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蒙难流泪谷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哈密全家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交托给主耶稣基督。

一行五人去喀什疏勒传福音。李道生、张惠荣、李天存、冯顺义、田佩瑾，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1、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八月份，气温四十多度，中午地表温度还高（吐鲁番一九五三年七月最高气温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炉烤，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的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往脸上、鼻孔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嘴干苦涩。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七月份到这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汉族人很少（当年），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甜瓜，八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受，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须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2、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搭车旅客，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旅客（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有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的厉害，晃的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大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了才到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弹簧床，如海绵，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的还不如牛拉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的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的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的 吸着人的热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晃下去，无法驱赶叮在肉上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属于自己的鲜血，这样不停的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的快了些，蚊虫却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这时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摆脱了吸血蚊虫的叮咬。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的默默向神祷告。

一路上的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到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股为主吃苦滋味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3、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余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门面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二个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了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自己顿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奉献为主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一宿，在此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主的人，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的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4、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九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在一个马车店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来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没有拦阻，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热情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一九四八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甦 西、路得、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的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人，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一九五零年元月十四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四月十六日返回疏勒，往返九十六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建议道生、惠荣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不能前去，只好麦加哥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却仍挂念着和田、莎车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受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四月十四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的福音使者宽广胸怀，以传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身体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挂念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九时安息。

一九四九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

5、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表收入微薄生活艰苦，五人同心合意，信心很大。（魏信弟兄返回哈密）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牟希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道生被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九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架着一付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我们处在危险包围之中，走、留都有危险。我们专为这事祷告，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第23篇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便被捕也决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捕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到下驱逐令的单位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6、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想的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有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持有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莫须有之罪名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人来往很多。一天，一位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吴尚仁谈话中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获释，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就主内信徒这个关系格外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加工铺见过他，面黄肌瘦，他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他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阿图什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一九五零年八月二日抓捕我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九月十二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在家治病不到一个月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二十二年之久。

十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廷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二间作弟兄宿舍，二间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二间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口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口左右两侧。

教会工人增加，教会规模扩大，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规，诊所、修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拉拢解放军人员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付院长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捆绑并把我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40公分，高念智逼我交待，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胸闷、喘不动气，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水，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钉子。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的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臂，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节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的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7、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刘淑媛和我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那时医药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有一位在解放前当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去，背上出诊药箱跟上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付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的叫张美英坦白交待，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示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8、一九五零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付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给儿童圣诞画卡片，因没有炉火取暖，约40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付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全家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一九五一年元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张谷泉牧师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去了公安局便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据刘正荫弟兄回忆说：“一九五一年春，张谷泉牧师带着董淑贞返回哈密，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请他到阿牙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派一警察到阿牙家中去把张谷泉叫到公安局谈话，刘正荫正好赶着毛驴驮菜去新市场（灵工团住地），在朱立明弟兄压面铺附近相遇，张谷泉牧师说：‘你去告诉弟兄姊妹一声，公安局叫我去谈话。’”刘正荫弟兄说：“张谷泉牧师被拘留后，团体乱了套，有关心张的，有反对张的”，他又说：“有一天，大约在五一劳动节前，街道组织唱歌队，在仁爱医院练歌，军警突然包围了仁爱医院，抓走院长巩守仁、董淑贞；李石瑛牧师在灵工团住地被捕入狱。本来已经分裂、混乱的团体这时更加动荡不安。”

9、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开展，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家中的人（教会）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木工活，晚上有祷告会、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生活、事奉有序进行。每天早晨晚上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我们家的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的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早饭后，公安局付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到院子排队、搜身检查，各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这就是镇压反革命的抄家与逮捕的声势行动。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他上衣口袋里只有一本袖珍新约圣经，其他一无所有，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公安局，这时他刚十九岁，是李石瑛的大儿子，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生娃。一九五零年十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承包了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当李元奎进房子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负责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于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她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喀什公安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付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他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搧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在左右两腮上，两眼直冒火星，轮番审讯，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土手铐子、大脚镣子拿来扔到眼前，仍然没有坦白交待，因为无罪可坦白。立刻从严，带上土手铐，把两手紧梏在一起，大铁镣有十几公斤重用铁铆钉固定在脚脖子上，似永久不能打开，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身上搜出了反革命传单。”又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等等无中生有的罪名。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我仍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一位托乎提埃板登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4、5个监号，美英姐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自己可以听见，我一直待在院子门前，不眨眼的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进入监门的一个青年人，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捧）紧铐着，脚上拖拉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立即回到监号，沉重的一头倒在稻草铺上，全身瘫软如泥。当时难过，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了，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西北灵工团宣教事工在南北疆迅速发展，从1947-1950年先后从哈密出发到吐鲁番，焉耆，拜城，库车，阿克苏，喀什，疏勒等地以及和田被逐返回。在北疆，东疆也有西北灵工团宣教工人的脚踪，建立了教会的有巴里坤，奇台，阜远（今吉木萨尔），阜康，玛纳斯，呼图壁等地。信耶稣的人数增加，在原来没有福音足迹之地建立了教会。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元奎无知，是否因美英姐被抓说了什么话，这仅是我推测，事实上不是说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法，都不是！元奎在看守所关押了一夜，次日提走过堂审讯后再没有押回来，可能因我和美英姐关押在看守所担心串供。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的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咬定李元奎给她的并指示她散发反革命传单，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

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张谷泉回哈密时来看守所看我时心中的担心应验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十月十一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了明白我的意思。

接下来，迫害进一步加剧，在公安局大院内召开大会斗争我和美英姐，预备了打手，毒打之后送法院判刑。大会正在进行时，从外边抓来一个大烟犯，斗争大会的群众一轰而起跑过去看大烟犯，斗争大会不欢而散，没有毒打。这是公安局一个叫刘宝贤的人说的，刘是留用人员，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在喀什监狱，后来我们在监狱见到，他说：“那天开斗争大会要毒打你们，你运气好没挨上。”他并不明白这是主特别的爱，主保守了我和美英姐。

我随身带着两本圣经，一本维吾尔文新约圣经，一本新旧库译本新约，与我同监的维族人有文化，认识老维文，我向他请教，先学字母拼音，对照维汉文读经，只要不提审，就天天读圣经学维文，背诵维文单词，句子，学会话。在新疆，向谁传福音？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沿途都用阿拉伯语，抓住机会学，出狱后传福音必定用得上。

一天，从黑牢房出来放风到厕所去，在外院放风的维族犯人都站起来向我致意问候，他们知道我是基督教的人，他们叫我“阿訇”（意即教师，伊斯兰教的教师叫阿訇），当班的看守员姓王，我没被捕前就认识，他悄声告诉我：“今天在俱乐部开会斗争你们家的人，当场逮捕了姚荣天，李天存。”我听了之后心如刀绞，说不出一句话。神的家在风雨中飘摇，神家儿女被强加上罪名惨遭迫害，疏勒教会先后有七人被关进监狱，我的眼泪向内流，心肠寸段，家里的人，牢里的人都深陷四面楚歌密云黑雾之中。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逮捕元奎那天是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遍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无路可走，只好去疏勒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的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四月八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一九五九年被捕，一九六零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单，脚上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我是第一个被抓入狱的，强加罪名刑讯逼供，判刑七年，第二个是张美英被抓，虚构罪名关押三年，接下来是李元奎被抓，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天存判刑十二年；姚荣天判刑五年；赵西门判刑二十年。还有仁爱医院院长鞏守仁大夫。在哈密灵工团内部陈某某，钟某某，张某某，张某某等还有几位“姊妹”掀起控诉揭发的浪潮，在公安干部支持下检举已被抓的负责人张谷泉，李石瑛，罗织谎言罪名，卖主卖友，抢夺私分教会财物，打击虐待不随从他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位年轻工人曾被栽培，造就叫“提摩太”的那人尤为起劲卖力，被封为“革新”头头。受到内外打击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解体，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各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除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八十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一九五九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八十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一九四六年刘淑媛，张美英二人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九五零年十月到疏勒教会的张美英姊妹今年八十九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五十七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