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义和团造反

如同在中国传教的后五十年中，经常有某种突发的骚扰使传教士连续的工作遭到破坏一样。柏格理和其他人穿过遭到恐怖行为打击的乡村，逃向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边界。昭通幼小的教会就处在了一片排外主义和仇恨基督徒的气氛之中。柏格理绕道到达上海，最后又沿着原来长江峡谷的路线返回。

1900年

5月7日。 又一个晚上在李夫人家里举行礼拜，她爽爽快快地承认曾经杀死过四个女儿。她说给她们缠足是如此麻烦的事情；于是她只好舍弃她们。另一位在场的妇女说，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曾要杀死她，她大哭大叫，只是由于母亲的拦阻，她才得以活命。

6月14日。 埃玛和我到达乡村的住宅，晚上，我们外出漫步。来了一个特别的信差，尤其是我看到他的信息来自威宁时，我就知道这是件重要事情。我对埃玛说；“它不是南非的和平，就是昆明的暴乱。”上一个礼拜日，在昆明发生了大规模骚动。少数外国人的房屋遭到群众劫掠，甚至连楼板都被拔起来。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人受到身体上的损害。

6月17日。 急切等待着的信来到了。邰慕廉他们和其他人已经躲进昆明的衙门，但受到的待遇并不太好。

6月21日。 关于暴动的不详消息从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传来。我们刚刚听到在山东和直隶发生了大暴动，那里的外国人被杀戳。消息在此地街头受到欢迎，人们公开表示了同感，把这次起义描述为一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胜利。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我们听到上述消息时该是如何惊骇。我们获知士兵们正在联合义和团起义者袭击天津并且进军北京。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官方进行了全面的欺瞒，普通百姓还是相当了解北方的事件。我们保持在一种持续的被刺激状态之中，最近，这里一天就有三次要毁灭我们场所的密谋。从昆明来的信息要我们一直保持警戒。领事馆的权威人士已经命令那里所有的外国人离开。我们最后收到的信说：他们将立即撤离。在昭通，官员们正试图要每一个人都保持平静，以便进行皇帝30岁生日的正式庆典，就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6月22日。 刚受到发自重庆领事馆的电报通知，普遍适用地命令外国人撤离，于是我们今天决定离开，并且通知了在会泽的那些人。今天，我写信给省政府，要求他们为我们离开该省的旅行提供部分护送，要求在寻甸与我们会合。我们已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出走。

今天，我访问了地方行政长官，通知他我们要离开。他是一个可怜的工具，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地方上的闹事。起初，他拒而不见，但我坚持要安排一次会见。当时，他要求我在他与上级联系之前不要离开。我决定不受他的愚弄，通知他我就要出发。其后该城市的行政长官来到这里。此人持相同口径，并且非常恐慌。这很可能是由于他极富有，如果爆发起义，将会遭受损害的缘故。法国的主张是从同庆入侵云南；该观点逐渐受到地方官员和法国人的鼓励。各地利用这种观念，到处都在建立民团式的军事组织。礼拜日。我把所有的基督教徒召集到一起，谈了当前的危急形势，告诉他们我们将要撤离。有14个人准备受洗，他们毫不惧怕。我为他们，还有其后的两位进行了洗礼。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感动和鼓舞的礼拜。我安排他们要坚持下去。指定尹先生和李先生为领导人，还给了他们书面指示。

6月23日。 对于我们离开昭通及其后离开会泽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愿天主保佑这些民众，也在我们的长途旅行中给我们以帮助。我们和我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十名护送的士兵向南进发。在我们离开时，听到了外国军队已经给驱逐出天津的消息。我们出发了，满心盼望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法国人能够越过边境；他们几乎是被日日想望着。由于我们的传教士们在撤离问题上犹豫不决，大家在会泽停留了两天，然后继续到达寻甸，那里有50名士兵在等待着往远程护送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平静，而群众则非常好奇地看着我们在护卫之下动身。（在他们离开昭通之后不久，一场地方性起义在邻近的镇雄发生，富有的地主宅院遭到攻击。在这个地区，有钱人家被抢劫，罗马天主教会的机构受到威胁。当局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暴动被镇压下去。起义者的首领在昭通给砍了头。）

8月3日。 大雨，路上涨了洪水。今天，一名护送的士兵在徒步涉过一条河流时被淹死了。

8月4日。 分散成为三伙人。

8月5日。 路遇许多为了赶考向首府跋涉的学生。艰难困苦的一天；人们都非常粗暴。（逐日记录着行过的距离——大约每天为25英里。）“士兵们让群众离开了村寨。”“有一个孩子处于昏迷状态。”“卫队的工作出色，我们未遇任何麻烦就到达了目的地。”“全家都睡在地板上。下一晚仍然如此；住在马店里，泥土地上，大家都围着马槽睡在一起；一次最悲惨的经历。”

8月24日。走出中国，到达老街——终于在外国旗帜的庇护之下了。（法属印度支那——译者注）。（他们在上海度过了几个月，与逃脱了义和团起事的遭难者聚在一起。听到亡命者们离奇的故事，等待这场风暴的消退；在全国有二百多个传教士被杀死。1901年2月，柏格理开始返回云南的旅程，通过长江三峡，把柏格理夫人和家人留在重庆。他于5月独自抵达昭通，在友好的气氛中与每一位相见。然后，在8月返回重庆接家属。他们全部于1901年11月回到昭通。）我们来中国，是因为我们相信，乃天主派我们来让这些人了解基督福音。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代理人，不是探险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战。我们在这里是要让他们皈依，而我们的成功将要由我们规劝他们接受基督的程度来衡量。我们并没有达到打破偏见、消除迷信、驳倒离奇的观念，而且，我们在从对于这些事物的成功中聊以自慰的时候，将要特别谨慎。在这数百万之众没有接受西方文化之前，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