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的眼早已看见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 139:16）

我们在母腹中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看见了，甚至一生漫长的日子已经都写在祂的册上了。神的仆人赵西门，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按着神写在祂册上的日子，走上了他一生漫长的旅程，直走到旅程的终点。

“苦难使人的生命得以成长”，对于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这是一句肺腑之言。赵西门无论在他的讲道中，或在他的诗歌中，甚至在他一生的经历中，都在诠释这句话的意义，并且说明这句话的真实性。从他幼年时，神就藉着苦难来雕刻祂的仆人。

西门的家世

赵西门，原名赵海震。1918 年 6 月 1 日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祖籍辽中县吉祥屯。沈阳是辽宁省省会，为东北三省地区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之一，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约在主前二百年已初具城市规模。

西门的老家在辽中县冷子堡镇集贤屯。西门未见过祖父，但从祖母得知，他们家族代代务农，而祖父除务农外，还兼做手工业，制造乌拉。“乌拉”是满族语，乃“鞋”的意思，这种鞋是用牛皮造的。在寒冷期一年占半的东北三省，这一行的收入还算不错。西门的祖父去世后，因为家中没有人继承这种手艺，就断代了，这也许是他们家道中落的原因之一。

西门的父亲名叫赵玉锋。他长大后，为了摆脱贫困的光景，就离开家乡，独自到冷子堡去学做买卖。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又转到城市去学技术，办工厂。母亲赵温氏，是辽宁省本溪县一富庶农户家的女儿。母亲家虽富有，但仍然常受有权有势者欺压；为了摆脱这种受欺压的命运，她的家人希望她长大后，能嫁给一位当官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却是嫁给了西门的父亲这位“买卖人”。于是在 1918 年 6 月 1 日，西门便从做买卖的父亲和农家富户的母亲出生了。

幼年时期的命运

西门的幼年时代，正值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而东北三省又是首当其冲。

1931 年，侵略者日本在中国沈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 2 月，东北就全部被日本人占领，千万民众陷入战火纷飞、国破家毁的水深火热之中。

西门童年时期的生活很艰苦，鲜有儿时愉快的回忆，有记忆是从七、八岁开始。在模糊的记忆中，是看见父亲受逼迫、受打击的情景。虽然这只是他父亲的遭遇，但已经在西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历史烙印和影响。从西门以后的遭遇中反观，也许当中有神的美意，从童年开始就预备他的身心，将来好为主受苦。

孩子的命运常是随着父母的命运旋转，西门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命运就是随着父母的命运而旋转。他的父亲赵玉锋，原来在日本人所开设的“穗积玻璃工厂”里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老板娘说赵玉锋贪污；又加上他的同事中有一人因嫉妒而排挤他，火上浇油。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赵玉锋被工厂开除了。

西门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原本就系在父亲“铜板”的收入上，父亲这一失业，家中经济顿险困境，他们在城市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西门的母亲便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老家辽中县集贤屯，留下西门的父亲独自一人在城市中继续奋斗，希望能闯出一条路子来，使一家人可以再次团聚。

对于这段别离父亲、城市的心酸经历，西门曾写道：

“记得那是一个下半夜，天上有一弯月牙，被一条云彩遮盖着，静悄悄，愁惨惨，我们就在这愁惨的月光下，离开暂时寄居的那所院子，坐上马车，走上颠簸不平的土路，清冷凄然地回到老家集贤屯。”

罪恶的马棒

西门母亲和孩子们虽然离城回到乡下，但受欺压、恐吓的遭遇并没有离他们而去。西门的母亲从小就受有权有势者欺压，婚后仍未能摆脱这样的厄运，这梦魇般的命运紧紧纠缠着她，似乎无论到哪里，“被欺压”总是与她形影不离，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这在西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加深了他对人世间何以没有公平、公义的思考。

那时，在中下层，社会组织结构是县、村、保、甲四级制。集贤屯是一个保，保下有两个甲，其中一个甲长姓郝，他有时随着保长到赵家去欺压他们。另一个甲长姓武，但他从不仗势欺贫。这些人生活富裕，因为他们的地多，又是好地。那经常到赵家找岔子的保长，以不同的借口向西门的母亲要“摊派钱”时，态度都十分张狂、恶劣。所谓“摊派钱”，就是为村政府来人设摆筵席的招待费，由全屯的村民分摊。

有一天，西门站在门口，看见漫天鹅毛大雪中，影影绰绰走来一个人，啊，原来是凶恶的保长！他手里拿着一根马棒，就是骑马时用以赶马的木棍子，这是专为催逼“摊派钱”时用来吓唬人的棒子。他们要钱的态度十分恶劣，保长一进门，就用马棒连连敲打炕沿，发出枪弹爆炸般啪啪作响的烈声；又用马棒指着西门母亲的鼻子，恶狠狠地说：“给！没钱给粮！这是摊派钱，脱不了！”她哪里有钱，就是因为在城里没钱，没办法生活才搬回农村来住的。西门的母亲没有钱，只有坐在炕头哀哀哭泣。“不要装穷！到底你拿不拿摊派钱？”保长又用马棒敲打炕沿。那邪恶的“砰砰”响声，也重重击打在孩子们心上。站在一旁的西门，看着母亲所受的屈辱，恨不得给保长一点颜色看看，但念及自己的拳头还太嫩，恐怕打不过他，就想：算了吧，等长大了再跟他算帐！

“鬼！”保长留下一句咒语，气忿忿地走出门去，鬼影一般消失在茫茫雪幢里。西门满怀仇恨地站在门前，想了很久很久……

保长还是天天来逼着要摊派钱。在百般无奈下，西门的母亲只好到村政府去告状，但村长不愿受理这事。那就是“官向官，衙向衙，小鬼向着把门的”之社会现象。告状不成，西门的母亲回到家中还是哭。因受压、伤心过度，以致哭出病来。这时，年纪尚幼的西门，眼睁睁地看着被欺负、伤心的母亲，眼前不停地浮现出那根罪恶的马棒，西门心中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折断它！但又想，怎么折断呢？折断一根又会生出一根。保长多得很，每个保长都有一根马棒，这些人都是“官儿”；下至甲长，上至皇帝，大大小小同类不同衣裳的“官儿”充满了世界啊！小小年纪的西门，从那时候起，就立定心志要改变这个“官儿世界”。

但，怎么改变呢？

净身出户

那段时期，西门的父亲又在辽宁省的另一个城市开原，与人合股开设一家玻璃工厂，厂名叫“开原公合玻璃工厂”。所谓“公合”就是多人的合作投资，并采取股份制。当时的股份分“钱股”和“身股”两种。赵玉锋因为穷，就向人借来一笔微款加入钱股，另外的股份就以辛苦的劳动力充作“身股”，所负责的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跑外柜”，就是向欠款人追讨欠款。每股规定一定的股金，股金愈多，股份也就愈多，并且因为生意兴隆而在股份上增利息，于是股份愈多便愈富。赵玉锋的股份很少，所能分到的红利微薄，只能过着相当拮据的生活。

那位借钱给赵父的老朋友已七十多岁了。有一天，他听说玻璃工厂生意不错，特意来要债。实际上，赵父所赚的钱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还债。那老人要不到钱，就在他们家住下来。有一天，西门看见他父亲在炕桌边给老人喂饭，却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事：老人吃着吃着就咽不下去了，食物哽在喉咙，影响了呼吸，就这样断了气，撒手人寰了。这老人死在他们家中，他又没有亲人来为他料理后事。这样一来，这买棺送葬之事自然落在赵父头上。

他们的经济本来已经相当困难，再加上乡下老家正值分家盖房，妻子儿女需要安置；大儿子又在北京上大学，也正是用钱的时候。因此，就剩下一条“华山独路”可走了，赵父不得不到玻璃厂，从自己的“钱股”上支取一笔来支付各项需要。这些支出加起来，已超过他的钱股很多，那叫“长支”。因为“长支”太多，丧失了股东的资格，便被人“净身出户”，撵出工厂。离开时，他们还把赵父打斗一番。西门看见，很想打回去，但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又怎能打得过这些人？就只有敢怒而不敢言，更不敢动手，眼巴巴地看着父亲被欺，只得把这一切的仇恨、怨愤埋藏在他心灵的深处。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在无奈的情况下，赵玉锋只好又回到集贤屯。

西门的父亲赵玉锋在创业的路上受到两次挫折后，再没有振作起来。后来，他就在老家西边的一条拦河大坝上，搭了一座小桥，用网捞螃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有人看见他整天捞鱼虾螃蟹，就讥诮说：“这回我们二爷可落魄啦！”

少年有志 奋学成才

西门的父亲于开原办“公合玻璃厂”时，西门年九岁。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孩子。还在老家时，每天学习写毛笔字，并将他所写的毛笔字寄给在开原的父亲，让他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父亲看了他写的字，知道这个孩子好学上进，应该设法给他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就把他从老家接到开原，让他插班上小学三年级。这时西门已十一岁了。

西门在农村的老家时，从来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是在私垫里唸过四书五经。学校教育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环境，西门到了学校，就好像是另换了一个天地。起先，西门对学堂式的学习方式十分陌生，又是插班生，所以在开始时学习赶不上，为此常常挨老师体罚。打他的主要是那个教算术的老师，因为这门课程他从来没有学过，一点基础都没有，又要从三年级开始，理应有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却得不到老师的体恤，还要为此常挨打，他心里觉得冤屈，就埋怨老师，因为不是他不愿学，而是实在不懂。

后来西门想出了一个对付老师打板子的办法。他发现一般老师都是用右手拿起板子，抓住学生的左手，打在左手掌上。每次在事先知道老师要用板子打他之前，他就在水泥地上不住地磨搓左手掌，磨得麻木了，被打的时候就不感觉太疼了。用这样的“苦方”来应付体罚，可谓用心良苦。不过，西门是一个既聪明又很用功的学生，没有因为学习上的难处以及所受到的委屈、挫折而气馁，反而激发起他要迎头赶上的决心。因着他的努力与勤奋，不到半年时间，他的学习成绩就赶上别的同学，到了四年级期终考试时，成绩一跃而为第三名。

在开原，西门上的学校是华商会开办的。因为华商会有钱，特以高薪聘请北京大学的老师来执教，所以西门在十三岁时就有机会学习英语了。正当西门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一切都渐入佳境时，那“钱股”透支事件冒出来，又把一切都打乱改变了。人生的道路、际遇，人确实不能自知自决。父亲被玻璃工厂排挤出来，致使家庭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无法应付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所需，哪里还有钱支付西门的学费！西门无奈地要随着父亲回老家，因而失学。

好学用功的西门，并不因辍学在家而停止学习。学校去不成了，他就开始自学。在家里，西门把握机会自学哥哥的大学课程。哥哥修读的是文科，这无形中为西门培养文学兴趣提供了机会。那时，西门沉浸在知识带给他的乐趣中。西门经过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自学完成了大学的文科课程；虽然这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相比，但却奠定了他在文学、写作上的基础。可是西门并不以此为满足，只要有机会，他还是希望能继续接受正规教育，以弥补自学上的不足。

西门重返学校的机会，是姐姐帮他拾回的。姐姐原来在日本女子高等学校读书，成绩出众，考试总是第一名；日语也地道，说得几乎跟日本人一样。当她从日本师范学院毕业后，做了教师，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西门也因此获得了重踏校门的机会。能够再次回到学校，西门更珍惜每个学习的机会。在此期间，除了本身的专业，西门还花时间从事文学研究，又学了三年日语，并以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勤奋好学、不断充实自己的人。

执起教鞭 为人师表

二十一岁那年，西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同工学院。为了解决家人生活的困难，分担家庭经济的重担，他开始四下找工作。后来，经姐姐的介绍，进入沈阳一所公立学校当教员，兼做翻译，每月薪金四十元满币。那时，对西门来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吃饭，为了活命。四十元的收入，除去个人的开销，还略有节余。于是西门就给母亲去信，请全家搬到沈阳来与他同住。不久，母亲便带着妹妹们来到了沈阳，住在大北关老龙口胡同。

在全中国，东北受日帝铁蹄的蹂躏最久，在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几乎每个机关都操控在日本人手中，教育部门更是他们想要操控的重中之重。那时的教育都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教科书也都是奴化内容。学校里的副校长、首席教员都是日本人，正校长虽是中国人，但却起不了作用，因正校长要听副校长的话。这样一来，整个学校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下。

渐渐地，西门发现学校里的那个副校长和首席教员，只不过把他当作他们手中的工具——为他们翻话、传话的机器。西门认为，这种文化侵略，若长期下去，中国人在思想上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亡国奴。性格刚毅、果敢的西门，不愿顺应大环境的趋势，降服在日本人的淫威下为日帝做牛做马。不久，便毅然决然地甩掉教鞭，离开校园，结束了他四年的教书生涯。

步入文坛 渐显锋芒

西门的童年，是在穷苦窘迫中度过的。在青少年时期，又目睹了他父母亲所遭受的种种欺压，这一切的遭遇把他的性格锻炼成比一般同年人更成熟。亦因环境使然，他丰富的感情只能压抑在心里，无法从言语间表达。但是，他在文学上所奠下的基础，让他的感情可以藉着文字表达出来，他的笔更为他耕耘出一片天地，容让他在那里播种、浇灌、收获；他的笔就成为他的口，述说出他的心声，表达着他的愿望和理想。

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渐渐显明出来。他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涉猎广泛。他喜爱画画和书法，也曾痴迷过雕塑，曾经有一个从不离身的雕刻艺术品的雕刀。大约在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写小说，还把他的处女作投稿到《泰东日报》。当时因为他没有钱订购报纸，所以并不知道他的作品已被接纳。没多久，他在家附近街口的图书阅览室，看见他的作品被刊登出来，第一次投稿就被接纳发表，心里非常激动。他的作品虽被刊登出来，但没有现金为稿酬，只免费赠阅一个月的《泰东日报》；虽然如此，还是激励了他以后的写作热情。

西门在二十四岁那年辞去教职，不再教书，挥笔闯入文艺界，尽力发挥他的写作潜能。那时，沈阳有两家报社，一是根据古都之名“盛京”所取的《盛京日报》社；一是根据省会之名所起的《渖阳日报》社。西门曾一度在《沈阳日报》社作过记者，后来又转而为广播电台写文艺作品，有小说、诗歌、广播剧等。

有一次，有个全国性（所谓“全国”，实为日据时期的东北三省，即辽、吉、黑三省）的广播剧本竞赛活动，获前几名者有奖。西门报名参加，他的参赛作品是《时代的步音》。西门没有想到，这部作品在人才济济的赛场上，终以其“丰富的感情、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笔”脱颖而出，一举拔得头筹，荣获首名。

后来，西门又藉着这部获奖作品的影响，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了“长影”的一名剧本作家，专职创作电影剧本。从此，西门便与文坛缔结了难舍难分的情缘。整天伏案写作，活在叠叠稿堆中。

这时的西门，在这一阶段看上去真是如鱼得水，似鹰腾飞。他认为他的文学潜能，可以借着这一势头得以畅快发挥了。作家、名作家成了他努力的方向；有了名头，再以笔为器，去改变世道人心，实现抱负。

志向的湮灭

事态在变迁，时间在飞逝；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时的西门已经不再是当年倚在门边无奈的孩子，而是理性逐渐成熟、意志坚强，有着远大理想的热血青年。西门虽然辞去教职，不再教书了；但他认为：“不教书还是亡国奴！”于是，当时尚未认识真神的西门，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那时，他不但爱中国，也爱全世界的人，他关心一切受苦难的人，常常苦思：怎样才能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从苦境中拯救出来？用什么办法才能消除人间的痛苦，消除世上的罪恶？他又进一步思想：罪恶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爱心，激发他渴慕真理、追求良善、思索正道。虽然靠他自身的努力，他没有可能寻找到真正的属天正道，但他始终在寻寻觅觅。

在日本的铁蹄蹂躏，世人的尔虞我诈，人吃人的社会现象中，西门以一颗敏锐的心察觉到：造成种种罪恶问题的根本因素，是损人利己的人心；人为着自己多有享受，就去侵占别人的权益。“人心”就是造成一切罪恶、痛苦的根源。有了这个发现之后，西门想：若能先把人会犯罪的心，改变成不犯罪的心，那社会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西门下定决心，立志要用他的一支笔改造人心，铲除人间酿成罪恶的因素，他认为这才是解决罪的可行途径。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在父母受人无理欺负时，就曾想过：要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但那时他还不知道怎么改变，从哪里开始，用什么方法去改，他苦思、寻找不同的办法。十几年后的今天，他长大了，可以实现他的心愿了！于是，报社的报纸，电台的报道，影院的剧本，都成了他落实心愿的舞台。

西门为了实现改变人心的愿望，一切的努力也都为达到这一目标，甚至在床头的墙上贴了两幅名人的画像，以勉励自己。这两幅画像，一是俄国文学家高尔基，一是中国文学家鲁迅先生，他们都曾立志用笔改变人心，所以西门很崇拜这两个人。

在那艰苦的环境里，西门在思想上上下求索，一边试图用他的笔来改良社会，呼唤人性的美好面；一边又在暗中用他的笔与日帝作斗争。有一次，他写了一部广播剧本，从广播电台的电波传出去，传到日本宪兵队的耳中，惹恼了日本人。于是，日本宪兵开始四处搜捕他，他马上成为被逮捕的对象。监狱的黑门，狼狗的牙齿已暗暗向他张开。恐吓，西门倒不在乎，他所关心的是他那支笔究竟能不能改造人心？

秋去冬来，一天，沈阳城里下着鹅毛大雪。西门走出邮局，手里拿着稿费，心中冷冷冰冰，走着想着：这四十元稿费，交给母亲，不知够一家人几天的生活？又想到：原来用笔改造人心的正义、尊严的理想，经过实践已遭到破坏和摧残，难能实现啊！

风，在呼呼地刮，一路上，鹅毛飞雪不停地扑打着西门，他脑子里交织着人生迷茫的梦。

经过几年的笔耕奋斗，到如今，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他没有见到一个人的心因他所写的文章，心被改变而不再犯罪的。他也曾经以为，藉着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演出后可以改变人心，可是他所写的剧本虽然演出了，结果仍是一场空，并没有改变人心。就算有人看了剧本中特别感人的地方，而被触动流下几滴眼泪；也许那只不过是人的良知偶然被触及的结果，却不能带给人生命意义上的真正改变，所以过不了多久，就又回复老样子，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了！

西门纳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笔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力！难道是自己掌握的知识不够多？难道是自己的文笔功底不够深？也许还有什么别的更好方法等着他去探寻！也许……许多的问号不断在他脑中盘旋，尝试找出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