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一九五六年春，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余的全是谎言。“反对三自会”是他一进监就承认了的。“包庇反革命”是在审讯员的启发下交代的，本来不能构成他的犯罪，只是因为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也承认了。另外两样罪名——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是因为李处长否认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他也只好承认那是自己的罪。

接下来，他又承认了“破坏三反运动”的罪。本来他是非常拥护三反运动的，只是因为在三反运动中确有说谎和欺骗的事，他曾向人说过这些事，就成了诬蔑三反运动。基督徒会堂有个信徒，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却被说成是个大贪污犯，关在一个极其窄小的房间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日子一长都坐出痔疮来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住，就承认自己贪污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答应退款。出来以后，他不知如何是好，乃去请教王先生。承告以应实事求是，向政府坦白翻案，他就这样作了。结果也没事，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王先生把这事讲给一些信徒听，大家纷纷议论，都说不该这样无故折磨人。这就构成了王先生诬蔑三反运动的罪。

他还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的罪。抗美援朝时期，教会有个青年人问王先生：

“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军？”

王先生说：“基督徒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可以当兵，保卫国家；有的认为既是基督徒，主说过‘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就不可拿刀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些人就宁可坐监，也不当兵。我是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这些话解放前他也讲过，但现在就是不能讲。他既然讲过这样的话，就得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

还有，他承认“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罪。在他所写的为真道争辩的文章中曾提及吴先生是现代派（即不信派），是假先知，这就构成了人身攻击的罪。至于说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徒自己发起的，王先生说那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吴耀宗先生逝世后，上海曾给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承宗先生致悼词时清清楚楚地说，吴耀宗先生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教育下发起了三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不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发起的，而是吴耀宗先生发起的，但这个话就是不能说。一说，就犯了“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的罪。甚至王先生在一九五一年所写的《基督徒与婚姻》一书，因为内中说“基督徒不可离婚”，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许多根本不是罪的罪名，他都一一扣在自己头上。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愈陷愈深，怎么也起不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布置了一次特别审讯，叫他把自己交代的假罪行全部供认一遍，藉以提高他认罪的觉悟，并且教育那些敬爱王先生的人。

那天审讯室里阴森森的。从王先生念罪状时那个颤抖的声音，可知他内心是惊恐万状的，因为从他交代的十二条罪状看，解放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他不反对的，简直是“罪大恶极，反动透顶”。这样的人该受什么惩处，他自己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心里惧怕，是可以想象的。

这次审讯，政府暗中录了音。审讯以后，就把录音带送到北京各个城区去，放给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骨干分子们听，然后叫大家发言，进行讨论。在西城区的讨论中，王晓彤姊妹站起来说：“过去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他讲道完全按照圣经。如果他真的承认这十二条罪状，那他就不再是神忠心的仆人了。”别人听了，都希奇她怎么那么大胆，敢这样讲话。那是主加给她力量，她什么都不怕，她已经打好了小包袱，天天在家等着逮捕。好些天晚上睡觉，她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跟着警察走。但神不允许的事，就是临不到她。

那天她发言之后，在场的负责人说：“我们欢迎王晓彤先生讲心里话。”会后，共产党西城区委派了三位干部到她学校里去跟她谈话，劝她和王明道划清界线。一位干部说：

“王明道是反革命分子，你必须跟他划清界线。”

“不，”她强调说，“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

“政府已经定他为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同他划清界线。”另一位干部说。

“一个人好不好，”她反驳说，“你要去问那些与他常在一起的人。我家就住在基督徒会堂的对面，基督徒会堂的每个聚会我都参加。我还常同王先生谈话，他总是耐性地听。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一一给我解答，而且态度是那么温柔，那么有耐心。我在街道作宣传工作时，曾有两次想批判信仰，都因听他讲道，信心又恢复了。他真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们三个人轮流地劝她，可是没能说服她。她是一个反对三自会非常激烈的人，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会，她就写信声明退出该教会，因为她认为教会参加三自会，就沾染了污秽，就是淫妇。从这里我们看见，尽管王先生跌倒了，信徒们却因他所传讲的真道站立得稳。他们跟从的不是王明道这个人，而是他所传讲的真理。

那次审讯过后，政府叫王先生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那份材料交上去以后，政府认为逮捕王明道的使命已经完成，就准备释放他了。王明道先生出狱的日子指日可待。

附：王明道自白书（全文）

“我是一个犯了反革命罪行的人，承蒙政府的耐心教育，使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心中十分感激。回想过去所作所为感到万分痛心和惭愧。关于我的罪行，我已经向政府全部做了坦白交待，今日我只就我的一个主要问题——藉着宗教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简略的对大家谈一谈。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应当遵守法令，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但我却常散布反对言论，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历次的社会改革运动进行破坏。如一九五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不止蹂躏了朝鲜的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威胁了我国的东北。如不加以制止，我们的国家将要遭遇不堪设想的危害。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全国人民都是各尽其力，在各方面支持，以便击退侵略者，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我因一向有反对政府和共产党的思想，便对抗美援朝进行了破坏，阻止信徒参军和捐献飞机和大炮。

兵役法颁布后，我针对政府这项法令，在圣道讲习班中讲基督徒不可服兵役，并个别的又对信徒谈这件事情，对他们说宁可坐监，也不当兵。实际在圣经的记载上也有基督徒从军打仗的，如百夫长哥尼流便是一个例子。宪法规定全国及龄的公民，都有服兵役法保卫祖国的义务，使祖国不遭受侵略，我却对兵役法进行破坏。‘三反’运动是肃清我国几千年来舞弊、贪污腐化的罪恶一种伟大的运动，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拥护这一个运动，我却诬蔑这个运动有说谎、残暴和反宗教的行为。我国宪法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规定，政府也一直执行宗教政策，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拿基督徒会堂来说，解放后一直也没有受到阻拦；政府也从来没有干涉信仰，而我由于敌对政府和共产党，便经常在讲道、著作以及信徒谈话中引用古时教会受逼迫的事，强调教会遭遇迫害，诬蔑政府迫害宗教，鼓励信徒天天准备着死，与政府对立。有些信徒在我的影响下便也进行敌对政府的活动。我由于反对政府和共产党，便常借着讲道隐含散布反对政府和共产党的话。我并常借着信仰的不同，挑拨信徒和非教徒、教徒与政府的关系，制造对立，抹煞了今日社会的许多新人新事，对听众不重视今日社会中的一切改变和进步，甚至否认这个事实。我说，不信有神的人是“愚顽人”，是“恶人”，是“属魔鬼的人”。

“又说这些人总是设法打击信神的人，并要消灭基督教的教会。这一切话，都使信徒与无神者对立起来。我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的话，鼓励信徒与不信的人隔开。我甚至讲基督徒是脱离群众的人，以至许多信徒都把他们自己造成了怪癖的人，与别人不能合作，使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其实有宗教信仰的与无宗教信仰的，只是在信仰上不同，但应互相尊重。在反帝爱国社会主义社会上，必须是团结一致的，而我却强调这些话，离间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以至无法团结，难以合作。

“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踊跃参加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前途。我不但不鼓励信徒竭力拥护、热烈参加，反倒进行破坏，在一次讲话中说：‘世上如果仍有死亡的存在，人就是把社会改的无论怎样好，也不能算为理想的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加以讽刺，使听众失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不去积极参加，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破坏作用。受我影响的信徒有些在机关、学校中和组织对立，对抗领导，不好好工作。

“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我本当领导信徒拥护这个运动，鼓励有问题的人好好交待问题。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诬蔑政府，说政府要借着这个运动打击基督徒，鼓励信徒对抗。我曾对信徒说：‘我们应当把身家性命、前途和一切都为基督拚上。’有一信徒提到在学习的时候有人问他话，他不发言，我就鼓励他这样做。又有一信徒问我谈到在学习中的情况，我说：‘政府即使打击我们，多说也没有用处，还是不说好了。’谷承华在聚会中做见证，述说他在学习中怎样反抗，我鼓励信徒效法他，也要这样勇敢，这样抗拒。

“我就用这种办法来破坏肃反运动，徐弘道在天津被捕后，他的妻子和他的同工将这事告诉我，我鼓励他们到天津公安局去质问，给他们出主意，告诉他们怎样应付政府。当他们要给政府写信的时候，我给他们提意见。我在这件事上诬蔑政府打击宗教，压迫传道人，并在我们教会晚餐中公开报告这件事，说政府所做不对，使信徒对政府不满意。我在一切的事上都不是站在中国人民一方面，而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方面，因此，不少信徒受我的影响也这样做。

“自一九五一年夏，三自革新运动开展以来，我便进行反对。我诬蔑说政府要借着这个运动消灭基督教，并诬蔑说那些参加这个运动的传道人，是要帮助反对神的人来消灭教会。我激烈的攻击这个运动和它的领导人，并一切参加这个运动的传道人。我写文章骂他们，我用极激烈的话攻击他们，反对他们，侮辱他们。在一九五五年六月间，我发表了一篇《我们是为了信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和他的领导人并几位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这篇文章影响了许多人，也严重破坏了这个运动。

“三自爱国运动不是信仰范围内的事，乃是基督教内的反帝爱国运动。自解放后，全国各阶层的人士都热烈的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基督教徒当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中国的教会，过去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绝大多数都与帝国主义有联系，因此特别需要提倡自治、自养、自传，也特别需要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需要下，才有三自爱国运动的成立。

“我自己不参加，已经是不应该了，还要反对破坏，影响别的教会不参加，甚至参加后又退出。我借口信仰的不同，破坏基督教的团结，破坏基督教内部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非常错误的。我现在认识到在中国的教会中确实是有一些帝国主义的毒素，这些东西与圣经中的道理并无关系，这些并不在圣经之内，而我过去却反对别人弄清这些毒素思想。肃清这些毒素，并不伤害教会，而是于教会有益的，使教会更纯洁。

“还有一件事我需要深刻检讨，就是一九五四年美帝在日内瓦会议上，利用我的名字造谣诬蔑中国政府，说王明道被枪毙了，每个中国公民都对这件事表示愤怒。从道德的观点上来说，这是一种说谎欺骗的行为，也是人人应该反对的。我听见这消息，不但没有斥责美帝的这种罪恶，反而认为我是一个被世界注视的人，认为政府因着各国中由许多人注视我的安全，不能不有所顾及，便更大胆放肆地反对起来。美帝的造谣对我起了鼓励和支持的作用，这实在是我的耻辱。单从这个问题上来看，我丝毫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和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上。我为这事深深惭愧自责，也当向国人谢罪。

“我所犯的罪行是严重的。我之所以犯这样多的罪行，并不是什么信仰上的问题，而是由于存在着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思想。这些反对思想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多年受了反对派宣传的影响。约自一九二八年左右起，我在反动派的报纸刊物上不断看到他们对共产党地恶意宣传。这种宣传深入了我的脑海，使我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是我多年来长和帝国主义分子接触，受了他们的毒害。他们一向对共产党做许多恶意的宣传，说共产党残暴、说谎、反对宗教、迫害宗教徒等等。这些宣传印入我的脑海很深，因此形成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敌对思想。解放后，我的这种反动思想仍然未改，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总是有着一种对立的思想，不肯正视现实，把政府许多好事都看成坏事，并影响了许多人，毒害了许多人。

“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以前的错误，我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应当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应当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更应该领导教徒遵守法令，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努力参加一切建设和爱国的事业。我应当与全国人民尽力团结，使祖国的前途得到好处。从前那样反对政府的破坏活动实在是不对的。这种危害国家，也危害人民，并使许多信徒受了我的毒害和不良影响。我诚恳地向人民和政府悔过，并希望受我毒害的信徒们及时觉醒过来，走向正确的道路上去。

“最后我衷心的表示，感谢政府对我的教育帮助，使我认识到过去的一切错误。即蒙了政府的宽大，我决定要好好带领信徒遵守法令，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参加基督教内的大团结，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领导信徒与全国人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也要尽力挽回我所领错了的人，使他们脱离我从前所给他们的那些不好的影响，并把我经过学习之后所认识的告诉他们，我虽然无法挽回我以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但我总愿意尽力去做，能挽回一分是一分，真正做一个爱国家、爱教会的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