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双方论战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王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冬季《灵食季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真理呢，毒素呢？》和《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回答了“三自”诸先生发表的言论，并且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同时也由于他对全国教会日益扩大的影响。从一九五四年夏到一九五五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先生的见证，认识了“三自”的本质，并且退出“三自”。单就一九五四年而论，全国会议之后就有许多信徒和传道人，从各地（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来问王先生有关“三自”的问题。有的是亲自上门来访的，也有的是写信来的，王先生都一一作答，把“三自”的真相告诉他们，并且把吴耀宗先生一九四五年发表的《上帝在哪里？》那篇文章念给来访的人听，他们就明白“三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回去以后就退出了“三自”。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退出“三自”的计有： 青岛青年学生团契在年初退出了“三自”； 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长春市的西三道街教会、浸信会和三道沙子教会相继退出“三自”； 北京市基督徒聚会处也在此时正式声明退出“三自”，同时还邀请王先生在四月四至五日去该教会给青年圣徒讲道数次，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四月初旬，南京教会掀起了一个反王明道运动，但以失败而告终； 同时，上海又有油印刊物出版，主张退出“三自”。五月初，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最大的教会——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参加。五月下旬，西安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 六月初旬，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北到南，由西到东，不断有退出“三自”的事发生。

对于这些退出的事，“三自”当然感到很气愤，除了连篇累牍的笔伐之外，还加以口诛： 二月下旬，上海“三自”召开大会，控诉王明道； 五月初旬，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教会（除基督徒聚会处外）几乎被一网打尽； 同月，西安三自会开会七天，专门控诉王明道。这一系列的事对王先生都是冲击，但他并没有动摇。

尽管“三自”写了那么多文章，作了那么多工作，信徒只要一听见王先生所讲的真理，因为有圣灵作工，很快就清楚了。政府如果不加干预，“三自”肯定即将趋于崩溃。为支持“三自”免于失败的命运，五月十八日政府毅然采取严厉措施，在天津逮捕了徐弘道先生。徐原是王先生基督徒会堂的同工，后来被天津圣会所请去作牧师。他也像王先生一样，拒绝参加“三自”。天津市有一座三层大楼，原是内地会撤离时留下来的，政府示意徐弘道可以接收，正如北京市有一座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礼拜堂，政府曾示意王明道可以接收一样。王先生拒绝了，但徐先生却去接收了。这件事引起天津各教会牧师的嫉妒，纷纷起来攻击他，并且喊出一个口号：“信仰有自由，爱国没自由。”他甚为惧怕，就离开天津圣会所，搬到北京去住，随即被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请去作牧师。他刚一上任，就请王先生去讲道，更引起别人对他的忿恨，说他又跟王明道联系起来了。其实这种话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当他还在天津圣会所时，因为他的教会和北京基督徒会堂以及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过从甚密，就被认为是联合起来抵挡共产党。徐先生在这个时候应邀回天津领会，结果就在那里被捕了。

徐弘道先生被捕后，又有风声传来说，外地不参加“三自”的信徒陆续有被捕的。看来这是大圈套小圈，只是北京还没有动。

徐先生的被捕虽然使王先生感到愤慨，但实际上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第一，他十分相信政府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第二，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在他看来，徐的被捕主要是因为他接收了内地会的财产。其实王先生想错了，政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向他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逮捕徐弘道，也照样可以逮捕你。”目的是促使他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六月下旬，王先生在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态度之明朗，立场之坚定，一望便知这里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政府的努力全部落空了，下面的一步就是逮捕王明道，并且为逮捕作好舆论准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加强团结，明辨是非》。（注一） 这篇社论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它说：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所有信徒，肃清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所散布的邪恶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建立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接着它谈到对于那些还没有参加的人的态度说：

“对于少数还没有参加的人，仍然是敞着大门，不断伸出友好的手，用爱心和耐心指引他们，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开诚相见，欣然共处。”

然后笔锋一转，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

“当然，我们也早已料到，有个别像王明道先生那样坚持错误、以‘不变应万变’来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人，纵然把道理都说尽了，也是不会有丝毫感动的。恰恰相反，我们越是胜利，他就越要破坏； 因为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本来就是‘冰炭不能并立’的！ 对新中国的现实，他们没有人民的感情，心里却像灌满了铅，日益阴暗沉重； 这种出于政治上仇恨的‘本能’，就必然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今天，基督教团结的基础是反帝爱国，…… 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这难道还不是‘为了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么？ 难道说，我们真的需要把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前提撇开不谈，而引起一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混战么？ 如果这样，岂不是正中了帝国主义分裂我们的阴谋诡计，而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么？ 不管是谁，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

最后社论郑重声明，并且发出号召说：

“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 这就是我们与王明道先生假藉信仰作口实而进行破坏反帝爱国的原则分歧！ …… 我们必须从反帝爱国的政治原则来同王明道先生划清是非界限，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都应当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作为神的仆人，王先生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作为反对神的人的仆人，‘三自’说：“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即为了政治）！”各有各的主人要服事，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确是‘冰炭不能并立’。既然王先生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自必为中国国法所不容，他的下场如何，当然就是“三自”所说的‘公义的审判’了。

“社论”是一个信号： 王明道先生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同期《天风》还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批评与团结》。在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秦牧、丁灵生、江文汉、汪维藩、孙鹏翕、郁罕、叶保罗和崔宪详等诸先生的文章，点名批判王明道。

七月下旬，北京开始动手了。首先是在各大专院校开展运动，要求凡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们都站出来，交代王明道的事。如果抗拒，那就逮捕。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是天津人，来京后因常去王先生那里聚会，校方要他交代，他不肯，就对他施加压力。七月廿四日，他因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送到中直医院，很快就死了。之后，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都要求他们单位里去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交代王明道的事。

八月二日，北京医学院开大会，要柳月青、史申骅交代王明道。柳是福建人，来北医读书，曾向王先生申请受浸。两个人都因拒绝交代，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王先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教会外面，他面临的是“三自”领袖们群起而攻之； 在教会内部，有人因受压过重而自杀，有人因坚持真理而被捕，有人因软弱而放弃信仰，更有人为名利而卖主卖友。此时王先生是外有争战，内有忧患，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这场争战从一九五一年起，至今已持续了四年之久，如今又面临孤军作战，他无论是精神上或体力上，都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给他刺激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友、天津的李伯蘅大夫。李在解放前原是一位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与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他在峰峰煤矿工作时，为一碗“红豆汤”（创廿五章廿七至三十四节）竟出卖了儿子的名分，而且以后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绊倒了很多的人。他与王先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但在八月三日，正当王先生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一见面他就问王先生：

“你还那么迷信吗？”

“伯蘅，”王先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说这话啊？ 你怎么说我迷信呢？”

他声明他已经放弃了信仰，并对王先生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他还劝戒王先生在当今反对神的时代，不能再证明神的存在； 又说讲道要迎合人的心理，讲人喜欢听的等等。过了一会儿，王太太走进来，跟他只讲了几句话，他就勃然大怒，对王先生说：“你还那么迷信，我们没话说了，我走！ 我走！”说完就拂袖而去。

李伯蘅大夫这次来访，给王先生刺激很大，王先生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李伯蘅来访，言返京奔父丧。劝予勿触人之怒，谓室外黑板上写的经节，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反原子战）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讯以基督徒一切当为何事？ 八时三十分，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怫然惊，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悉伊之改变一至于此也，心中受刺激甚深。”

李的言行实在亏负主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投入监狱。一天他在狱中口渴，想要喝水。人家叫他把头伸出来，他就把头伸出铁栏杆外。因为他的头大，耳朵被铁条卡住缩不回去，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既尝过主恩的滋味，却又卖主，结局何等悲惨。

王先生当日深受刺激，夜不能寐。过夜一时才入睡，四时半突然惊醒，心中充满恐惧，他预感到他要被捕了。

八月四日清晨消息传来：“黄禹先昨夜在寓所被捕。”正吃早餐时，有四个检查卫生的人进来，到处查看。实际是观察地形，作好逮捕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星期日），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搞运动，不放假。当日下午，两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均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雷厉风行的大逮捕迫在眉睫了。

注一：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第廿六，廿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