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八月五日晚上，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迟太太接见的他，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他仍然在北京，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怕王先生被逮捕，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首先由李处长讲话，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拿起杯来，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点燃了一枝香烟，夹在手指间未吸，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还是夹在指间未吸，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绝对不肯参加‘三自’，就另提出一个建议，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然后各人发言，谈自己的看法，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对王先生进行打击，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都要开展这个运动，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他们没有铜，不能造子弹，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非交不可，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北京的市民，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说话也很有力，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就被调离北京，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哪家都得交铜，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三自会，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以孤立王明道，使他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第一个是王明道，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没存好心，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等谢过恩再回来，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有来自酒泉的，天水的，上海的，沈阳的，天津的，哈尔滨的，保定的，昌黎的，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