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调景岭的神迹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一批批忠厚、朴实的中国人离别了父母、妻子、儿女，从北而南潮水般涌到香港，多达二、三十万人。在这些“新移民”当中，原隶属国民党部队者约有七千之众，其中不少是残废、瞎眼的。香港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调景岭难民营。一九五三年三月，我重临香港，人口已增至二万多人。许多人因无处容身，沿着山脚盖搭了密密麻麻，破破烂烂的 “房子”，大部分是用禾草、木板和拆了纸皮箱搭成，那不过是仅能容纳一、两个人栖身的临时避难所。贫困、饥饿、疾病、痛苦和罪恶充满了这地方。

主的眼目察遍全地，祂的慈怜照样临到这些孤苦流离、失望无助的人。五十年代初期，美国路德会、瑞典五旬节会等教会已开始在调景岭从事教育、福音工作。一九五○年，一位中国医生开始提供医疗服务。不久他离开香港。美国宣教护士梅教士(Miss Mary Myers)立即接替他的工作。葛、孙两位教士也先后加入服务行列，帮助有需要的人。后来梅教士因病提早退休，孙教士也因长期劳累，身体很软弱，盼望有机会回国休息。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葛教士的信，来到调景岭。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从湾仔乘东行电车抵达筲箕湾，再乘舢舨往鲤鱼门。爬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后，调景岭的全貌逐渐展露在我眼前。我沿着小径往医务所走去，许多人从小草棚，从人字形的纸皮“房子”中探出头来，有些用怀疑、不信任的眼光朝我上下打量，也有不少陌生的脸孔咧着嘴，向我挥挥手表示欢迎。六、七年来，我没有见过脸上挂看笑容的中国人，想不到在这贫穷、但是自由的难民营遇见了!

我来到调景岭三个礼拜后，孙教士就启程回国去休息一段时期。现在，只剩下葛教士和我，另外还有几位中国同工—— 戴颜华实女士、杨和英先生和洪贯然先生。医务所是一间盖在山边、小小竹木房，面积大约三百多方尺，当中有一块厚厚的纸皮把木房子分隔开来，一边是病人的诊症室和治疗室，另一边是我和葛教士日间吃饭、晚上休息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家俱，桌子、椅子都是捡回来的苹果箱。葛教士喜欢称这小木房为“我们的皇宫”。的确，在那时候，我们的家和医务所已经算是讲究的了!

每天清早，我们有祷告聚会。到了八点钟，医务所一开门，外边已挤满了人。那时侯调景岭的居民大多吃不饱、穿不暖。每人每天凭票换领一点饭菜。人们找不到工作，只能做些手工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也只能挣到一点买面包皮的钱。因此，病倒的人可真不少，营养不良者更是不可胜数。每天平均有二、三百人来医务所求诊。杨先生负责替病人登记、葛教士和我负责诊症、戴太太专职打针，洪先生派发鱼肝油、各种维他命丸和营养品。到傍晚时分，忙完了医务所的工作，我们往靠近海边的肺病房去，替病人打针。那里只有两张大床，却挤进了二十多位肺病患者。晚上回到 “皇宫”后，常常有人来请求帮助，或是咯血不止，或是临盆待产。工作虽然忙碌，我们仍抓紧机会，介绍那位最有能力、医术最高明的大医生 耶稣基督。

一天，几位青年人把一位重病病人抬来医务所。我和葛教士正忙着诊症，所以请他先躺在我床上歇一歇。一位瑞典宣教士跟着进来，和他谈了几分钟就走了。过了不久，我听见纸皮板后面好像有人在说话，一看，原来他从床上下来，跪在地上祷告。我们发现他不单有肺病，还患上伤寒和疟疾。下午，我们送他到肺病房去。一个礼拜后，他越来越衰弱。我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一夜。天快亮的时侯，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教士，我快要回天家去啦!将来我们在那里见面，好吗?”次日一早，他微笑着离开了世界。

一九五三年夏天，到医务所求诊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加上营养不足，肺结核、伤寒和疟疾的病例很普遍。葛教士和我实在应付不了。幸好每逢礼拜三下午，海富生医生（Dr.E.S.Harverson)从香港来调景岭，协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他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对肺病病人特别关心。他常常不怕传染，双手环抱着病人的肩膀，对他们说安慰的话，为了鼓励病人求生的意志。每趟他到肺病房去，也不忘为每一位病人祷告。

在调景岭医务所，我们想尽办法多做预防性工作。我们特别照顾那些营养不良的怀孕妇女，盼望她们可以顺利生产。每一位婴儿出生后，我们免费供应足用的奶粉和营养品。有一天，一位妇人带了一个身上长满烂疮的女孩子来，她是孩子的姨妈，几天前，孩子的父母在中国大陆的边境把一张字条塞在她手里，嘱咐她独自走过罗湖桥。幸亏有人可怜这孩子，依字条上面的地址把她送来调景岭。她姨妈流着眼泪告诉我这一切的遭遇，我发现孩子躲在一边，举起一瓶鱼肝油，好像喝汽水一样不愿停止。过了几天，她脸上身上的烂疮都消除了!

在调景岭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人力财力的缺乏。医务所全部的医疗设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些消毒纱布。我们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可以买药物、鱼肝油、各种维他命、奶粉……。每一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相信主会预备一切。透过许许多多爱心的奉献，医务所得以维持，着实帮助我们渡过了重重难关。我在挪威的忘年知交玛莉姊妹(Sister Margit）常常寄赠各类型物品，包括大批婴儿衣服。每一次我为初生婴儿穿上一袭漂亮衣服的时侯，我更深刻体会到主的垂怜和看顾。

一九五三年秋，医务所的工作差不多陷于停顿状态，再一次，葛教士和我一同跪下来，向天上的父亲呼求。祂侧耳听了我们的祷告，及时供应我们的需要，并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从挪威，我们收到五大桶鱼肝油，海富生医生和一些弟兄姊妹也分别送来几百块钱。圣诞节前，我们付清了所有账单，购备足用的食物，还有余钱为调景岭的小朋友们买圣诞礼物。平安夜，中国同工，葛教士、和我背着大包小包，遂家逐户去报喜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恩的欢乐临到了许多痛苦的家庭。圣诞节一早，肺病房有一位病人睡醒了，发现身上盖着暖和的毯子，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家。实实在在，基督耶稣的爱，能把贫困变为富足，使绝望的人充满了喜乐。在调景岭，祂还要成就更大的事，叫千万人蒙福。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并且要为这些神迹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