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死荫幽谷主手牵扶

1、坐在囚车上路过家门

疏勒县法院的判决—以杨国忠强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押送喀什地区监狱劳动改造。我被押在马拉的木轮囚车上，路过新市区疏勒基督教会—我的家门口，教会的牌子依旧挂在大门口以上，牌子已经失去往日熠熠发光的辉煌，好象蒙上了一层“不白之冤”的阴影。《毕士大诊所》，《修理钟表》的两块牌匾已看不见了，透过空荡荡的门洞，看见荒芜的院宇的一小部分，凄凄凉凉没有看见家人的影子，压抑沉闷喘不过气来，马车轮压在石子路上颠簸，马蹄弹起的尘土模糊了视线，家门口在我背后渐渐消失，我的家历经数次抄家，如同被火焚烧，烟雾缭绕在家的上空久久不散，似火不停的焚烧，人无法自救，只有交托恩主手中，求神成就他的旨意。一九五九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炒家勒令分散居住不准相见，房屋没收。至此疏勒教会不仅被摘走了牌子，人员也被强行“扫地出门”。

喀什监狱条件极差，大通铺上挤着十余人，祷告，读经不能进行，只有默默祷告，求主怜悯。

一九五一年八月上旬，到喀什监狱一周之后，从监号提出来由法警带我去法院，院长姚治平严厉的说：“叫你来带罪服务，担任缮写，晚上回监狱睡觉，要遵守纪律，第一要保密，不准泄露犯人刑期，第二要认真负责保管好经手文稿，正式工作人员丢失文件，泄密判三年以上徒刑，何况是你，你如工作努力，表现好可以减刑。”

从一九五一年八月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将近半年，我在法院带罪服务。在一个通铺上睡觉的人都羡慕我有一份好工作，但我心中却战兢害怕，提心吊胆。那些日子正是镇压反革命的高潮，形势很紧张，法院工作量很大。我的工作是缮写往返复核判决书，抄写起诉书，布告，刻钢板，油印，有时工作忙不能回监狱睡觉，通宵达旦写，写………。

回忆当时的情势，深感主恩，主爱我，疏勒县法院早判了我七年徒刑，若放在镇压反革命高峰判，可能要判十五年左右，赵西门判的晚，正碰上镇反高峰判了二十年，李天存判了十二年，几乎都是超重判刑。

法院的人看见我踏实认真，干得好，对我说继续努力可获减刑释放云云，但我没有想过提前释放的事，整日都在恐惧中书写，压力很大，万一出一点差错，纰漏，放在我们身上就是“政治问题”。

一九五二年有一个机会，在乌恰县的中苏金属公司向喀什劳改大队要劳动力，我趁此机会要求离开法院到山野之地去劳动。

2、两眼流泪，向天举目

康苏位于喀什西北部，当时归乌恰县管辖，康苏四面环山，与吉尔吉斯斯坦相邻，是中苏金属公司的一个矿区，开采矿山方法落后、原始，完全用人力把矿石运下山，后来开挖山槽，把山顶上的矿石通过山槽溜放到山下，再装车运往苏联。

我在的队有40多人，山槽开凿完工后清理槽底时，叫我在中段清理，突然有一块直径30多公分的圆石头自上边弹跳着向我飞来，在我下边的槽沟浅，清理的人见状跳上去躲开。这时整个槽沟里只剩下我一人，沟深爬不上去，也无地方躲避，眼看石头扑来，这时我有一股力量，绝不能叫石头弹在我身上，眨眼之间石头滚在我斜对面，我手拿铁锹，趁石头没弹起来的一瞬间，用尽力气死死的把石头压在沟底。危险啊，山上山下鸦雀无声的人群立即沸腾了，都喊“李道生命大”。其实他们并不明白，是我所信靠的主耶稣救我脱离了危险，救我的命脱离了死亡。

山槽放石头任务完成，调我到乌恰山里面的煤矿下井背煤，这里工作劳动苦，生活条件太差，没有安全保障，随时会遇到死亡的吞吃，我从来没有干过超出极限的重体力劳动。

从煤坑下面往上背煤，然后再从洞口背下山去，每天任务十二袋子，每袋大约60-70公斤重。煤窑洞口在半山坡，沿羊肠小路到洞口，进了洞，每人手提一只清油陶瓷灯，灯光如萤火虫，洞高一米七，宽一米五，每走一段就有一个向下的洞口，有木梯子上下，十二个洞口十二个梯子才到底层，装满一袋煤，向上爬，一手抓梯子，一手提灯，爬呀，爬呀，爬不动了，只能站在梯子上稍微休息片刻，咬紧牙关继续往上爬。一袋一袋煤好像一座小山压在身上，两腿发抖，双手酸痛，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与腿上的汗水汇在一块向下流。到了洞口稍微喘口气立即沿羊肠小路下山，把煤倒进炼焦炭的池子里，这算是一袋，赶紧往回跑，一天十二袋必须完成，如完不成任务，轻者生活会上挨批评，重者开会斗争或体罚。

我每次从矿井底下背煤上到洞口，总要在旁边石头上稍休息片刻，喊出一句从心里出来的话“神啊，我的神”两眼流泪向天举目，主知道我受的苦，这时心里感觉到主的同在，主的安慰，只好仰望主，从主得力量，这种光景有一年之久。

夜晚，躺在一个石头和泥土堆起的铺上默祷，求主加力量，求主与我同在，不至于碰上危险。主听了我的祷告，若没有主的帮助，保守，早已葬身煤窑，哪里会有今天，“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4：9）

在我服刑劳改的日日夜夜，尤其是五十年代，谈不上安全生产，更没有犯人生命保障， 尤其是像我这种基督徒的罪犯，叫你干啥你必须干啥，叫你到什么地方干活，你必须去干，根本没商量，没有理由说不去。

过了些日子，调我到另一个平洞煤窑去背煤，是个报废的煤窑，窑主把煤挖走，弃掉不要的煤洞子。头头命令我去背煤，洞里面有许多煤柱子托着摇摇欲坠的顶板石头，不断地有石头塌下来，就是叫我们去挖煤柱子，十分危险，如果没有危险还可以挖煤，原来的窑主也不会放弃。如此危险的地方才叫我去！明知危险，也必须冒险去干，没有选择，更没有资格拒绝。

一天，我背上煤往外走，手上提的小油灯摇晃着，发出呛人的油烟，忽听顶棚上咚咚响，心中立刻闪过一念头，“要掉石头”。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右脚一下子站住，左脚没有迈出去，一块直径约六十公分的大石头掉在我脚前，太奇妙了，神的保护，我的意念从何而来，是从造天地的主而来，我顺服了主的保护，如果那时左脚迈出去再停下是困难的，因为脊背上煤很重有股冲力，左脚前进半步的话，顶上落下来的石头会把我砸成肉饼、长眠于煤窑之中。又一次经历了死亡，神又一次免了我死亡，给了我活下去受操练的机会，“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主和我一同行过死荫的幽谷，感谢主！

劳改犯的劳动是又重又苦，生活确实非常可怜，在深山煤窑劳动，不仅劳动生产安全没保障，连最低的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背煤的犯人从煤窑出来只有牙齿是白的，眼球转动，脸被煤灰盖了一层，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一天名义上的三顿饭是什么呢？早饭只是两个高粱面馕。（维语：馒头），每只重约100克，两只重约200克，加上一碗开水；中午是一碗稀面条，勺子在盆里追面条；晚饭又是两只高粱面馕，一碗水。为什么只给一碗水？因为附近没有水源，要用小驴驮上两只木桶从康苏河驮水，往返要走十公里的山沟路。所以，水只准喝一碗，没有洗脸，洗脚，刷牙或洗衣服的水，早晚两顿饭定量供水，两只高粱面馕泡在一碗水里，连喝加吃，饱或不饱就这些，干活却不能少，吃这种没有油盐的水泡高粱面馕，大便困难，有时大便出来的粪很干，刚一落地可以被风吹走，没有重量。

过年过节改善伙食，给一次肉菜吃，这种山野劳改生活又是一年多。体力大减，极度憔悴，身心无力，正在为难关头，劳动环境有调整，神的大爱藏在患难里。

一九五三年二月，劳改大队在乌恰县城开了个砖厂，供应中苏金属公司建房用砖，调我去烧窑，砖窑在戈壁滩上，先打砖坯，我们住在白布帐篷里，一个班十二个犯人住一个帐篷，每人只有三十公分宽的铺位，半夜起来去方便，回去就没位置了，有时半夜被人踏一脚，天气寒冷，单布帐篷，没火炉，寒气逼人，被子头上结上一层厚厚的冰霜，冻得人无法入睡。

窑建好，分两个大组，一个组负责四个窑门。由工程团两个技术员指导烧窑，我注意掌握每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尽心学习，准备有一天刑满释放后自己烧砖建礼拜堂，现在为主而学，将来为主而用，学的很快。领导叫我当大组长，负责八个窑门，日夜值班烧窑，主赐聪明能力，主与我同在，我负责的一个窑烧七昼夜停火闭窑，冷却七昼夜后出窑，烧出的砖质量、颜色均合标准要求，其他的窑烧八、九天的，还有烧十四天的，耗费煤炭、人工，质量还不达标。

又过了些日子，将我调到队部，负责验收砖、发砖、验收煤炭，填表报告生产销售情况，写总结报告等。

一九五三年成立建筑工程队，调我去干验收各种材料，结算工程费用，材料消耗数量，这一段是脑力劳动，体力有所恢复，主的恩典随着我，从不同方面操练我，即使受苦难以承受，其中也有主的美意。

3、押往迪化复查冤案（迪化：今乌鲁木齐）

一九五四年元月份，把我从乌洽工程队送回喀什监狱，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非常急促。

回到喀什监狱，西北灵工团一案的李天存，姚荣天以及赵西门从各劳改队调回监狱，有人议论说可能会释放你们了，我却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焉能善罢甘休？不管发生什么事，等候主的旨意显明。

一天，早饭后，警铃骤响，在外放风的犯人关进监号，叫我和李天存，姚荣天，赵西门拿上行李来到外院，一眼看见疏勒公安局中队的田队长，我想他来不会有好事，可能要押回疏勒县枪决，因为当时气氛很紧张，使我有上述不正确的判断，说明我信心不坚固，一有异常便有不祥之感，风声鹤唳了。正在想着，一公安叫我们到后院，看见李元奎也在那里，他是从疏勒公安局押到喀什监狱判刑之后提出去，在公安大队带罪服务作文书工作，比我到法院服务晚几个月。我们五人被带进监狱办公室，喀什公安处预审科宣布：“把你们五人送迪化市，接受公安厅的审查，路上要老实服从管教。”各人带着铺盖上了装满棉花包的汽车顶上，每人一副手铐子戴在手上，公安处的王定一开车，一个犯人当助手，公安大队的警卫班长李玉堂持枪押送。当天晚上停阿图什公安局，关在看守所住一夜，由于上下车不方便，去掉了脚镣，沿途经过阿克苏，拜城，库车，轮台，焉耆，库米什，达坂城七个看守所。

元月份，气温很低，往北走越来越冷，坐在汽车顶上寒风小雪把人吹得失去知觉，浑身颤抖，主啊，我们要冻死在车顶上吗？

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白雪覆盖，寒气逼人，汽车进到公安厅大院，等了约一小时。汽车开到公安厅看守所（新中剧院后），五人关在一间牢内，监号内早有一个“犯人”，是专门监视我们的，这人曾在哈密公安局工作，负责监视灵工团主日聚会参加人员，是灵工团接待室的常客，主日一早他就到接待室（也叫谈道室），对穿军衣来礼拜的人登记盘问，晚上聚会他来的很早，坐在最后一排听，直到散会才离开，这人叫蒋富云。这位先生监视我们很快被证实，关进这监号的下午，放风时听见张谷泉牧师特有的咳嗽声音和脚镣声。元奎竟然站在监号内火炉顶上透过铁窗向外看，这个动作，不到一小时被所长知道后，立即传唤李元奎，在办公室白廷祥所长审问他看见什么了，元奎说：“什么也看不见，想呼吸新鲜空气，太闷了”。从这件事可证明蒋先生负责尽职汇报我们一言一行。这位蒋先生不知什么事犯了错，一九五八年在哈密了墩修铁路到一九五九年在鄯善吐峪沟仍和我在一起，后来不知去向。

次日，我和赵西门、李元奎三人被调到另外一栋监舍，这监号也住了一个人，当然是监视我们的，不过这是真正的犯人，名叫接作新，原籍山东，近五十岁。九一八在东北他参加抗联，一部分失败退到西伯利亚苏联境内，后来辗转到阿拉木图进入新疆，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飞机场任俄语翻译，因酒后失言被疑为破坏分子而关押审查。他曾和张谷泉，李石瑛关在一个监号，刚从李石瑛关的监号调过来，此人心地善良，很关心我们这一案的情况，并特别查问元奎的案情，元奎据实相告，元奎说他在来迪化之前是在喀什公安大队戴罪服务，写过一份上诉材料，由公安大队武述岐政委转交公安厅，这次临来时大队的张参谋告诉可能要复查，去省城要实事求是地申诉等。元奎还告诉他“疏勒公安局长杨国忠及刘洪茂等人设假证人诬告我散发反革命传单，严刑逼供，假枪毙等逼迫我承认是张谷泉所指示的。根本没有散发反革命传单，是杨国忠等人刑讯逼供，招架不住屈打成招承认的，不上刑的时候又翻供不承认，多次翻供多次上刑，最后法院判了我五年徒刑，至今我也不承认散发反革命传单。”

接作新说：“这是省城，公安厅是执行政策的，你要抓住机会实事求是说清楚。”

当时，我不敢说什么，一怕元奎抗不住有害无益，二怕接作新万一去汇报说我叫元奎翻供也是有害无益。只有靠元奎自己去说清楚。

又过了些日子，公安厅预审科王科长提审元奎，元奎理直气壮地申诉了冤案的真实情况说：“我并没有散发过什么传单，更没有散发过反革命传单，完全是疏勒公安局长杨国忠，户籍刘洪茂伙同喀什公安处王林等人胁迫十二、三岁女孩于美芳诬告并假证李元奎散发反革命传单换花生、瓜子吃，纯系栽赃陷害，杨国忠逼李元奎承认是张谷泉指示的，李元奎不服，便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多次翻供，多次上刑，使用假枪毙等。”

公安厅预审科王科长说：“你说的话要实事求是，这里没人给你上刑，你要说实话……….。”连续提审几次，后来高级法院，高级检察院，市中级法院等和公安厅联合提审元奎，在这次联合提审时，他们询问了许多细节，关键问题，以及疏勒县公安局刑讯逼供的经过。元奎实事求是地说明。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监号里），提审元奎，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今天过堂是预审科王科长还有疏勒县公安局的杨国忠在场。王科长先说：“不要害怕，这里不是疏勒县，你要老老实实把你怎么被抓，如何审讯你，有谁在场，详细说清楚，这关系到解决你的问题。”

元奎据实一一说明，杨国忠多次插话辩解，被元奎用事实说的他理屈词穷，竟然威胁元奎“姓李的，你不要以为到了省公安厅就可以翻案，你的案子翻不了的。”这话何等虚弱无力。

自从这次与杨国忠公堂对质之后，再没有听见张谷泉牧师戴脚镣走路的声音，经过对质申诉，尤其是省高法，高检介入以后，灵工团这一冤案有了很大的转折。据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公安厅极为重视，派出调查组调查于美芳被人唆使胁迫诬告，调查取证，因于家已迁东北老家，公安厅调查组去东北找到于美芳，于美芳有两次证明，1956年的证明不能肯定李元奎给她的是反革命传单，疏勒县公安局曾拘留她一夜，有胁迫情况等等。后来公安厅，高检法认为：李元奎在公安局审讯时虽曾一度承认，但长期否认，而且承认又系疏勒公安局杨国忠等人严重违法逼供所致，案情显然是冤枉。但喀什地区法院判决李元奎反革命罪五年徒刑仍在执行，一天也没有减少，案子是冤假错案，但人却不能立刻放走。

很显然这个冤案是有预谋的，要摧毁疏勒教会和西北灵工团，先捏造事实，胁迫人提供伪证栽赃陷害李元奎，以他年轻无知为突破口，开始利诱无效后，即使用高压违法手段刑讯逼供，逼使李元奎承认反动传单是张谷泉给的，元奎不服则严刑逼供，假枪毙等手段，并迫使李元奎在斗争大会上照着他们的意图念罪状，又把这些材料发往哈密公安局，说李元奎揭发的。在哈密把张谷泉，李石瑛逮捕，又拘留陈孝卿以及鞏守仁，董淑贞，接着在哈密灵工团内部发动检举揭发张谷泉，李石瑛，搜集罪名指控已被关押的人，彻底搞垮西北灵工团。

我和赵西门，李元奎关押在一个监号内，根据一天三次放风的咳嗽和平时微小声响，估计张谷泉就关在隔壁号子里，有时以歌声相交通，我唱：“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与神，把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在这里显现……….。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贞”。后面这一句我反复的唱，他明白我的意思，就用口哨吹出“我对撒旦总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这个是我永远的态度………..。”

这事以后被人汇报了，白所长查问我此事，我答复“关在黑监号里心急，忧闷随便唱唱，并无他意”。白所长说：“第一个官司未了结，别再发生第二个官司。”

狱中不见天日的黑暗生活，使我格外思念神的教会和同工们，日夜在主前提名为他们代祷，求主保佑他们不要遭遇我所受的苦难。

一九五四年冬天，黑夜漫长。监号内炉火已经熄灭，寒冷无情的折磨着我久久不能入睡。可能太疲乏了，在朦胧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西北角有一个羊圈，羊圈屋顶上遮挡雨雪的铁皮被暴风掀翻，木架子被摧毁，圈中的几十只羊垂头丧气的散卧在雪地上，没有草料，也无人照管，极其可怜。醒来思虑翻腾难以平静，涌出几句诗话，反复的念，因无合适的曲谱配唱，就放下了。后来知道当时神的家———-哈密西北灵工团，正处在狂风骇浪中，神家的羊在风雨飘摇中四散……….。

狂风暴雨太无情，摧毁羊圈掀顶棚；

牧人遭难被击打，羊群受惊四离散。

羊入狼群遭咬伤，赶进虎穴被吞咽；

孤羊无牧雪地卧，饥饿寒冷无人怜。

基督十架是罗盘，稳渡险流驶彼岸，

神的应许大能显，神家羊圈必重建。

忧伤眼泪变喜乐，我愿神旨早成全，

再无悲伤和凄苦，欢然站立主台前。

人被囚禁在监狱里与家人断绝了音信，心灵孤单，得不到弟兄姐妹的安慰和帮助，那年那月才能离开这沉闷的牢笼。主啊！我还有多少时日？有一天，我在忧闷中，忽然想到启示录六章十一节的经文“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内心很坦然的产生了一个意念，被杀的数目缺着我，满了此数成天国，一首小诗脱口而出。

主命为我舍，主血为我流。我愿我命为主舍，也愿我血为主流。只恨自己太软弱，求主加力能胜过，被杀之数缺着我，添满此数成天国。到那日，近宝座，荣耀归于主，白衣赐给我，众圣一同赞美主，哈利路亚唱新歌。

我含着泪，背诵给同监室的西门弟兄听，把拾到的一小截铅笔头递给西门弟兄，请他为这小诗谱曲，西门弟兄悄然地用这截铅笔头谱了曲子，我俩又悄然的哼唱，虽然不能大声唱，心里却激动昂扬，眼眶中滚动着热泪，从此不再忧闷和焦急。内心得到释放，好像已经进入了天国。

过了一段时间叫我们在看守所院子里打砖坯，准备修火墙，还叫我去打扫厕所，做白铁活，晚上锁回监号。有一天关进一个姓宁的江西人，大学毕业，学机械的，不知犯了什么案，在劳改队汽车修理厂修车，有人揭发他将砂子放进汽车引擎中企图使汽车爆炸，是故意破坏的罪名，他想不通，趁我们白天在外劳动，他把自己几条毛巾编成绳子，半夜我们睡着时他把绳子挂在铁窗栏杆上要吊死，“咚”的一声，绳子断了，他摔在地上，我被惊醒后，摸他的手冰凉，不知死活，照脸打了他一下，他叫了一声，说明没吊死，立即喊叫看守员来查看，如不报告，我们都是包庇罪，发生问题说不明洗不清，主保守我们没有被连累。

在看守所院子里劳动，认识一个四川姓陆的犯人，是个理发师，他曾和张谷泉关在一起，他知道我是灵工团一案的，悄悄告诉我：“您这张谷泉要不得，过堂审讯他，审讯员气的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并且说你们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就上北京告你们。”一九五六年为张谷泉平反书上说张谷泉自缢于狱中，至今有人迷惑不解，是否与其话语有关。

我在公安厅看守所等待复查时只提审了我一次，没有问我疏勒法院的判决，只问我怎样来新疆的，为什么来新疆？

我答复，神感动，启示我来的新疆，来新疆传耶稣的福音。

他又问怎样启示的？

我回答：“启示，感动说你也不会懂。”

预审员又问，你的神叫你来新疆步行走，叫您的张谷泉坐飞机？

意即挑起不满情绪而揭发张谷泉。

从这次提审之后再没有问过，刑期也没减少。

解放以后，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没有因解放而与解放前不一样了，仍然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培训差派工人到各地传福音；仍然以耶路撒冷教会为榜样过集体生活，凡物公用，吃苦舍己。撒旦不甘心失败，极力拦阻福音广传，一九四八、四九年差往南北疆建立教会的地方蒙神保守站立得住，在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灵工团这一群人显得格外刺眼，他们要把这个团体除掉是在所难免的。

哈密灵工团一部分人，平常对负责人就有不满情绪，当张谷泉一行在一九五零年九月去南疆之后，不满的人情绪激烈宣泄，一位平时很稳重的人对遍传福音团拉骆驼的姚长命说：“张谷泉一家到南疆带走很多东西，你也去向李石瑛，刘淑媛要东西，我们到和田去……….。”这种挑唆很灵，姚立即去大闹……….。这位人士还说：“西北灵工团如果由杨绍唐牧师领导，早就好了，不至于今天这样穷苦。”

积聚在心中的不满不发泄是不可能了，难以抑制，李石瑛、刘淑媛也无能为力，尤其在张谷泉，李石瑛被捕后更严重。被重点栽培并誉为“提摩太”的张先生与钟、陈、张、康、王、董………。等人演话剧诬蔑张谷泉牧师，联名写了“申请”罗织罪名。诬告灵工团负责人，要求哈密公安局定灵工团为“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省公安厅没批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4、继续服刑劳改

一九五五年二月，气候阴沉寒冷、飘着雪花。监狱看守员叫我和西门，元奎，天存，荣天五人背上铺盖，排着队，低着头穿过大街和小巷，押到公安厅劳改大队新犯队。四年的犯人还要去新犯队？对刚判刑的人进行“认罪服法教育，端正劳动态度，树立重新做人的努力”等等。初到新犯队时，胸前挂上硬纸壳写的牌子，上写反革命犯某某某，照一张像，填一张表……….。编入某班组劳动，学习，介绍自己的情况等等。一个月学习结束分派到劳改中队劳动改造，我和姚荣天分到建筑安装队，我做白铁工，荣天做木工，李天存、赵西门、李元奎分到泥瓦工队，夏季盖房子挑灰背砖，冬天进山打片石，劳动强度大，时间长。

在建筑安装队劳改，生活改善了许多，每月休息两次，允许接见一次亲友，谈话五分钟，送的衣物，食品经检查可以接收。

实在感谢主的大爱，在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或在劳改队劳动期间，住在乌鲁木齐市的肢体很关心我，给我送衣服，牙膏，肥皂，大部分都是由张谷泉师母亲自送，虽然不能见人，但看见送来的物品，见物如见人，每逢月底大礼拜天就盼望看见家里送来的物品，暖流激起思念的巨浪，泪水止不住流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形容天涯沦落游子思念亲人的情怀，今天我被判刑监禁劳改，如同笼中小鸟，远离了亲人家园，多么渴望与亲人见面，虽然只有短短五分钟，要想说的话很多，但卡在喉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抽泣流泪，五分钟很快就到了，留在双方脸上，衣襟上的眼泪一片，送走亲人，后悔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只好等下月再见。

应当不忘记的是张禄廷弟兄和他妻子淑美，二人节衣缩食，节约开支，把钱奉献出来买布，买日用品送到在看守所和劳改队关押的人手中，张师母风雨无阻拿上东西去探监，东西收下送进去，说明人还在这里关着；监内的人看见送来的物品知道家人挂念他们便得安慰和坚固。

我后来调往吐鲁番，七泉湖，芒硝湖之后，张师母、李佩贞带上物品坐汽车去看望我和赵西门。劳改的芒硝湖海拔负155米，是吐鲁番盆地底部，也是我国陆地最低处，夏季最高气温47.6摄氏度，几位姊妹冒着酷热到达芒硝湖时热得头晕脑胀，来去都是搭乘拉煤的便车，被煤车弄脏了脸，手，走到我跟前都辨认不出来，她们看见我是一脸黄土，没有洗脸水，喝的一点水是从十几公里外用毛驴车拉来的。几个老姊妹进到我住的地窝子（大部分在地下，一部分在地面上的简易窝棚），用碱壳块堆起来的“床”，没有桌椅，几块厚碱壳当小凳子，我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她们，她们把带来的肉炒咸菜，饼干，奶粉等拿出来让我和西门吃，外边骄阳似火，主的恩典使我们亲人来看我们，哭着祷告之后她们搭上拉煤的便车回七泉湖，然后再转车回乌鲁木齐，来回都很辛苦，若没有主的爱是难以做到的，主必纪念她们的爱心。

张师母、李佩贞等姊妹不但看顾我们在劳改队的西门，天存，荣天。还为关押在看守所的张谷泉，李石瑛，董淑贞，陈孝卿，鞏守仁送衣物和日用品，每月探监的日子一到，张师母等人提上五、六个包来到看守所排队，登记，等把东西拿进去之后，张师母他们便悻悻的离开，回头再看看戒备森严的大铁门，心中踏实一点：“人还在里面关着。”

我刑满释放，留厂就业（剥夺政治权利管制），家里的人不断的去看望我，主内弟兄姊妹的爱心，坚固了我忍受到底的信心。家里的人在我经历患难时帮助我，安慰我给了我无限的爱心，使我终生不能忘怀，每逢回忆起当年苦难中的峥嵘岁月，深深被主的恩典激励，被弟兄姊妹的爱所感动，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深恩大爱。

我在铁皮加工班劳动，主要是制作铁皮屋面，当年单位的办公楼，学校，饭店的屋面是学苏联风格—铁皮屋面，仓房沟粮食仓库，面粉厂，邮电大楼，高级中学，制片厂，群众饭店，兽医站等建筑全用铁皮屋面。我每天拿上铁、木两个榔头，在地面上拷边打楞，把加工好的运到屋顶上去，在屋面上铺开，连结咬口，固定在木柃条上，人蹲在45度的斜坡屋面上，铁皮被太阳晒得烫人，而且镀锌铁皮在阳光下反光刺眼，稍一不慎便会从铁皮屋顶滑跌下去，非常危险，那时劳改犯没有基本的安全保护设施，全靠自己小心，我靠的是赐生命、平安的神。处处显明神爱我。后来因我技术较全面，不叫我上屋顶，只在地面上负责加工。

冬季严寒，建筑劳动停止，集中整训学习，劳动表现好的得到奖励，减刑，不好的批判斗争，严重表现不好的加刑。尤其对劳动生产中发生差错者认为是思想不好，抗拒改造，罪责难逃。

5、柳沟水库的苦重劳役

一九五六年，春天刚刚到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公安厅劳改大队要劳动力，我和赵西门，李天存，姚荣天被“调遣”到兵团去修柳沟水库，我和荣天在十六团七大队一中队。天存，西门在六大队，开大会时能见到，但不许讲话，只能以眼传语，点头示意。

修水库的活太苦太重了，神叫我经历日光之下的苦难重负，神也必加力量使我胜过去。我时刻求神保守。

那个年月修水库没有挖掘机，全是用人挑土上坝，坎土曼挖土，扁担、柳条、筐子挑土，大坝垂直高度25米，从平地挑土筑坝，坝高坡陡，每二十公分厚压实一层，用拖拉机带上石辊来回压实。分队，班组，不允许影响碾压，争分夺秒，大小便也没时间，我经历了———-人的极限劳动去适应机械的工作速度，太可怕了，每人每次挑上五十公斤的两筐土送上大坝，每人定额二十立方米，约合二十担土为一立方米。二十立方米要挑四百担土，十一个小时每小时跑三十多次，在不到两分钟挑上一担土来回跑。上午，下午还要掀个“小高潮”，你追我赶，回到住处吃晚饭已是满天繁星，睡觉前要用盐水泡脚，躺在铺上双脚垫高，否则次日不能踏地。劳动强度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每次回想到这种痛苦的劳役，心中就发颤，然而神却保守我没有被强劳压垮。

我是班组记工员，除完成自己定额外还要给班组每个人记工，上报完成情况，没完成任务的个人批评，欠下的数量次日补上，很多人在这种强劳压力下垮了。

没完没了高强度的劳动，人的精神也有点麻木了。人，就是干活的，干吧！柳沟水库修好了，开了个蓄水典礼庆祝一番，我们中队又被调到石河子以北修筑蘑菇湖水库。这水库在沙湾县境内，我们先到的人是割苇子，用苇子搭建住人的窝棚，还要为水利部队预备大量苇子，正是寒冷的冬天，湖水结了冰，人站在冰上割苇子，从早到晚不准回住地窝棚休息，中午送到工地的馍馍分到个人手里已经冻成冰块，咬一口看见一个白冰印，嘴里一点唾液融化冰凉的馍馍，很不是个滋味，下到胃里冰凉，全身发冷。虽然有劳改犯人专用的“皮帽子”和“老羊皮大衣”脚上穿着毡筒，却感到冷气逼人，没有一丝温暖，口里喘着粗气，气结白霜附在眉毛上，皮帽子上，羊皮大衣的领子上，多日没有剃的胡子结上冰凌，如果是圣诞夜需要圣诞老人，可以不化妆。

白天冷，夜晚的湖边旷野更加寒冷，因为是易燃的苇子搭成的窝棚，禁止生火取暖。窝棚搭建很简单，是兵团劳改队的发明，选好地点挖上40公分宽的沟，把苇捆两头埋进土里，用木桩固定，填土夯实，前后用苇捆堵严实，顶部抹黄泥，留一小门让人出入，人就住在里面。冬季气温零下30-40摄氏度之间，白天劳动十一个小时，太疲乏了，盖的被子一层霜雪，被头上结了冰，就在这样的生活苦境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神保守我没有冻伤，没有感冒，也没留下后遗症，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迹阿！

6、徒刑完了还要管制劳动

一九五七年四月召开奖惩大会，由于我一九五六年全年劳动积极，完成任务好，减刑四个月提前释放，留厂就业，依然处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督劳动，我被分配到水利二团十四工段，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新生人员队名叫二工段，便于监管，与犯人不相同的一点是劳动有低微工资。从苦难的七年徒刑走过来，完全是主的保守、怜悯。每当危险关头，主与我同在，主大能的手扶持我，相信主必永远看顾我，有力量平安的胜过剥夺政治权利的七年。事实正是这样，神一直在保守我。

西岸大渠是蘑菇湖水库的配套工程，春天冰雪开始融化，劳动中没有劳保用品，从早到晚两条腿泡在底下是冰的泥浆里。刚下去两腿冻得痛，时间长了就没知觉了，大腿以下处在麻木状态中，晚上回到住地第一件事就是把鞋袜，棉裤用芦苇火烤干，次日早晨能穿上走路去干活。大渠工地也是冰和泥浆，天天如此，有人得了关节炎，寒腿症不能行走，而我却蒙主保守，没有留下后遗症，没有得关节病。“义人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

天气转暖，冰雪融化，我们一个班到杨家白去挖砂石，筛砂子，为水库闸门混凝土预备材料，完成任务后又回到水库工地挑土筑坝，每人一天任务是十六吨，（解放牌4吨车是4车）我在完成任务之外担任班组记工，丈量土方，计算每人一月工作量，领工资，月底公布八个班的指标定额，主赐我智慧能力，公平合理，认真负责，得到班、排长的称赞，争着叫我给他们记工，核算。

一九五八年三月，我们一个工段调哈密附近的了墩修兰新铁路。由于经过了修水库大坝的强劳动，修铁路倒觉得轻松多了。住在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滩上，这里是飞鸟，走兽无法生存的荒原，水是从远处用汽车拉来的，限量供应，在这里修铁路又一重大改变，就是星期天休息，我有机会搭便车去哈密看望九年没见面的家人，刘淑媛大姐，还遇见了董淑贞，戴开诚，张德正，张秀英，李全孝。令我十分悲痛的是刘德民，孙信民被捕入狱，后在伊吾劳改中殉道，传说不一，有传说是饿死的；有传说是地窝子垮塌压死的，说法虽不同，但为主殉道而死是一致认同的。

在哈密北门外，遇见张德正。边走路边说话，张德正说：“这家（灵工团）被拆毁有主的美意。”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掩饰自己在一九五一年所做的坏事，为自己造反，控诉，革新辩护。我回答说：“主耶稣被卖，钉十字架也是神的旨意，除了犹大之外，谁愿意做犹大呢？”张德正默然无语。

7、回到疏勒的家探亲

主耶稣的恩典够我用的，没有想到的事主给我成全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份，领导批准我的申请，回疏勒的家探亲。那时，我妻子惠荣在疏勒家中。

先从哈密公路局买车票，八天后到了疏勒，离开九年了，与家人再欢聚是主的怜悯。我见到了咸荣辉牧师夫妇，温良姐，沐灵，雪华，美英，爱真，淑英六位姐姐，还有佩瑾，廷明，生源哥，俩个孩子麦实、保罗。我的妻子惠荣她们仍然在一块生活，凡物公用，聚会敬拜，唱诗赞美正常有序的进行，表面上看不到有什么难处，我想还没有来到的难处在等待我们。

贾望真弟兄在一九四九年参加哈密灵工团，那时灵工团正值兴旺之春天，后来退出，自己去喀什疏附开诊所，文沐灵给他的诊所当会计。

遍传福音团工人戴彦中也在疏附县城刻图章谋生，我去看望他。他高兴得送给我一本金边面皮袖珍新约圣经，以后没有保存住，很遗憾。

当时麦实，保罗只三、四岁，天真可爱，会唱许多经文诗歌。长大了，麦实进入新疆大学读书，保罗被选拔到西安体育学院学习，在当时的环境中，“家”里的孩子能有机会到自治区首府读书，到西安培训是很难的事，阻力很大，主恩待他们，越过歧视，竟然被录取，选拔，人是做不到的，完全是主的大能。然而，非常使人痛心的是一九九五年田麦实辞去中学英语教师的工作。后来又办理了内退手续，跟上《恩惠教会》的郑顺铉（美籍韩人）离开真理，走上歪路，拒绝老人的劝告，偏行己路，既辜负神的恩典，又亏欠了国家对她的培育，至今仍受《恩惠教会》的辖制而执迷不悟。

因为领导只准一个月的假期，接上惠荣返回管制我的单位，惠荣这几年在疏勒县手工业联社修表谋生，和她一块修表的有田佩瑾，连生源，李雪华。惠荣学过缝纫，带上一部缝纫机头和几样修表工具，为来到我所在的单位参加缝纫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疏勒县教我白铁技术的张学仁师傅，后来他信了耶稣，是我到疏勒结的福音果子，我被捕后他很关心照看惠荣，买上缝纫机叫惠荣学，惠荣去乌恰劳改队看我时，他买上吃的，用的带给我，因为学仁对教会家中的人关系亲密，以后受到牵连，叫他划清界线，检举揭发教会。他被逼无奈在大会上也作出厉害的样子，说些利害话，却没有加上罪名，家中的人对他有看法，不理解他的苦衷，认为他害了这个家。我虽不在场，但我很理解他的处境，在那样政治压力下，无可奈何。

疏勒有关部门曾写信给我劳改的单位，叫我检举张学仁，企图制造两者之间的矛盾，当张学仁见到我时有点不敢接近，我只是告诉他，曾经叫我检举你，我没有什么可检举的，我们的来往是正大光明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检举什么？希望他能知道真情不要被挑拨上当。

我见到牟希彬时，他暗示我，不要多在疏勒住，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患难，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准确。一九五九年沐灵姐被逮捕，不到一年死在狱中，尸骨不知埋在何处，至今仍是谜。

离开疏勒家并不是惧怕，逃避难处，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只是等待时机，另外我也出于无奈，身不由己，仍在剥夺政治权利的七年之期内，至于文沐灵姊妹在一九五九年被逮捕，据说是因为他写了一份为丈夫赵西门的申诉材料，至于申诉是怎么写的我们一无所知。

一九五八年十月乘马车从疏勒到疏附，搭乘喀什去哈密的汽车先到阿克苏，见到了于淑和，张佩德，没有停留即返回哈密，在淑媛姐住处稍休息便搭便车回到工地了墩。

8、硬要把信仰当成政治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修铁路的任务完成之后，把随队的家属集体调到鄯善县的吐峪沟， 就地取材生产一种化工产品硝酸钠，是炸药原料之一。男工调往兰新铁路白杨河段开山打隧道，还是修铁路。

惠荣这九年与疏勒家人在一起生活，得到家中老少的关怀，骤然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不适应，又要调走，离开我，她心中忧伤，我心中也觉得怅惘凄苦，但身不由己，我还没有公民权利，只有服从调动别无选择，含泪送走了惠荣。领导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要照顾我，吴安业连长说了不少好话，将我调到搞化工的班组，在沙尔车站旁边土法熬硝，一九五九年元月任务结束，来了一辆汽车把我们一个班拉到鄯善县吐峪沟新建五连。

吐峪沟在戈壁滩上，没有现成的宿舍，有的住在帐篷里，有的借老乡晾葡萄干的土块房住宿，惠荣就住在这种房子里，四面透风，在里面支了一架缝纫机给职工做衣服。主怜悯我们，在人看不可能的事，神却叫我们在一起了。

惠荣告诉我，她在来的路上得了急性尿道炎，十分痛苦，由于当地没有医院，幸而早到此地七连有卫生所，注射青霉素才逐渐好了。

不久成立了十二团，大批生产硝酸钠，集中在吐峪沟，塞尔克甫，光绪坎等投入十三个连队，惠荣调到团部商业股缝纫组做衣服，裁剪衣服，我调到二分厂铁木工组，后又调回团部铁木工班去专干铁皮加工活，夫妻在团部上班劳动，生活安定，完全是神的怜悯，至今想起来深觉神的手在暗中保守我们。

领导见我们有技术，另眼相看，而且我们的技术在全团是一流的，我们从不抱幻想，不敢乐观，我们从不避讳信仰，晚饭后在自己家中祷告读经唱诗赞美神。

刑满释放时退还给我一本新旧约圣经，一本维文新约圣经，新旧库译本圣经。新旧约圣经是从山东伴我来新疆的，是一本金边，光皮，24K新旧约圣经。回疏勒时带回来摆列在桌子上叫人参观，熟人到家中来串门，我们就给他讲耶稣的福音。

六连有一个叫张开堂的人，他母亲是信耶稣的，老家河南，去世后不知怎么办殡葬的事。当时连队领导不愿管，张开堂找我帮忙，我去祷告后入了殓，并作了一个木头十字架， 油漆红色，将帖前4：16-17之经文用维汉两种文字写在十字架上，我和张开堂用双轮人力车拉上棺木，来到火焰山下找了一块墓地，唱诗，祷告后入土安葬。

惠荣在商业股上班，得了心脏病，肺结核，要安静休养，经领导同意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退职，休息一段时间后，在家接衣服加工，大部分时间读经灵修。

我仍在供应股上班，一天，惠荣一人在家祷告，读经。过去曾和她一块上班的女工来家串门，她把惠荣读经祷告汇报给团部，时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在剥夺政治权利期内，于是成了“社教”的靶子。把信仰硬往政治上挂靠，从1963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我作为全团的典型问题。大会，小会点名批评：“管制分子李道生搞宗教迷信活动。”要以政治手段迫使我放弃信仰。

在这个压力下，我只有依靠主，专心仰望主耶稣。我在生活，工作以及言语上谨慎不留把柄，不留破口，劳动踏实苦干，虽受打击有委屈也不发怨言。于是有人说我是谨小慎微。是的，为了神的名不受羞辱，我受委屈算得了什么？

实际上，就是把我的信仰当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没完没了地批评斗争，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是当时对宗教的政策所决定的，个人或团体无法改变，除非政策改变，比如当时抓捕我，刑讯逼供，表面看似乎是因我做了不当做的事，表面上也叫人说不出是为了信仰，却以反动道会门判我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罪名，并未涉及信仰，但实际原因我是传道人，而且是西北灵工团的传道人。当时我刑满释放，剥夺政治权利期也满了之后，却仍然继续实行管制，一拖再拖不宣布恢复我的公民权，如此违背法律的尊严，恣意侵犯我的人身权力是为了什么？ 实质就是为了打击我的信仰自由权利。应当在1964年4月解除剥夺政治权利的管制状态，却非法拖延到1972年8月才宣布，从逮捕到管制是十四年，但是却使我多受委屈八年又四个月，达二十二年之久，在法律之外，以违法手段侵犯我的人权八年多。我若不是信耶稣的人，我若不是传道人，一定要到中央去上访，但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遵行圣经教训不去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每次政治运动，都不例外的找我当活靶子，毫不费力气的把我当批斗对象，从不同的方面达到一个目的：迫使我放弃宗教信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由于我劳动踏实，工作出色，行政领导要给我恢复政治权利，政工干部问他：“你和谁坐在一条凳子上？”这话是行政领导同我谈话时流露出来的，他说：“我为提议给你恢复政治权利而受到批评，你主要是信仰问题。”

我对这位领导说：“公民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之一，我自幼年就信耶稣，竟然非法受到歧视和打击。宪法中信仰自由的条款是否应当删掉。”

我完全理解同我谈话的这位行政领导的好意，他希望我早日摘掉帽子恢复政治权利，他也理解我的话不是针对他说的。

我的信仰既被当局定为政治问题，随着政治运动而不断升温，从社教到文革十几年都是典型，重点批斗对象，帽子一大堆，如“牛鬼蛇神”，“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我所在的一班班长张中和说起当年的情况，“老李啊，我佩服你，从社教到文革，你的问题翻腾了多少次，除了信仰之外，找不到你的错。”他的意思是若找到其他问题，就是专政的口实，他们白费心机，捞不上把我置于死地的证据，只有拿信仰来整我出气，如同但以理在狮子洞里，依人看随时可以被吃掉，然而神却封住狮子的口，因为但以理在神面前无辜，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一九六五年春，我由团部供应股调到四连，驻地叫塞尔克甫。是开采化工原料的矿山，班长曹长清分派我天天推矿渣（无化工成分的废石渣），因为大会宣布我是四类管制分子之一，不准随便外出，只需规规矩矩的服从监督，老实干活，人的权利再一次被剥夺。每逢全连开大会，我一进入会场刚坐下，有一领导故意羞辱我，当众喊叫：“四类分子李道生打扫厕所去。”我立即低头走出会场拿起工具到每一个厕所去打扫，改造思想。有时班组学习或晚上学习，我便去义务劳动“端正劳动态度”，什么时间人家学习完我方可回家。干了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再加班加点“改造思想”实在难以承受，然而主却加给我力量，没有倒下去，外体虽然疲乏劳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把这一切非人的待遇看成是至暂至轻的苦楚。

一天，班内政治学习，领导授意叫我在会上作检查，我有点纳闷不解，我既没有犯错误又没有惹着谁，检查什么？我心里清楚，我不放弃信仰就被认为是“抗拒思想改造”，对此我绝不妥协，我知道我所信的没有错，没有违背宪法，更不是犯罪，是领导叫我不信耶稣，硬把我推向敌对分子中去的，我心中默默祷告，求主赐我当说的话，我就理直气壮地发言：

1. 我是基督教家庭，父母信耶稣，我从小就受洗归在耶稣名下，信了耶稣。

2. 我从小读书，以后教书三年，上神学，灵修院两年，一九四七年圣灵感动我到新疆传福音。

3. 我所信的，所传的耶稣基督是讲博爱的，是要叫人悔改，弃恶从善的。

我抓住机会说了红十字会的标记是十字架，世界和平的标志是鸽子，名曰‘和平鸽’，橄榄枝，取自圣经创世纪挪亚时期的洪水，方舟而来的。

结果，政治干部斥责我利用检查放毒，宣扬宗教信仰，从此之后我的处境举步维艰，受到的打击接踵而来。

9、哪里活危险就派我到哪里去

我在四连劳动，采矿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用人拉双轮车运石头。上午，下午之间休息时别人可以休息，坐下喝水，吸烟，我必须继续干活，不允许休息，只有吃午饭短暂的一会儿，吃完饭立即去拉车干活。叫人想不通的是哪里危险就派我到哪里去，如：开采矿石，大爆破之后，有岩石震裂却没有滚下来悬在山坡上，叫我去处理，这个活很危险，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每逢去干这危险活，我就祷告，求主与我同行，保守我不遭遇危险。

有一次派我去处理堆集在一起的几十立方矿石，只需用铁棍拨动一块大石头就会有几十立方石头飞泻而下。我站在三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拨动了一块石头，立刻大小石头由上而下，尘土夹着碎石飞扬，我被灰尘所淹没，山下的人看不见我了，有人喊了一声：“李道生完了。”但是主保守我，尘土过后，我仍然站立在原来那块石头上――像磐石一样安然无恙，主又一次保守我免了死亡的危险，是由于我所倚靠的磐石就是主耶稣。

还有一次，塞尔克甫四连的领导派我到建窑洞的工地干活，我和另外一个犯人给砌窑洞的大工提供泥巴和土块。

这种土块砌的窑洞没有木头模板，一排窑洞十余间，关键在两端的“山墙”，两头山墙砌的很宽，当山墙与中间的隔墙砌够高度后，在上面发碹（半圆形拱顶）。发碹用泥巴粘土块，顶上缝隙用石子卡紧，拱顶砌好，里外抹上麦草泥，前后墙按上门窗，人住在窑洞里东暖夏凉，因当地雨水少经久不垮，是当地传统建筑。

有一天，几个大工站在架子上砌拱顶，我负责往上扔土块，正常情况下，一层八块半土块，奇怪的是九块半土块也不够，我很纳闷，就出去搬土块，脚刚刚走出窑洞，听见身后轰的一声，气浪把我推了一下，尘土飞扬，我回头看去，快要砌完的一排窑洞全塌了，和我一块干活的老x吓的脸发黄，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老李，你信的耶穌真灵，我跟你沾光了”。危难之中神保守了我，死亡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如果迟走几秒钟，我俩就被坍塌的土块砸死在地。尘土过后，检查原因，两头山墙被拱顶压力推倒而垮塌。

我在四连劳动时，厂部派社教工作组到连队来搞社教，组长王国华，冯运成。他俩在团部就认识我，王国华的妻子曾和惠荣一块做缝纫活，他叫我放包袱，割尾巴，他强调在我身上的包袱、尾巴就是信仰问题，迫使我宣布不信耶稣。他说：“你嘴说不信就行了，心里悄悄信谁也不知道。”这表面的关心实质上就是撒旦的引诱、试探。我信的耶稣是真实的主，怎能说不信就不信了呢？我曾看过张家坤著的《耶稣基督的真实》，当时压力很大，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不叫我否认他。在信仰方面没有中间选择，要不就放弃信仰接受改造，要不就是坚持信仰被认为是抗拒改造。

当局叫我割尾巴就是放弃信仰，叫我当众宣布我是怎样被宗教迷信所愚弄的。说些羞辱主名的话，做些得罪神的事，我处在两难之间，既不能放弃信仰，也不能抗拒改造，所以我在念写的检讨书时说“我愿意接受劳动改造，放包袱，但因我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只是嘴上说不信而心里还是相信是欺骗行为。”刚念完就遭到斥责说：“你说一句不信了，不要说那么多。”我没有叫他们满意，文化大革命就给我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上写“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李道生。”对人权恣意践踏，而且在那“造反有理”的年代，受迫害不止我一个人，许多老革命有功之臣被打成走资派，我为了信仰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心中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

想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为救赎世人而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为传扬福音而受一点羞辱算什么？若为主受辱骂，受逼迫是有福的，这是主的应许。

10、疾病与祝福

我虽然身体瘦，但一般不生病，在劳改期间只病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夏，在乌鲁木齐团结路高级中学工地上得了胃炎，疼痛发烧躺在工地上受煎熬，不能休息治疗，靠主恩典挺了过去。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在塞尔克甫四连，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强度更大，天天超强度劳动，以致漏管病复发，日夜不停的流血水。此前，一九六二年在兵团医院做过手术，因为不彻底又犯病，痛苦难忍，经团部丁医生出具证明：必须去乌鲁木齐医院治疗，获准到乌市兵团医院，由于医院里住满因武斗受伤的人，没有床位，又由兵团医院介绍去中医院治疗，经过三个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后痊愈，在住院期间弟兄姊妹到医院去看望我，并且经常和张师母，佩贞姐，赞美见面交通，虽然不能聚会唱诗讲道，但属灵的交通使我破碎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激励，如果不是患病来乌市住院，在那时见面交通是很困难的，凡事有主的美意，借着疾病得享主的怜悯和祝福。

11、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事情还是在吐峪沟发生的。家里桌子上摆了几本圣经，惠荣正好在家中读经，被人碰见向领导汇报，引发一系列批斗，社教工作组命令我交出圣经，当时认为交出圣经不等于交出信仰，没经过祷告，只交出一本圣经应付一下，用自己的小聪明保存其余的五本圣经，没有料到社教运动没结束，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旧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浪汹涌而来，我是抄家对象，首当其冲，十多平方米的土块窑洞平房往哪里藏？开始想办法，把火墙烟道口放进几本圣经，结果红卫兵第一次来抄家就要拆火墙，因时间不够没有拆，红卫兵走后感到火墙不保险，晚上从火墙里拿出放在炉子底下，第二次红卫兵又来抄家，翻箱倒柜，甚至把挂在墙上的镜子拆开检查，红卫兵抄的就是圣经，一边喊破四旧一边喊立四新，结果没有翻出来，走了。我想他们没有抄出来东西是不会甘心的，必定还要来，于是我和惠荣商量叫她把圣经拿到缝纫组去藏在缝纫机卧箱里，惠荣害怕不敢拿，怎么办？在紧急关头忘记祷告主，倚靠主，只是害怕第三次来抄家，情急之下我偷着把圣经烧了，烧的时候心如刀绞的痛苦。那时被惧怕抓住，不但没有保存住圣经，反而焚烧在自己手中，每逢想起这件事，心中十分懊悔、惭愧。失去信心是何等可怕，这是我的失败，也是沉痛的教训。

在社教运动中交出的那本圣经却借着不信之人的手保存了下来。一九八八年又回到我手中，事情的经过很奇妙，当我把圣经交到社教工作组之后，他们又交到厂保卫科，保卫科没有着意保存，却扔在文件柜顶上和报纸放在一块。日久无人注意，后来保卫干事孙德春用旧报纸，他把报纸、圣经一块拿回家。后来孙德春因病信了耶稣，把圣经给我，我送他一本新的新旧约全书圣经。从这件事看见人的方法多有失败，忘记倚靠神是最可怜的，这是一生的教训。

12、残酷批斗中蒙神保守

文革风暴带着迫害迎面而来，批斗越来越厉害。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从矿山下工回来早一点，惠荣告诉我连里的田夕林，干部权连长、石学义副连长都被揪出来了，打得很惨。惠荣为我担心，吓得发抖，吃过晚饭就听到哨子响，紧急集合，气氛紧张。我想残酷的打击就要临头，我立即拿上小马扎去集合，惠荣说不要去的太早，我说：“我能躲过去吗？”来到篮球场，打手站了一圈，杀气腾腾，我见此情势，知道厄运临头了，但心中却很平静，没有害怕。人群中忽然有人大喊“四类分子站出来”。我应声而出，长长一排四类分子一顶顶糊好的高帽子，上面七歪八扭的写着黑字“牛鬼蛇神”，胸前给我挂了一块牌子“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李道生。”跪在土台子上，有人缺少人性，竟故意铺上些碎玻璃，以致使跪在玻璃渣上的人鲜血直流，跪的姿势手反背，胸挺直，头低垂，后边站着几个打人凶手。用木棒打人的头、背、腿，边打边骂，跪着的人大汗淋漓不敢动，惨不忍睹，有一个叫谭宗仁的四类分子，被拉倒台下，棒打脚踢，最后没有声音了才停手，看来命难保住。

主奇妙的恩典保守我，没跪玻璃渣，也没遭毒打，比较别的四类分子，我算是挨打最少的一个。斗争大会结束，我跪在地上的两腿站不起来，麻木不能屈伸，大腿胯骨痛了几天。

“造反有理”的打人凶手变着法折磨人，叫四类分子围着篮球场跑步，打手拿棒子随意打人，跑得快少挨几下，跑得慢多挨几下，有人被一棒打倒在地，一个叫何兴发的被一棒打倒在地滚了几下才爬起来，还要继续跑，站在周围看的人没有一个敢流露同情的，我虽然挨打，但没有遭毒打，这完全是神的保守。

自斗争大会之后，每逢集合开会，训练，都要把高帽子戴上，黑牌子挂上，头低下去游街示众，稍一不如他们的意便被棒打脚踢，受到非人的侮辱，挨打还要高喊“打倒牛鬼蛇神。”

文革中有一项崇拜仪式叫“三忠于”活动。早请示，晚汇报。早晨上班先向毛主席肖像前三鞠躬，清早一上班向毛主席请示一天当干的事，发誓许愿努力忠实劳动，班长代表全班宣誓。下班以后，班长带全班在毛泽东像前肃立，三鞠躬，汇报一天工作，天天如此不可缺少。在这种个人崇拜的风头上，谁也不敢有丝毫不满，如不注意便大祸临头。被打成三反分子，遭毒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我是神的儿女，拜像即得罪神，神就保守我使我免犯这罪，每到上述情况我就站在队伍后边，前面的人也看不见我，身后无人监管，这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

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的形式化使人欲哭无泪。到商店去买东西要喊毛主席万岁，然后才能买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到商店买东西，忘记喊，遭到严厉斥责，幸免毒打。

有一次，一个叫阚子奎的人去食堂买饭，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五分钱的茄子。”这一句话连在一起说了出来，被人听见说他故意辱骂毛主席，几乎被打死。

我在当时那个受管制环境里，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叫人感觉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胆颤心惊，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撒旦张口要吞吃我，然而，慈爱的天父时时看顾我，保守我，使我免了死亡，免了流泪，免了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