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三）陶恩生大夫[15]的回忆

王姊本人不愿意谈她自己是怎么为主受苦的。她说：“人哪，都是败坏的。”

我是一个医生，我们见面以后，（知道）她身体不好，（所以）我一有时间就骑上自行车上她单位去，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要去三、四次。她那个院子里都是听过王姊传福音的——有的已经信了，有的知道耶稣。我认识她们以后，她们就把王姊的见证告诉我。可是王姊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不论我们怎么说：“王姊，把你的见证给我们说说，好激励我们，”她都摇摇头，从来不愿意说她为主做了什么，只说：“我做的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有一次，她跟我说了一点。“我呀，在神面前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因为什么呢？跟她一块儿进监狱的（有一位）是她们灵修院的孙美芝老师，（有时）跟她一块儿劳动。她在灵修院学生时期，孙美芝是她老师，又都是主内肢体，彼此特别关心。她关心她，她关心她。这个孙姊妹在（劳改营）里头也特别好强，让人看，“我是个基督徒，我绝对不偷懒。”这些人哪，又特别坏。你不是特别能吗？今天我给你（任务），让你做十件衣服（她们做衣服），看你今天能完成吧？明天就给你加到十二件。再后天又给你加到十五件。就那样，老给她加码。她有个好强的心，就说，“我再怎么，连上厕所、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把吃饭的时间缩短，怎么加班加点，也要把他们加码的这些活做出来。”就这样，时间长了，她就累了，累了就病了，病了就突然间发高烧。诊断说是胆囊炎、胰腺炎什么的，疼得厉害，就上医院了。那个劳改系统的医院，见了病人，不马上抢救，对病人一直像对犯人一样。后来，这个孙老师就没下手术台，被主接走了。

王姊跟我说：“我在神面前就跟神讲理，心怀不平。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孙老师接走？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她说，“那时候我特别软弱，就跟主讲了好多理，说‘你要告诉我呀，我思想有个准备呀！这没准备，你就把她接走，我一个人在这儿，真是！我受不了这个。有肢体在一起，彼此起码能见见面，说一、两句话，也是有帮助啊。神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就这么把她给接走了呢？’跟神就讲理。”

她说，“我曾经就因这个，有两年的时间不好好祷告。你说不祷告嘛，也祷告，我就老觉得心怀不平——神这样做不行。”后来，神光照她以后，她在神面前伏下来：“我们得生命气息都在神手里掌握，我能跟神讲道理？神有神的美意。”因为她说，她太伤心了。她就说：“人哪！在人的里面都没有良善。你别认为我是怎么好的，我也曾经有失败，也有得罪神的时候。”

[15] 陶恩生大夫原来就认识王颂灵。她们都是1958年到青海，可是直到1982年见面之前，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青海。 1982年后，陶恩生大夫常常关照王颂灵的身体。这篇回忆是从陶恩生大夫的录音中整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