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中国大陆
飞机快降落了。底下就是香港,紧接着的是一望无际的中国大陆。展向远方的那片地土,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髙墙四筑、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禁区。我一向所跑的只是东欧一带的共产国家,其中有一部份对宗敎的管制比较松,有的比较严; 至于中国大陆,我早先根本就没考虑过。在我看来,它门户森严、自成一个世界,福音的工作想要打进去,实在比欧洲任何的一个共产国家都要难。
后来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搭公共汽车,碰到隔邻坐的是个中国人。当时莫斯科的中国人很多,街上常看到,但是坐我旁边的那位先生有点与众不同,在胸口上别了个小十字架。 结果我们谈起来了,彼此用英文。他吿诉我,他是上海男靑年会的干事。这倒没想到。上海的靑年会居然还在?据他说,靑年会不但还有,而且工作还挺忙的呢。最后他还给了我一张名片,请我有机会的时候去看他。从那天起,有一粒很小很小的希望在我心里逐渐萌芽。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够与独处在中国大陆上的基督徒们有点交通。
当然,我得先知道一点基督敎目前在大陆上的情形。譬如说,大陆上目前究竟还有多少基督徒?虽然说基督徒在中国本来就不多,然而过去西方传敎士在中国究竟是有过一番苦干,所付上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所付上的都大。他们当初所结的果子如今的光景如何?还站得住吗?最否在受逼迫?那边有没有地下敎会?如果还有基督徒的话,他们是否缺乏圣经、渴慕圣经,像东欧的那些敎会一样?
一九六五年我去美国讲道,一路来到西岸加利福尼亚州。我心里想,旣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不如就趁现在到远东去一趟。于是打定主意,先到台湾,与当地的人士有点交通,同时也了解一点大陆上的情形,然后再去香港,看有没有办法申请去大陆走一趟。当时在某些情形之下,荷兰护照在中国大陆还算是吃得开,所以我起先还抱着蛮大的希望。可是,等到从台湾上了飞机以后,才发现事情并不乐观。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香港银行界人士。他听说我要到大陆去,觉得非常奇怪。
「你不是从台湾上机的吗?」他说。
「是呀。我在那儿待了十天。」
「唔,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护照?」
我让他看了。他逐页翻下去,想要找出台湾的那个签证,好替我研究一下。才翻了一半,他就叫起来了:「美国!」原来前面还有美国的签证。
「是呀,我这一路先到美国的。」
「老天,你用这种护照还想去甚么大陆!」
我当下听了,也没拿它当一回事。
过去,人家愈是讲这种话,我就愈发觉得它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事情看起来越难,就越能够让我体验到神奇妙的作为。
下机后,住进九龙靑年会。
多方打听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确没那么简单。原来当时也不晓得有多少外国传敎士想从香港申请到大陆去,结果全给挡驾了。有的过去曾经多年在中国做医生或是敎过书的,如今再要想进去,可不行了。以往的资历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了阻碍。
一次、两次、三次、以至于无数次,听了又听,听多以后我的信心终于开始动摇了。原护照旣然有问题,看样子得想办法弄一本新的才行。于是从九龙渡海到香港,找荷兰领事馆想办法去。
领事嘴里叼着根长烟斗,正在吞云吐雾。强烈的烟草味,一阵阵的直把我熏回荷兰去。我吿诉他我想去大陆。他听了之后,取下烟斗,微微地笑了。我说我是个传道人。他更加笑了。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我去大陆的目的是希望能认识些 中国基督徒,看将来有没有办法给他们运些圣经去。这一说,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让我看看你的护照。」
他把我的护照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你这情形绝对,没有希望。」他看了直摇头,烟斗柄指指冲冲地点出了那几个关键所在的签证。
「所以我才来找你嘛。我想换本新护照,」我说。
不行。据他说,申请护照得经过印度尼西亚荷兰大使馆的批准,而我这情形根本就拿不出个理由来,谈何申请?说罢,仰天喷了一大口烟,把我的希望给吹了。
此路不通,心里颇为失望。可是再一想,这样倒反而好,这件事旣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就得完全交托给神,让祂去想办法。这么一来,我何必伤脑筋呢?只要明天上午直接跑到中共办事处去申请就行了嘛。如果神眞要我去中国大陆的 话,还怕拿不到签证?
有了主意之后,倒想先去看看办签证的那个地方,就好像约书亚进军迦南地之前先派几个探子过去侦察一番。当时天已经黑了,所有的机关以及部份商店早就关了门。来到中国旅行社门口,大门已经上了铁闸。我在外头人行道上,一面徘徊一面祷吿。求神为我除去一切的阻拦,深知主耶稣基督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好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在旅行社门口就这么走来走去,一连祷吿了两个钟头才回去。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这回当然是准备好,办签证去的。上了楼梯,门口坐着个卫兵,里面那个大房间挤满了人。我一边排队一边默祷,为那些办事人员祷吿,也为千万的中国人民祷吿,求神多方开路,让他们有机会得着福音的好处。
轮到我了。穿浅蓝色人民装的办事员在等着我开口。
「我想申请去中国的入境证。」我用英文。
「你有没有到过美国?或是台湾?」
「我最近去过。」
「那就不行了。」他笑了一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国。」
「他们是你的敌国,可不是我的敌国。」我还他一笑,「好不好请你给我一份申请表?」
他没吭声,两眼直瞪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对方毫无表情,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甚么。我呢?我在祷吿。
「好吧。老实说,你这种情形就是申请了也没用。」他终于给了我一份表格。
我当下塡好,连护照一起交给他。据他说,这些东西要送到广州,所以要三天后才能够给我回音。
那天晚上,有一位年长的传敎士请我吃饭。他从前是在中国大陆传道的。我告诉他,我已经办了申请去大陆的手续,据经办人说,三天后会有消息,言下不胜兴奋。
他听了狂笑不已,说:「你太天眞了!三天!三天很可能就是永远的意思。」
人家怎么说,我决定一槪不理。那三天里,我不断地禁食祷吿,同时还上街买了些中文圣经,准备带到大陆去。
到了第三天,旅行社果然打电话到靑年会找我,刚好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张字条,叫我回他们一个电话。我电话也没打,就直接跑去了。
进门后,开始排队,还是上次的那个人,他也看到了我。当时很想根据对方的表情来推测一下我申请的结果,无奈他险部讳莫如深,让你怎么也猜不透。
终于来到他面前。他甚么也没说,一伸手就把护照还给我,上头附了一张纸条,正是我所想望的那张通行证。
第二天上午八点从尖沙咀坐了两个钟头的火车来到罗湖。边界是条小河,火车桥这边是英界,那头就是华界。英国这边只有一个检査站和一家小餐馆。等久了有点不耐烦,不如起来到外头走走吧。信步来到桥头,正好有一列从大陆来的货车打桥上经过,装满了一笼笼的鸡,还有毛猪,以及其他不同种类的产品,都是销香港的。
桥头上有个英兵在站岗,跟他聊了一阵。他吿诉我这条桥本地人管它叫「哭挢」,又称「心震桥」(「深圳桥」粤语谐音)。因为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难民从对岸偷渡过来,有的不幸被英方抓到,就得被送回去。他们苦苦哀求,声泪倶下,有的甚至抓住挢旁的拦杆不肯走。
「主啊,」我默默地祷吿,「巴不得祢早日除去世上所有的哭桥。愿万人都归向祢,同蒙祢的大爱。」
终于我们可以过桥了。大伙儿小心翼翼地鱼贯而行。西方人中间大部份是英、法、以及加拿大来的商人。走到一半的时候,桥的那片绿颜色稍微有点变了,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华界。
那边的规模比较大,有好几幢房子,都很整洁,只是外观单调了一点。好在有遍地的天竺葵,平添了些许热闹的气氛。检查员是位非常年靑的女孩子,带着礼貌的笑容叫我把箱子打开给她看。
我心跳得厉害,因为里头一大堆圣经。装箱的时候,觉得反正藏也没用,就干脆摆明给他们看,至少可以试探一下他们对外来传道人的态度如何。眞不知道这个女职员看了以后会有甚么反应?
我把箱子打开。一落落的圣经历然在目。可是,奇怪得很,她连碰都没碰我的行李。那些圣经她也看到了,却竟然视若无覩。「谢谢,」她依旧满面笑容,「请问有没有手表、照相机这一类的东西?」
就这么通过了。可眞让我想不通。这女孩子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难道她从来就没见过圣经,不知其为何物?……
上了开广州的火车。车厢古老,却倒非常干净。窗几上的小花瓶里还插满了鲜花。女服务员给我们端上熟茶。开车了。我看了一下表。非常准时。她笑着对我说:「我们的火车很准时。」
这是我在大睦上第一次领敎到「我们的」这个字眼。往后还多着呢:「我们的」革命,「我们」中国自制的第一辆汽车,我们的……到了广州,看到车站里到处摆的是宣传品,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全是免费的。我这才开始明白,那种全 国性「我们的」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我住的那家旅馆里头也是到处摆满宣传品,而且用的是德、英、法、三种文字,这当然主要是给外国人看。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中文。所有的报纸、书刊、以及电影、戏剧,在题材上总少不了对伟大革命的歌功颂德,再加上对「美帝」的深恶痛绝。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家戏院参观一个儿童杂技团表演。 其中有一场小丑戏。那个坏蛋小丑老喜欢用鞭炮捉弄人。却不巧碰上了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毎当那小家伙把点着的鞭炮扔在地上,眼看就要炸开来的时候,我们的「英雄」忽然出现,三下两下就把鞭炮给灭了。起先那鞭炮很小,往后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大原子弹,上面还罩着一面美国国旗。正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不用说,我们的那位 「英雄」又出现了,一举手就把原于弹毁掉。至此全场观众雀跃欢呼,人心大快不已。
宣传的另一主题——对人民革命的歌功颂德——也是照样的搞得有声有色,像煞有介事。在广州的时候参观了一间养老院。若是以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那地方的设备简直是甚么也谈不上。那些老人家看起来倒也安然自得。有的在织 布、有的在打扫环境……生产劳动的份儿,每个人都少不了。
领头的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婆婆。她通过传译员向我说了一番话。主要的意思是说,「解放后」老年人个个身心愉快,同时也能够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她说,「解放前」老年人常被弃置田野,任其自生自灭;「解放后」大大不同,甚么都好了。
她跟我讲话的时候,其余的老人家照常工作,好像对我们漠不关心。可是,每当她提到「解放后」这三个字的时候,像按了电纽似的,所有的人立即齐作欣慰状,同时大伙儿还来个集体鼓掌。完了以后,又再继续工作,恢复他们各人脸 上原有的那种茫茫然的神情。
老年人的态度如此,年靑人却似乎不然。后来我在上海,那位年靑的向导看起来倒是满腔热枕,劲头十足。据他说,「解放前」上海妓女之多是出了名的,「解放后」政府把这些人统统送进训练营,让她们学习各种手工艺,成为有用之 材。「解放前」中国文盲比率之高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解放后」文盲比率直线下降,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前」……「解放后」……
当然,那些向导都是政府特别训练出来的,他说他的,你就听听算了吧。我倒反而很想参观几处人民公社,说不定一般工人阶级对「解放后」的情形会有不同的看法?
先后一共参观了六个人民公社。最先参观的那个公社有一万多人口。我随便选了一个人家,进去访问。开门的是一位老先生。他跟他太太一起招呼我,带我看他们的家。他俩兴高采烈,顿为这个家感到自豪。他们有个圆柱形的粮仓,是用竹做的,里头装满了麦子。我问他们这儿可闹耗?传译员用中文向他们说了一遍。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老鼠倒是有。不过这不成问题。我们的麦子太多了,就让牠们吃一点也无所谓。要是在『解放前』呀,可没这么好啰。」
「解放前」,「解放前」,我可惜就没亲眼看到过「解放前」究竟是个甚么样子,他们再怎么说,我也无从比较。
后来又到了另外一个公社。他们带我参观里头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呀,要是在荷兰的话,恐怕一辈子也轮不到让外国人参观的份儿。手术室里旣没有照灯,也没有消毒盘。药剂室里几乎是空空如也。很多病床不但没有床单,而且连床垫 都没有。他们之所以带我参观这个公社,很明显的是为了想要在宣传上给我一个好印象,可是现在竟然把我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难道他们眞的认为这已经算是「进步」了?!
去上海主要的目的是想见见基督敎男靑年会的那位干事。就是以前在莫斯科公共汽车上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先生。我在旅馆里问了一下,知道靑年会的确还在,当下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裹面的情形让我大大地失望了。里头尽是些老太婆在那儿下棋消闲,此外甚么也没有。旣无「靑年」亦无「男」,「基督敎」更谈不上。剩下的只是个「会」字。
一问之下,居然回说没这个人。「能不能麻烦妳到里头查一下?」我说。她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跑出来,说是的确没有这个人。「这怎么会的!」我说,「他明明吿诉我,他是此地的干事。我相信你们这儿一定会有人认识他的。好不好请妳再查一次?」
她又进去了。这一趟在里头待了很久才出来,脸上陪着笑,说,「眞对不起,他这几天正好到别的地方去了。」
「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句话很通用。后来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验。毎次找人找不到,都是刚好「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位干事怎么会不见了?我猜他大槪眞是去了「别的地方」,不会再回来的了。今日大陆上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到「别的地方」去了?
记得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那位靑年会干事曾经提到上海有一间专卖圣经的基督敎书局。他说的可对。眞有这么一个地方。虽然地点偏僻了一点,门面也不大,不过裹头的圣经倒蛮多。想想看,在东欧的那些共产团家,圣经罕似凤毛麟角,而此地居然有的是,你随时可以买到。
书店经理陪我参观那地方。他会英文。里头墙上挂着一幅画——羣小孩围着耶稣,个个是金发碧眼的洋孩子。
顺手拿起一本圣经。里面有一行英文:「上海印制」。这倒颇出我意料之外。
「是这儿印的呀?」我说,「不是香港来的?」
经理一副得意的样子:「是中国印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制的。」
我问他生意怎么样。这一问,他可没那么乐了。我在那家店里已经待了有一个钟头之久,竟然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没看到有任何人进来。
「买的人不多,」他说。
我问他毎个月可以卖出多少圣经。
「不多,」他说。
原来如此!旣然不会有人来买,还怕甚么?小小的一间「古董店」,就让它开着做做样子吧!
这让我想起在广州的时候,有一次我想送一本中文圣经给那位传译员。她不要,说是太忙、没工夫看。我心里想,她这大槪是怕给人家看到,对她不利。后来有好几次住旅馆,临走的时候故意在房间里留下一本中文圣经,结果总是不得 其计。「请你等一等,」才走了一半,就让服务生给赶上了 ,
「这本书是不是你的?」
急起来,干脆就拿到街上去发。那些向导们胸有成竹,也没有反对。你要发就发吧。无奈往来的行人一看我给的是圣经,就都走掉了,没有一个人感兴趣的,结果是一本也给不出去。
如今这家书店也是一样。虽然摆满了圣经,可是「买的人不多」。临走的时候,我的心沉痛极了。历代以来,敎会曾经胜过各种各样的逼迫,而今面临的却是另一种「冷式」 的威胁,其凶险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迫害,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神学院,听说的确还有几间;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好现象,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
曾经拜访过南京近郊的一间神学院。见到院长以及另外一位敎授。他们两位都会说英语,所以无须传译员在场。我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可以单独地跟中国基督徒们有点敞开的交通。
坐定以后,大家先喝几口茶,话不多。再喝几口茶,话还是不多。喝到后来,茶杯都快见底了,三个人依然面面相对,无话可说。终于我决定打破僵局,先向他们说到我自己是个宣敎士。不料他们一听到「宣敎士」这个名词,竟然神色骤变,就像在敎堂里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用了个甚么低级的字眼似的。
「过去在中国的那些宣敎士实际上都是干情报的,」院长这么对我说。然后又私下用中文向那位敎授吩咐了几句甚么的。但见那位敎授站起来匆匆往外跑,没一会儿工夫又急急忙忙地从外头进来,手里捧着一本很大很厚的书。上头打开的那一页早就划满了线,是一个宣敎士跟他本国政府官员间的来往信件,里头牵涉到中国的资源状况,粮食供应,以及人心的趋向等等。
往后那十几二十分钟里头,我们那位小个?穿篮制服的敎授就那么跑进跑出,从图书馆里弄来一本又一本的参考书,毎次都是预早就把书打开在某一个地方,而且上头总是密密麻麻的划定了线。所有的书可都是西方国家出的,而且全是些知名的出版社。看起来倒好像的确有那么一回事。也许当初有些宣敎士认为只是把他们日常的见闻转吿给本国的使馆,在道义上并不违反基督敎的原则,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给了人家一个坏印象。究竟是甚么原因,且不去管他,反正那次我们所谈的从头到尾都离不开政治。院长本身就是党里头的甚么委员,而且非常活跃。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反美的宣传画——跟别的地方没有甚么两样,总是「美帝」抱着颗原?弹在前面逃,中国人在后头紧追。
至于神学院里头敎的是甚么神学,我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免不了的:那极端反美反西方的政治色彩。这一点也是当时整个大陆的敎育方针之一。
老实说,像我这样走马看花,再加上言语不通,还要处处跟着向导跑,所得到的最多只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印象而己,何况他们还总是挑最好的地方让你看。印象中有好有坏。 好的,比方说:环境淸洁、没有乞丐、没有黄包车、民风淳扑。差的方面,譬如说:餐馆生意淸淡,门可罗雀。市街上汽车稀少,难得一见。
此外还有些景象让你看了浑身不自在。记得离开南京那天,我一淸早起来,准备上飞机场。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听到外面街上传来一阵阵的吶喊。从窗口往下瞧,看见附近广场上有好几百男女老少正在做军事体操。后来我坐出租车从那儿经过,刚好遇到一个口令让大家保持原姿势,所有的人立时呆住:大跨歩、臂前后伸,一动也不动。众手所指、众目所视,杀气腾腾地正对着我这个方向。这印象太深,我怎么也抖不掉。甚至于在飞机上,先前的那些眼睛还像是老盯住我似的。难道我们西方宣敎士在他们心目中眞是那么坏?难道我们眞的没有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若是因我们的过失而让他们对西方国家产生反感,那的确是太不幸了。假如因此而促使他们反对眞神,那更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记得有一次参观一个公社,当我表示想看看他们的敎堂的时候,公社里的一位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我们人民公社里面没有敎堂,也不需要敎堂。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才需要宗敎。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巳经站起来了,因此也没有这个需要。」
是个星期天,我在北平。一淸早就对那个向导说过:「我今天上午想去敎堂做礼拜。」
「敎堂!」他觉得很奇怪。据他说,北平的敎堂非常少,尤其是基督敎的。不过他总算答应替我找找看。
坐在旅馆房间里等他。从八点钟等起,到了将近九点的时候,他回来了。喜形于色,像替我找到了甚么奇珍异物似的,嚷着说:「找到了,找到了,你跟我来。」
到了以后,我请他跟我一起进去,他不肯。原来那是一间又小又破的敎堂,外表极其不象样,让人看了倒足胃口;也难怪他不想进去。穿过一道生了锈的铁门,再走几步路,进去里面是个大房间,空洞而单调,除了有一个女人身上穿的一件红色外套以及讲台边那支红色的国旗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比较鲜明的颜色了。
在后头找个位子坐下。过了一会儿,前面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司琴。弹的是一首古老的西方圣诗。钢琴小而旧,甚至已经走了音。聚会的人不多,我数了一下,一共五十六人。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他的人看起来个个都有六十岁以上。讲道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胡子飘飘、眼睛蒙蒙的。底下的人,认眞在听的没有几个,打瞌睡的倒不少。
我的心难过极了。难道这就是今日大陆上一般敎会的光景?!基督敎被视为历史的遗迹、老年人的宗敎。长此以往,她的前途安在?!
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中国大陆。不过我当时在失望中还存着一线希望。因为圣经在大陆上似乎还没有受到禁止(一九六五年),这可能是由于中共政府低估了这部书的威力。然而只要圣灵动工,祂随时随地可以借着圣经里的话语把神的道传开。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主要也是因为当初读了圣经的缘故。
此外,神在大陆上还需要有祂自己的工人——些热心、肯奉献、而有异象的基督精兵。然而这再也不可能是西方人的工作,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绝对需要中国人自己向中国人传福音。
于是我们同工们又多了一项祷告:希望能有中国基督徒参加我们的行列,在大陆上做传福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