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明道叔叔纪念文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

　　我称呼神的老仆人王明道为叔叔，是有原因的。去年七月二十五日，我从香港乘机飞去上海，专程参加王叔叔九十岁庆生会。但是因飞机误点，夜晚九点多才到上海。当夜与他通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去见他。

　　这是第三次见他了。每次与他见面，我会坐在他的右手边，他会握住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次谈话，王叔叔竟然细问我的家世，我在台湾的生活情形等等。当他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年迈过世，年岁也比他大，他就仁慈的对我说：「正中，以后你就称呼我们夫妇『叔叔』、『婶婶』。我们家有一个儿子王天铎，两个侄儿：一个是王国显在美国，另一个是你在台湾」。

　　从此我就以「叔叔」称呼神的老仆人。我问他：「还有甚么心愿要完成么？他说：「盼望出『五十年来续集』」。求主帮助我完成他的心愿，将「五十年来续集」放在「王明道传记」中出版。

　　辞别时，我大声的对叔叔说：「明年一定要再来看望你」。婶婶替叔叔回家答我：「他能等吗？」若不是大陆洪涝之灾，我准会在七月廿五日，他九十一岁生日时见到他。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祇能隔海哀思，远远默默地为年迈的婶婶祷告，求天父的安慰安慰她，靠主恩典刚强起来。

　　另外，我要依照自己对王明道叔叔多方面的认识，将他的生平典范写出来，作为本人和中国教会对他长远的思念。

　　王叔叔乳名铁儿，正名永盛，二十岁时改称明道。生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廿五日，在北京出生，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于上海息劳，享年九十一岁。父名子厚，母李氏文义，妻刘景文女士，子名天铎。王叔叔自认出身十分寒微，既不知祖籍何处，也不知祖父的名号、以何为业等。他父亲在他未出生一个多月前自缢身亡；他成了遗腹子，寡母幼子，受尽人间冷暖。王叔叔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但他并未因身世寒微而自暴自弃，反倒自幼好学不倦，长于思考，自律甚岩。

　　他曾回忆说：「我年幼时启蒙较早。会说话以后就喜欢读书。常常拿了一本书去问母亲那个字怎样读，这个字怎样讲。母亲未多教我念书，我却不断的问她。就这样问来问去，普通的书就都能读了。那时我所读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天路历程、正道启蒙、新旧约全书等，还有没有别的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几本我却记得最清楚。

　　那时候有一种书报，每日出一张，售铜元一枚，母亲订阅了一份。我也每日详细的看。并且自己也模仿着出一种画报，弄一张纸，画几个人，编造一段新闻。那时所订阅的画报到四十多年前还存着几份，自己所出的画报却不知丢那里去了。我从幼年的时候不但喜欢读书，也喜欢常常思想，想到世上许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中最使我感到苦闷的就是「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将来要往那里去？人死去后还有甚么没有甚么？」」

　　十四岁的他，发觉自己说了坏话，做了坏事，自责不已，就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走到自家后院，解开上衣，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直到打痛，并且向神认罪悔改方止。

　　王叔叔年轻时也像许多青少年一样，立过大志，想做大事，想成为大政治家。他回忆说：「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 「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甚么事业可以得到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其它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火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

　　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相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们的相片，把他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服事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他立这样的雄心大志不久，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愈抗拒神的呼召，呼召的声音在他的灵里就愈大愈清楚。他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遵行，只有这条命令我实在无法顺从。」他想到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作传道人是最卑微的事。他愿热心爱主，绝不愿作传道人。他从十五岁开始抗拒神的呼召作传道人，连续三年不肯顺服。以致神的管教临到他。

　　他回忆说：「那年（一九一八）三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五月七日病愈返回学校。二十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二十三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

　　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不再抗拒神了。

　　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教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他耳中的时候，他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苛。神藉着这一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大政治家的野心。」

　　虽然如此，他还没有完全谦卑顺服神。接着，他有升大学的机会，免费留学英国的机会，读神学的机会，工作的机会，但神将他这些机会之门先后全关了，要他学习谦卑、忍耐，专心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功课。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神给他开了路，去了离北京不远的大有庄，在他表哥的家住了六十二天，大有庄头有座卧虎山，山上有一块巨石，他每天走上山，跪在巨石右边祷告，祷告之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默想经文。遇有乡下人从此经过，就向他们传福者。他形容这段宝贵的时间，就像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

　　神将他从短期圣经学校领出来，给他短暂的讲道机会，并未为他开广大的事工之门。相反，他又被送进学习忍耐谦卑的学校。他自己回忆说：

　　「我不明白神为甚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甚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我没有路可走。

　　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份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子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甚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甚么这样待我。有时我痛苦得不愿意活下去。有时我一面操作家务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

　　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洗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善尽美。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重要，也有同样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到了最后我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一九二三年七月，王叔叔终于从谦卑忍耐的学校毕业，神为他开了又广又大的传道之门。后来他回忆说：「按一般情理说，一个人若要毫不留情的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怙恶不悛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二十四年之久，神引导我走过全国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并且在北京史家胡同创立了「基督徒会堂」，经常有四五百人聚会。」

　　王叔叔传道是拼命的，经常在身体状况极其软弱时，往返大江南北各地领培灵会。有一次在九江牯领山主领十天灵修会，到第五天已经病得走不动，要靠别人把他抬上讲台传讲神的话。

　　王叔叔对圣经真理坚持、执着，从他蒙召到他安息主怀，始终如一。为此他被赶出他原属的教会和学校，失业、失去留学的机会，但后来神重用他；赶出他的教会又请他回去讲道。为了坚持圣经真理，不愿与当年在北京杀人不眨眼的宪兵队妥协，最后赢得尊敬。为了坚持圣经真理，宁愿坐监二十三年，无怨无悔。被释放后，照样在上海居住房舍带领信徒礼拜，讲道传信息。他对我说：「现在我是又聋又瞎的人，但我的心不瞎不聋，所以神还使用我的嘴传讲祂的话。」

　　王叔叔对中国教会的贡献，除了以讲台作神的出口外，就是他的笔，写出神的心意，写出中国教会的需要，写出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的需要，写出青年人的需要，写出神仆人的需要。他的作品，从不用高言大智，乃是平淡实际的生活。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听过他讲道的已不多了，但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就多了。有人说他是老顽固，他的作品过时了。在主里用爱心说诚实话，笔者真愿神多赐几位像这样的老顽固给中国教会。

　　王叔叔的坦诚是出了名的，贾嘉美博士说他是活在玻璃橱的传道人，宋尚节博士因他坦诚相劝，改变了先前待人处世的习惯。王叔叔写他自己、写他家庭，丝毫没有隐恶扬善。写他自己的软弱、短处，多过写他的长处。我第一次见他时，对他说：「海外基督徒称你是中国教会的铁人，你知道吗？」他回答说：「我不是铁人，我失败过，我在受苦软弱时否认过信仰，但我一清醒就悔改了。」婶婶在旁边应声说：「甚么铁人，软弱时简直就像豆腐人。」

　　王叔叔不是铁人，也不是豆腐人，他是属神的人。他的为人正如他的名字，他说「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正道」。他刚强是因为他倚靠神；他软弱是因为他远离神、抗拒神，但他始终是属神的人。肯为神摆上，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为了坚持圣经真理，为了坚持纯正信仰，为了坚持教会的圣洁，他绝不与任何人妥协，绝不缄默。在最危险的时刻，人人自危，洁身自保，他却挺身而出，连续发表了四篇震奋华人教会的信息，依次是「顺从人呢？顺从神呢？」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真理呢？毒素呢？」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坚决的态度与胜利的人生」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我们是为了信仰」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不久，他为了信仰被捕下监了，二十三年的监禁，没有打败他的信仰，反倒他的信仰战胜了邪恶，获得无罪的开释，继续被神使用，直到安息主怀。他真可无愧地像保罗一样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往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四7～8。（本文选自论坛报第一三二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