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八月七日夜，北京基督徒会堂经历了一次大变动。住在那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全部被捕入狱，北京市公安人员进驻其中，成为那里的主人。平常进出的侧门紧紧关闭，不许信徒们进去，只有临街的大门，聚会时还照常开放。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基督徒会堂被掳了。

公安人员进驻之后，大会堂朝后院的一排玻璃窗，全部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不许人往里面窥探。政府公安人员在里面进行彻底的搜查，甚至连小会堂后面男女厕所的水泥地都凿开，还把抽水马桶也挖出来检查，唯恐里面藏有枪支弹药，或是谍报装置，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却也与王先生的声誉有关。他们在小会堂楼上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只小箱子，箱子没有上锁，里面有好几万块钱。这笔钱是生懿新姊妹的叔叔汇到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账户上，为他儿子和女儿读书用的。王先生把这笔钱取出来以后交给生姊妹，她就放在一个小箱子里，搁在小会堂的楼上了。此外在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账户上还有过一个大笔款项的进出，这笔钱是东北任振方老先生去兰州做生意赚的，汇到那个银行账户上，预备在北京买房子的。这两笔钱被发现以后，就传出话来说，王明道有大笔存款。以致后来杨绍唐牧师还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谈话说：

“以往我对于王明道也是很钦佩的，……但，现在从被揭发的材料来看，他反对新中国，反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和措施，即使在生活方面，也并非诚实无伪。他曾对信徒们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是靠着信心的，银行内没有存款，但，现在知道他存的钱竟有数万元之多。”

这些话王先生后来看见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连老朋友也不相信他，反而相信那些揭发和控诉的材料。 公安人员驻扎在基督徒会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王先生私人装的电话他们照样打，王先生订的报纸杂志他们照样看，费用则是从各处寄给王先生的汇款中支付。他们把这些钱都花光了，还宣扬他有大笔存款，他感到很委屈。

八月八日一早，王先生被捕的消息就传开了。尤一波弟兄原订八日上午在南河沿协和礼堂与黄少府、史昌林两位弟兄会面，讨论有关当年夏季学生灵修会的事。他到了那里，见没有人，就在里面等。过不多时，住在协和礼堂后院的学生会辅导员寇淑珍姊妹进来了，对他说：

“昨夜王先生被捕了。”

“有这事吗？”尤问。

“是的。”

这时尤弟兄发现原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黎应福先生（他原是公安部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坐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经祷告。他立刻警惕起来，随即离开那里往史家胡同去。到了会堂一看，前后门都关了，他就去灯市口高老太太家。她见到他，就把她从女儿王洁泉太太（住在基督徒会堂旁边）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劝他不要再到会堂去； 并说栗天恩弟兄到会堂去，被公安人员盘问了好半天才放出来。尤弟兄离开高老太太家，又去麻线胡同董姐那里。董姐对他说：

“我们祷告吧！ 现在牧人被击打，羊群都分散了。”

他们一同祷告，然后他就出来。一出来，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这人三十来岁，挎着一个菜篮，像是卖糖果的。他回忆起好几次他上陈以和弟兄家去时，都遇见这个人在门口站着。那天他一出来，又看见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于是骑上自行车，哪儿也不去了，直奔回家。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我恐怕回不来了。你若是找不到我，就上李老先生家里去问。”随后他把一本圣经和牙刷、牙膏、肥皂等放在书包里就走了。他先到李再生先生家，然后他们分头通知西城的一些弟兄姊妹，到演乐胡同李老先生家会齐，再一同到会堂去开礼拜一晚上的祷告会，迫切为王先生祷告。

天下着瓢泼大雨，大家都是打着伞去的。到了会堂门口，看见路面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大门的台阶。大门开着，里面的电灯通明，也不知是谁开的，他们都进去了。

那天晚上参加祷告会的有几十个人，有的并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李再生先生主领聚会，他站起来说：

“今天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神不许可的事，绝对临不到我们。神既许可临到我们，我们只有祷告我们的主，没有任何可说的。我要求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要相信他，别的都不要。神的仆人被捕了，那是神所许可的，我们今天所当作的就是祷告。”

祷告完了，李先生说：“我们最好派一个代表去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逮捕王先生？”于是选出尤一波弟兄为代表，陈以和弟兄愿意和他同去，他们二人就从前门出去，绕到后院的侧门去敲门，一位公安人员开了门，问他们：

“什么事？”

“到底王明道被捕是为什么缘故？”尤弟兄问，“他犯的什么法？ 你得跟我们说说。”

“你还不知道？”那个公安人员狠狠地反问他。“你们该知道，我们逮捕他就是因为他搞反革命活动。”

“什么反革命活动？”

那人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他是我们的传道人啊！”尤弟兄理直气壮地说。

“你甭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的，”尤弟兄说，“我是弟兄姊妹们派为代表来问你们的。”

门里面有一个人对跟他讲话的那人说：“甭理他！ 甭理他！”说着就把那人拉进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回到大会堂，雨一直在下，聚会的人都陆续散去，最后就剩下他们二人和章纪勇弟兄，准备在那里过夜。过了一会儿，大约十点多钟，一个穿便衣的进来看了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就走了。又过一会儿，一部吉普车载着两个警察开到大会堂门口，他们走进来问：

“你们在这里干吗？”

“我们聚会。”

“聚什么会？”

“我们为王明道先生祷告。”

“来，来，来！ 我是干面胡同派出所的。这里属这个派出所，你们三个都来。”

他们都去了。一到派出所，他们就被分开了，一人一个房间单独问话，叫他们交代问题，讲过去都干过什么。尤弟兄说：

“我没干过什么，我是来北京上学的。……”

“还有呢！ 怎么不交代？”

“没有了。”

“你不老实！”

“你问我的历史问题，我都说了。”

“你若是抗拒，就要从严。”

过了一会儿，听见外面有吉普车响的声音，逮捕证送来了。一个人走进来，把他和陈以和从南屋带到北屋，向他们宣布逮捕。他们签了字，戴上手铐，就被推上吉普车，送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去了。章纪勇弟兄没有被捕，交给群众管制。

八月九日，天津市的安梦华先生去北京看望王先生。他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事，下了火车就迳去基督徒会堂。一敲门，公安人员问他：

“你找谁呀？”

“我找王明道先生。”

“进来吧！”他们开了门让他进去，他一进去就给扣起来了。押了几天，后来把他解到天津去，判刑十年。

王先生的被捕深深刺痛了孩童的心。隔壁六岁的的小惠仁，从小就常跟爸爸妈妈到会堂去玩，听王大爷给他们讲故事。当他知道大爷被捕，再也看不见大爷了，就站在他们家门外的小胡同口，对着会堂哭。他大声地哭，哭得很伤心，一连哭了好几天，谁也劝不住他。

北京教会的圣徒王善堂老大夫在王先生被捕前曾许过愿：“王先生若是被捕的话，我们一块儿去，因为我们都一样。”王先生被捕后，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就决心留起胡子来，并说：“王明道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什么时候再刮脸。”这是羊和牧人生命上的联系。

王先生很欣赏天津的元宵，每逢他去天津的时候，甄品道先生都要请他吃元宵。有时甄先生到北京来，也带些元宵来，大家一起吃。自从王先生进监，甄先生就再也不吃元宵了。有朋友请他吃，他说：“谢谢你，我不吃。我吃了心里难受。”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被捕后甄先生第一次去北京时，火车一拐过东便门，列车员就报告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了，很快你们就可以到家里跟你们的亲人团聚了。”听到这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家没有了，我上哪儿去啊？ 从前每次下了火车，就直奔会堂去，因为那是我的家。现在呢？ ……”他禁不住泪如泉涌。

从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哭声，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决心，我们看到了群羊对牧人的深厚情谊。神仆人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八月十日（礼拜三）的晚上，基督徒会堂唯一没有被捕的传道人杨润民先生去找李再生先生。到了房门口，把他喊出去，在院子里偷偷地对他说：

“今天我来有点事跟你说，明天早晨八点钟，你跟我到宗教事务处去一趟。”

“为什么宗教事务处找我呀？”李先生不解地问，“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去。”

“处长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你告诉他，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不去。如果处长需要我去，我告诉你，让他把小汽车开来。”李先生在八日晚主领那次祷告会的事可能给处长晓得了。杨是宗教事务处安排的王明道继承人，所以叫他来找李先生。既被拒绝，他只好走了。

八月十四日，王先生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人来的还是不少，大会堂里全坐满了。人们骑的脚踏车原来都放在会堂的后院里，现在后院进不去了，只好放在大门外。李再生先生和王实方弟兄两人在门口看车。

那天杨润民先生上台了，他报告说：“上个星期天，王明道先生夫妇都被捕了。”话音刚落，全场大部分的人都哭了，有的人忍不住，就跑到东边的小胡同里放声大哭。大会堂朝着后院的一排窗户糊着牛皮纸，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能从里面看见公安人员的身影。他们在从牛皮纸的隙缝往里边看，想看看都有些什么人来聚会。

那天杨先生的讲题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引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于这天的讲道，大家反应不一。有人觉得还挺得安慰，有人听他讲“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认为他的意思是： 你们信王明道，也当信我杨润民。

散会以后，秩序都乱了，各人走各人的。不少人流着眼泪离去。从那以后，许多人都不来了。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