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的眼早已看见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 139:16)
我们在母腹中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看见了,甚至一生漫长的日子已经都写在祂的册上了。神的仆人赵西门,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按着神写在祂册上的日子,走上了他一生漫长的旅程,直走到旅程的终点。
“苦难使人的生命得以成长”,对于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这是一句肺腑之言。赵西门无论在他的讲道中,或在他的诗歌中,甚至在他一生的经历中,都在诠释这句话的意义,并且说明这句话的真实性。从他幼年时,神就藉着苦难来雕刻祂的仆人。
西门的家世
赵西门,原名赵海震。1918 年 6 月 1 日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祖籍辽中县吉祥屯。沈阳是辽宁省省会,为东北三省地区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之一,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约在主前二百年已初具城市规模。
西门的老家在辽中县冷子堡镇集贤屯。西门未见过祖父,但从祖母得知,他们家族代代务农,而祖父除务农外,还兼做手工业,制造乌拉。“乌拉”是满族语,乃“鞋”的意思,这种鞋是用牛皮造的。在寒冷期一年占半的东北三省,这一行的收入还算不错。西门的祖父去世后,因为家中没有人继承这种手艺,就断代了,这也许是他们家道中落的原因之一。
西门的父亲名叫赵玉锋。他长大后,为了摆脱贫困的光景,就离开家乡,独自到冷子堡去学做买卖。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又转到城市去学技术,办工厂。母亲赵温氏,是辽宁省本溪县一富庶农户家的女儿。母亲家虽富有,但仍然常受有权有势者欺压;为了摆脱这种受欺压的命运,她的家人希望她长大后,能嫁给一位当官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却是嫁给了西门的父亲这位“买卖人”。于是在 1918 年 6 月 1 日,西门便从做买卖的父亲和农家富户的母亲出生了。
幼年时期的命运
西门的幼年时代,正值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而东北三省又是首当其冲。
1931 年,侵略者日本在中国沈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 2 月,东北就全部被日本人占领,千万民众陷入战火纷飞、国破家毁的水深火热之中。
西门童年时期的生活很艰苦,鲜有儿时愉快的回忆,有记忆是从七、八岁开始。在模糊的记忆中,是看见父亲受逼迫、受打击的情景。虽然这只是他父亲的遭遇,但已经在西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历史烙印和影响。从西门以后的遭遇中反观,也许当中有神的美意,从童年开始就预备他的身心,将来好为主受苦。
孩子的命运常是随着父母的命运旋转,西门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命运就是随着父母的命运而旋转。他的父亲赵玉锋,原来在日本人所开设的“穗积玻璃工厂”里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老板娘说赵玉锋贪污;又加上他的同事中有一人因嫉妒而排挤他,火上浇油。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赵玉锋被工厂开除了。
西门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原本就系在父亲“铜板”的收入上,父亲这一失业,家中经济顿险困境,他们在城市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西门的母亲便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老家辽中县集贤屯,留下西门的父亲独自一人在城市中继续奋斗,希望能闯出一条路子来,使一家人可以再次团聚。
对于这段别离父亲、城市的心酸经历,西门曾写道:
“记得那是一个下半夜,天上有一弯月牙,被一条云彩遮盖着,静悄悄,愁惨惨,我们就在这愁惨的月光下,离开暂时寄居的那所院子,坐上马车,走上颠簸不平的土路,清冷凄然地回到老家集贤屯。”
罪恶的马棒
西门母亲和孩子们虽然离城回到乡下,但受欺压、恐吓的遭遇并没有离他们而去。西门的母亲从小就受有权有势者欺压,婚后仍未能摆脱这样的厄运,这梦魇般的命运紧紧纠缠着她,似乎无论到哪里,“被欺压”总是与她形影不离,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这在西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加深了他对人世间何以没有公平、公义的思考。
那时,在中下层,社会组织结构是县、村、保、甲四级制。集贤屯是一个保,保下有两个甲,其中一个甲长姓郝,他有时随着保长到赵家去欺压他们。另一个甲长姓武,但他从不仗势欺贫。这些人生活富裕,因为他们的地多,又是好地。那经常到赵家找岔子的保长,以不同的借口向西门的母亲要“摊派钱”时,态度都十分张狂、恶劣。所谓“摊派钱”,就是为村政府来人设摆筵席的招待费,由全屯的村民分摊。
有一天,西门站在门口,看见漫天鹅毛大雪中,影影绰绰走来一个人,啊,原来是凶恶的保长!他手里拿着一根马棒,就是骑马时用以赶马的木棍子,这是专为催逼“摊派钱”时用来吓唬人的棒子。他们要钱的态度十分恶劣,保长一进门,就用马棒连连敲打炕沿,发出枪弹爆炸般啪啪作响的烈声;又用马棒指着西门母亲的鼻子,恶狠狠地说:“给!没钱给粮!这是摊派钱,脱不了!”她哪里有钱,就是因为在城里没钱,没办法生活才搬回农村来住的。西门的母亲没有钱,只有坐在炕头哀哀哭泣。“不要装穷!到底你拿不拿摊派钱?”保长又用马棒敲打炕沿。那邪恶的“砰砰”响声,也重重击打在孩子们心上。站在一旁的西门,看着母亲所受的屈辱,恨不得给保长一点颜色看看,但念及自己的拳头还太嫩,恐怕打不过他,就想:算了吧,等长大了再跟他算帐!
“鬼!”保长留下一句咒语,气忿忿地走出门去,鬼影一般消失在茫茫雪幢里。西门满怀仇恨地站在门前,想了很久很久……
保长还是天天来逼着要摊派钱。在百般无奈下,西门的母亲只好到村政府去告状,但村长不愿受理这事。那就是“官向官,衙向衙,小鬼向着把门的”之社会现象。告状不成,西门的母亲回到家中还是哭。因受压、伤心过度,以致哭出病来。这时,年纪尚幼的西门,眼睁睁地看着被欺负、伤心的母亲,眼前不停地浮现出那根罪恶的马棒,西门心中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折断它!但又想,怎么折断呢?折断一根又会生出一根。保长多得很,每个保长都有一根马棒,这些人都是“官儿”;下至甲长,上至皇帝,大大小小同类不同衣裳的“官儿”充满了世界啊!小小年纪的西门,从那时候起,就立定心志要改变这个“官儿世界”。
但,怎么改变呢?
净身出户
那段时期,西门的父亲又在辽宁省的另一个城市开原,与人合股开设一家玻璃工厂,厂名叫“开原公合玻璃工厂”。所谓“公合”就是多人的合作投资,并采取股份制。当时的股份分“钱股”和“身股”两种。赵玉锋因为穷,就向人借来一笔微款加入钱股,另外的股份就以辛苦的劳动力充作“身股”,所负责的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跑外柜”,就是向欠款人追讨欠款。每股规定一定的股金,股金愈多,股份也就愈多,并且因为生意兴隆而在股份上增利息,于是股份愈多便愈富。赵玉锋的股份很少,所能分到的红利微薄,只能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
那位借钱给赵父的老朋友已七十多岁了。有一天,他听说玻璃工厂生意不错,特意来要债。实际上,赵父所赚的钱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还债。那老人要不到钱,就在他们家住下来。有一天,西门看见他父亲在炕桌边给老人喂饭,却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事:老人吃着吃着就咽不下去了,食物哽在喉咙,影响了呼吸,就这样断了气,撒手人寰了。这老人死在他们家中,他又没有亲人来为他料理后事。这样一来,这买棺送葬之事自然落在赵父头上。
他们的经济本来已经相当困难,再加上乡下老家正值分家盖房,妻子儿女需要安置;大儿子又在北京上大学,也正是用钱的时候。因此,就剩下一条“华山独路”可走了,赵父不得不到玻璃厂,从自己的“钱股”上支取一笔来支付各项需要。这些支出加起来,已超过他的钱股很多,那叫“长支”。因为“长支”太多,丧失了股东的资格,便被人“净身出户”,撵出工厂。离开时,他们还把赵父打斗一番。西门看见,很想打回去,但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又怎能打得过这些人?就只有敢怒而不敢言,更不敢动手,眼巴巴地看着父亲被欺,只得把这一切的仇恨、怨愤埋藏在他心灵的深处。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在无奈的情况下,赵玉锋只好又回到集贤屯。
西门的父亲赵玉锋在创业的路上受到两次挫折后,再没有振作起来。后来,他就在老家西边的一条拦河大坝上,搭了一座小桥,用网捞螃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有人看见他整天捞鱼虾螃蟹,就讥诮说:“这回我们二爷可落魄啦!”
少年有志 奋学成才
西门的父亲于开原办“公合玻璃厂”时,西门年九岁。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孩子。还在老家时,每天学习写毛笔字,并将他所写的毛笔字寄给在开原的父亲,让他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父亲看了他写的字,知道这个孩子好学上进,应该设法给他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就把他从老家接到开原,让他插班上小学三年级。这时西门已十一岁了。
西门在农村的老家时,从来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是在私垫里唸过四书五经。学校教育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环境,西门到了学校,就好像是另换了一个天地。起先,西门对学堂式的学习方式十分陌生,又是插班生,所以在开始时学习赶不上,为此常常挨老师体罚。打他的主要是那个教算术的老师,因为这门课程他从来没有学过,一点基础都没有,又要从三年级开始,理应有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却得不到老师的体恤,还要为此常挨打,他心里觉得冤屈,就埋怨老师,因为不是他不愿学,而是实在不懂。
后来西门想出了一个对付老师打板子的办法。他发现一般老师都是用右手拿起板子,抓住学生的左手,打在左手掌上。每次在事先知道老师要用板子打他之前,他就在水泥地上不住地磨搓左手掌,磨得麻木了,被打的时候就不感觉太疼了。用这样的“苦方”来应付体罚,可谓用心良苦。不过,西门是一个既聪明又很用功的学生,没有因为学习上的难处以及所受到的委屈、挫折而气馁,反而激发起他要迎头赶上的决心。因着他的努力与勤奋,不到半年时间,他的学习成绩就赶上别的同学,到了四年级期终考试时,成绩一跃而为第三名。
在开原,西门上的学校是华商会开办的。因为华商会有钱,特以高薪聘请北京大学的老师来执教,所以西门在十三岁时就有机会学习英语了。正当西门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一切都渐入佳境时,那“钱股”透支事件冒出来,又把一切都打乱改变了。人生的道路、际遇,人确实不能自知自决。父亲被玻璃工厂排挤出来,致使家庭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无法应付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所需,哪里还有钱支付西门的学费!西门无奈地要随着父亲回老家,因而失学。
好学用功的西门,并不因辍学在家而停止学习。学校去不成了,他就开始自学。在家里,西门把握机会自学哥哥的大学课程。哥哥修读的是文科,这无形中为西门培养文学兴趣提供了机会。那时,西门沉浸在知识带给他的乐趣中。西门经过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自学完成了大学的文科课程;虽然这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相比,但却奠定了他在文学、写作上的基础。可是西门并不以此为满足,只要有机会,他还是希望能继续接受正规教育,以弥补自学上的不足。
西门重返学校的机会,是姐姐帮他拾回的。姐姐原来在日本女子高等学校读书,成绩出众,考试总是第一名;日语也地道,说得几乎跟日本人一样。当她从日本师范学院毕业后,做了教师,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西门也因此获得了重踏校门的机会。能够再次回到学校,西门更珍惜每个学习的机会。在此期间,除了本身的专业,西门还花时间从事文学研究,又学了三年日语,并以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勤奋好学、不断充实自己的人。
执起教鞭 为人师表
二十一岁那年,西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同工学院。为了解决家人生活的困难,分担家庭经济的重担,他开始四下找工作。后来,经姐姐的介绍,进入沈阳一所公立学校当教员,兼做翻译,每月薪金四十元满币。那时,对西门来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吃饭,为了活命。四十元的收入,除去个人的开销,还略有节余。于是西门就给母亲去信,请全家搬到沈阳来与他同住。不久,母亲便带着妹妹们来到了沈阳,住在大北关老龙口胡同。
在全中国,东北受日帝铁蹄的蹂躏最久,在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几乎每个机关都操控在日本人手中,教育部门更是他们想要操控的重中之重。那时的教育都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教科书也都是奴化内容。学校里的副校长、首席教员都是日本人,正校长虽是中国人,但却起不了作用,因正校长要听副校长的话。这样一来,整个学校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
渐渐地,西门发现学校里的那个副校长和首席教员,只不过把他当作他们手中的工具——为他们翻话、传话的机器。西门认为,这种文化侵略,若长期下去,中国人在思想上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亡国奴。性格刚毅、果敢的西门,不愿顺应大环境的趋势,降服在日本人的淫威下为日帝做牛做马。不久,便毅然决然地甩掉教鞭,离开校园,结束了他四年的教书生涯。
步入文坛 渐显锋芒
西门的童年,是在穷苦窘迫中度过的。在青少年时期,又目睹了他父母亲所遭受的种种欺压,这一切的遭遇把他的性格锻炼成比一般同年人更成熟。亦因环境使然,他丰富的感情只能压抑在心里,无法从言语间表达。但是,他在文学上所奠下的基础,让他的感情可以藉着文字表达出来,他的笔更为他耕耘出一片天地,容让他在那里播种、浇灌、收获;他的笔就成为他的口,述说出他的心声,表达着他的愿望和理想。
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渐渐显明出来。他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涉猎广泛。他喜爱画画和书法,也曾痴迷过雕塑,曾经有一个从不离身的雕刻艺术品的雕刀。大约在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写小说,还把他的处女作投稿到《泰东日报》。当时因为他没有钱订购报纸,所以并不知道他的作品已被接纳。没多久,他在家附近街口的图书阅览室,看见他的作品被刊登出来,第一次投稿就被接纳发表,心里非常激动。他的作品虽被刊登出来,但没有现金为稿酬,只免费赠阅一个月的《泰东日报》;虽然如此,还是激励了他以后的写作热情。
西门在二十四岁那年辞去教职,不再教书,挥笔闯入文艺界,尽力发挥他的写作潜能。那时,沈阳有两家报社,一是根据古都之名“盛京”所取的《盛京日报》社;一是根据省会之名所起的《渖阳日报》社。西门曾一度在《沈阳日报》社作过记者,后来又转而为广播电台写文艺作品,有小说、诗歌、广播剧等。
有一次,有个全国性(所谓“全国”,实为日据时期的东北三省,即辽、吉、黑三省)的广播剧本竞赛活动,获前几名者有奖。西门报名参加,他的参赛作品是《时代的步音》。西门没有想到,这部作品在人才济济的赛场上,终以其“丰富的感情、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笔”脱颖而出,一举拔得头筹,荣获首名。
后来,西门又藉着这部获奖作品的影响,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了“长影”的一名剧本作家,专职创作电影剧本。从此,西门便与文坛缔结了难舍难分的情缘。整天伏案写作,活在叠叠稿堆中。
这时的西门,在这一阶段看上去真是如鱼得水,似鹰腾飞。他认为他的文学潜能,可以借着这一势头得以畅快发挥了。作家、名作家成了他努力的方向;有了名头,再以笔为器,去改变世道人心,实现抱负。
志向的湮灭
事态在变迁,时间在飞逝;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时的西门已经不再是当年倚在门边无奈的孩子,而是理性逐渐成熟、意志坚强,有着远大理想的热血青年。西门虽然辞去教职,不再教书了;但他认为:“不教书还是亡国奴!”于是,当时尚未认识真神的西门,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那时,他不但爱中国,也爱全世界的人,他关心一切受苦难的人,常常苦思:怎样才能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从苦境中拯救出来?用什么办法才能消除人间的痛苦,消除世上的罪恶?他又进一步思想:罪恶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爱心,激发他渴慕真理、追求良善、思索正道。虽然靠他自身的努力,他没有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属天正道,但他始终在寻寻觅觅。
在日本的铁蹄蹂躏,世人的尔虞我诈,人吃人的社会现象中,西门以一颗敏锐的心察觉到:造成种种罪恶问题的根本因素,是损人利己的人心;人为着自己多有享受,就去侵占别人的权益。“人心”就是造成一切罪恶、痛苦的根源。有了这个发现之后,西门想:若能先把人会犯罪的心,改变成不犯罪的心,那社会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西门下定决心,立志要用他的一支笔改造人心,铲除人间酿成罪恶的因素,他认为这才是解决罪的可行途径。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在父母受人无理欺负时,就曾想过:要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但那时他还不知道怎么改变,从哪里开始,用什么方法去改,他苦思、寻找不同的办法。十几年后的今天,他长大了,可以实现他的心愿了!于是,报社的报纸,电台的报道,影院的剧本,都成了他落实心愿的舞台。
西门为了实现改变人心的愿望,一切的努力也都为达到这一目标,甚至在床头的墙上贴了两幅名人的画像,以勉励自己。这两幅画像,一是俄国文学家高尔基,一是中国文学家鲁迅先生,他们都曾立志用笔改变人心,所以西门很崇拜这两个人。
在那艰苦的环境里,西门在思想上上下求索,一边试图用他的笔来改良社会,呼唤人性的美好面;一边又在暗中用他的笔与日帝作斗争。有一次,他写了一部广播剧本,从广播电台的电波传出去,传到日本宪兵队的耳中,惹恼了日本人。于是,日本宪兵开始四处搜捕他,他马上成为被逮捕的对象。监狱的黑门,狼狗的牙齿已暗暗向他张开。恐吓,西门倒不在乎,他所关心的是他那支笔究竟能不能改造人心?
秋去冬来,一天,沈阳城里下着鹅毛大雪。西门走出邮局,手里拿着稿费,心中冷冷冰冰,走着想着:这四十元稿费,交给母亲,不知够一家人几天的生活?又想到:原来用笔改造人心的正义、尊严的理想,经过实践已遭到破坏和摧残,难能实现啊!
风,在呼呼地刮,一路上,鹅毛飞雪不停地扑打着西门,他脑子里交织着人生迷茫的梦。
经过几年的笔耕奋斗,到如今,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他没有见到一个人的心因他所写的文章,心被改变而不再犯罪的。他也曾经以为,藉着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演出后可以改变人心,可是他所写的剧本虽然演出了,结果仍是一场空,并没有改变人心。就算有人看了剧本中特别感人的地方,而被触动流下几滴眼泪;也许那只不过是人的良知偶然被触及的结果,却不能带给人生命意义上的真正改变,所以过不了多久,就又回复老样子,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了!
西门纳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笔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力!难道是自己掌握的知识不够多?难道是自己的文笔功底不够深?也许还有什么别的更好方法等着他去探寻!也许……许多的问号不断在他脑中盘旋,尝试找出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