的是叫他参加三自会，演戏传道。他不就范，二次进监是难免的，所以他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有落下去。他心里烦，总得找点儿事情做做。甘雨胡同房子的地面，原来都是砖地，他准备改成洋灰地，就把每个房间的地面分成两块或三块来做，先砸碎砖，然后拌沙子和洋灰，拌好了就一块一块地抹。抹好这块再抹那块，屋里的东西就这样搬过来又搬过去。地面做好了，再作清洁工作，他手里拿块抹布擦桌子上的东西，瓶呀，罐呀，一个挨着一个擦，手脚忙个不停。他勤快得很，可就是不说话。有人去看他，他也不说话。有时他出去看电影，王太太很不放心，因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有时他回来得顶晚，王太太就老是揪着个心，日子很难过。

刘老太太来北京，原是准备看看他们就回去的，所以在会堂住时，就给她报的临时户口，后来她跟着他们一起搬到甘雨胡同去。日期到了，给她买好火车票就要南返时，她忽然头晕起来，没有走成。王太太就去派出所试试看，能不能把她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来。结果倒迁成功了，而且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王明道、刘景文、张美云（刘老太太），都上了选民榜，还发给选民证，可以选举了，这时王先生心里想大概他们的事情过去了。到了四月下旬，天铎出差到北京，说是有个实验要在北京农业大学作一个多月。他早晨骑着爸爸的自行车去上班，晚上回家来住。他这么一回来，王先生心里得了不少安慰，还说准备五一劳动节那天跟天铎上街去看游行，谁知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又被捕了。这真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其实这一切，王太太认为都是政府预先安排好的：天铎来，正是为了他们被捕后收拾那个残局。不然刘老太太一下子精神受不了，出个问题怎么办？政府是想得很周到的。王先生夫妇搬到甘雨胡同去，政府并没有立时逮捕，而是又等了一年多，看他们实在走不上这条路时，才下令逮捕的。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真奇怪，王太太踩着缝纫机做棉鞋，“啪”的一声一根针断了，换一根再踩，又断了，接连断了五六根针。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吃完饺子，老太太已经躺下了，忽然听见门外有敲门的声音。那时街门已经上了锁，王先生走到门口去问：

“找谁呀？”

“找姓王的。”

“您是哪儿来的？”

“派出所的。”

“街门锁着呢，我去拿街门钥匙。”

于是王先生回去告诉老太太说：“姆妈，起来吧！逮我来了。”老太太立刻就起来了。

王太太出去开的街门，一会儿进来两个警察，看见王天铎在那里，就对他说：“工作证！”天铎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这时王先生想是他弄错了，原来是查户口的，不是来逮捕他的，他就坐下了。刚一坐下，进来一个人。谁呢？就是他第一次进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审讯他的那个审讯员！王先生一看见他，立时就站起来，请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对面。审讯员问过他的姓名以后，叫他在逮捕证上签字，拿出手铐，就把他铐上了。王先生问他：

“我出来一年多，什么都没有作，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明天到法庭上去说。”

两个警察走过来就把他带走了。临行前王先生过去搂了搂王太太，还想过去跟老太太亲亲，后来想这样不好，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女婿跟丈母娘亲，就连手都没有握，硬着心出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他推上汽车，一边坐一个，就押走了。

王先生带走以后，他们怕老太太受不了，就把王太太从这个屋子带到靠街门的那间屋子，就是他们的卧房。天铎站在屋子中间的门槛上，亲眼看见他们把他母亲铐起来。王太太知道马上要把她带走，就说：

“我要跟妈妈说声再见！”

“不行！”他们说，“你不许喊！不许喊！”他们怕她喊了，给邻居听见，所以不准她出声。就这样她也被带走了，临行前没能再见妈妈一面。

第二天一早提讯时，审讯员拿出一卷纸来，交给王先生说：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逮捕你吗？你看看这个！”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他出监以前写的《立功赎罪计划》，上面写着：“我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他就说：

“我错了，我失信失言了。对朋友也不能失信失言，何况对政府？”

“对政府可跟对朋友不同，对政府失信失言是严重的事！”意思就是说，那是大罪。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屯绢胡同那位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干部就坐在那里。她一进去，那位干部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他一边说，一边拿手指点着她。

“他父亲本来是自杀的，”王太太说，“所以我怕他自杀。”她在监外时，总是拿这个话来推托，以致这位干部大功不能告成。特别是她所说的“如果王明道自杀了，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句话，真把他给气坏了。

王先生二次被捕后，那个老审讯员只审了一次，就换了人。在审讯口供笔录纸的左上角，有一个地方是填写“审讯员姓名”的。那个老审讯员审了几十次，始终不填自己的名字，甚至连他姓什么，王先生都不知道。因为看见他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王先生跟人谈起来，就称他为“小胡子审讯员”。等到换了新的审讯员，每次的口供笔录他都写上自己的名字：“高广智”。这人对王先生很客气，从来没有向他瞪过眼，也没有向他撒过谎。

一九五八年，监里的犯人已经可以天天看报了。有的报是贴在院子里的墙上，有的是送到各个监号去。送到监号的报纸有三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天津日报。各监号犯人是轮流着看，先看一种，然后再换一种。王先生进监不久，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天主教的龚品梅主教判了无期徒刑。他最怕判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遍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会”。

王先生二次进监，提讯的次数有限，主要都是重述第一次被捕时交代过的假罪状。有一件事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审讯员问他：

“你去过外国大使馆请求避难吗？”

“我是中国人，我住在北京，我上哪个大使馆去请求避难呀？”王先生说，“这又不是在伦敦或者华盛顿。外国大使馆都在北京，在中国政权之下，他们能保护我吗？”不知他们从哪儿听了这么一个谣言就来问他，实际上他一生除了在很多年以前曾去荷兰大使馆看过葛迦先生老夫妻俩以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大使馆。

王太太二次进监后基本上没有提讯。有一次他们把她叫去，问她有关薄湘庭姊妹的一管手枪的事。这位姊妹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参加过抗美援朝，她说她把一管手枪存放在王太太那儿了，其实没有。另一次是为了王先生写给她的一封信。

王先生夫妇二次进监后，都住在新监。王太太被分配在一九五七年首次被捕的宋天婴和肖语中两位姊妹那个监房。李仁贞姊妹，郭孙蕙青姊妹和二次被捕的陈善理大夫，都不和她们在同一个监房，但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新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的后院，是新建起来的，比较讲究，也比较清洁。王先生还是住在他的老地方——新监三号。一九五九年初他们还没有离开新监以前，王先生曾写信给王太太，通过审讯员转。当然这是审讯员的意思，因为上一次把他们放出去，参加三自会没成功，是由于王太太从中作梗，否则也许就进了三自会了，所以这回要作作她的工作。那天审讯员提讯说：

“王明道给你一封信。”他只说，却不拿出信来。

“你给我看看吧！”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

“不给你看。”

“你给我看看得了！”王太太央求他。

“不给你看。”

经过再三央求，这才给她看了。信上说：“我还是想出去工作。我对圣经上的一些问题有新的看见。譬如说像当兵啦，从前看是有矛盾的，现在对那些问题的解释我另有看法，我有了转变。”王先生那时心里很痛苦，迫切希望能从王太太那里得到一点同情。但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办法回答。

一九五九年春，他们搬到另外一个院子，那叫丁监 （即东院），是个四合院，在那里他们开始参加劳动。女犯人有的做猫身子，有的做猫脑袋。给猫身子装上脑袋以后，男犯人就装猫眼睛，女犯人再画猫嘴上的胡子。王先生是负责在猫的玻璃眼睛上描眼珠子的，王太太则是坐在炕上打毛衣。起初王太太并不知道王先生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同监号的犯人曾玉华偷偷地跟她说：“王明道也来了。”当时她一愣，想他干吗到这里来？她就忘了他也是犯人了。后来她从窗缝里看见了他，只能偷看一眼，不能老盯着看，因为还有别的犯人，被他们知道了那就不得了。那时男犯人常在她们窗外放风，所以王太太就常有机会偷看到他。有一次她们女犯出去放茅（即集体去厕所），王太太看见王先生在窗台的外边描猫眼睛。还有一次王先生腹泻，她听见打饭的人大声喊：“王明道拉肚子，吃软食！”她就知道他身体不好了。

那时犯人可以给家里写信，要些鱼肝油丸和食母生。王太太身体不好，王先生身体也不好，怎么向家里说呢？不能在信上说知道他的事啊！她动了个脑筋，就写道：“安宝身体也软弱，也需要吃点。”安宝是王太太二哥下面的一个已经去世的哥哥，与王先生同年，有时她们家就拿王先生当安宝。只要一说安宝，老太太就知道指的是谁了。后来老太太回信说：“你有一份，安宝也有一份。你放心吧！”

他们在丁监时，王先生也看见过王太太。有一次，他们两人走了个对面，但是谁也不能跟谁说一句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他们都调到乙监。王太太调到那里时，曾玉华已经先调到那里了。有一天，又是她告诉王太太说：“王明道在后边小过道那里放风呢！”从缝里一看果然是的，她看见他那张脸太愁苦了。

在乙监呆了一、两个月。到十一月自然灾害（大饥荒）开始时，整个草岚子的犯人都搬到功德林看守所去，草岚子改作别用。功德林在得胜门外，原是一个道教的庙宇，后来建成一所监狱。这个监狱的结构很像蜘蛛网，中间是一个办公室，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各个监房。朝鲜战争时抓到的美国战俘都是送到那里去，里面有很好的淋浴设备，还有英文书给那些战俘们看。

在功德林不提讯，也不劳动，他们在那里过的冬。那年天气最冷，吃的也最差。住了大约三个月，到一九六零年二月春节前夕，就调到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简称南所）去了。

南所在北京监狱的旁边，彼此只是一墙之隔，有门可以进出。南所一般是已经结了案的犯人等候判决的地方，一经判决，立即送往北京监狱或其它劳改单位服刑。可是无论是王先生或是王太太，都在南所呆了五、六年之久。归根结底，政府并没有意思要关他们一辈子，还是希望他们能有转变，出去参加三自会，为政府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