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他不讨人的喜悦

一三八一年，英国出现了一次农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运动为期甚短，起因是农民普遍反对政府收取人头税（poll tax）。特别是老百姓经过黑死病的浩劫后，民不聊生，不堪重税。一三八一年六月，农民涌到京城伦敦，杀害了一些商人，并把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的官邸夷为平地，农民更不满意那些养尊处优的、富裕的、世俗的罗马教领导层。罗马教在这次贫民抗争中煽风点火，竟认同政府抽取人头税，毫无怜恤穷人之心。被激怒的农民在夺取了伦敦塔（Tower of London）之后，把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ibishop of Canterbury）西门•索德拍立（Simon Sudbury）送上断头台。坎特布雷大主教的空缺，就由原是伦敦主教的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补上。

威廉•库特涅是威克里夫的死对头，曾在审讯威克里夫一事上不遗余力；出任大主教之后，诬说威克里夫煽动这场农民骚动，指控威克里夫是农民运动的背后策划者。新任的这个大主教虽然对威克里夫造谣中伤，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显示威克里夫与这次农民运动有关。至于说威克里夫同情贫困之农民，何罪之有。威克里夫同情所有贫穷的、被欺压的，和被损害的，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时所树立的榜样。

眼看着英国各地追随威克里夫的人数直线上升，大主教威廉•库特涅发出指示，要牛津大学校长威廉•柏顿（William Burton）召集八间修道院的博士和另外四位知名人士举行会议。开会时，校长当众在一份文书上盖上牛津大学的印章，发出一项郑重的通告，不许可任何人与威克里夫的同党或同路人发生关系；若有违抗者，将处以重刑。至于对威克里夫本人，牛津大学威胁说，要把他革除出教会，并送进监牢；通告并对所有执迷不悟者作出警告，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依教规悔改归正，否则，要受到严正的惩处。

威克里夫获悉牛津大学校长发出此威吓性的通告之后，就绕过教皇和罗马教的建制，企图直接向英国国王申辩；但是素来支持他的兰开斯特公爵 （Duke of Lancaster）——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立即阻止他，说他应该尊重大公教会的裁判权。

受到了这场诉讼的缠绕和困扰，威克里夫有如卷入波涛之中，他再次被逼要为他的信仰作出辩白和陈述。

传记作家大卫•方顿（David Fountain）这样评述：“威克里夫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关系逐步淡化，他知道未重生的人是不可以与之推心置腹的；可喜的是，他的属灵影响力扩展得很快，甚至深入到英国的穷乡僻壤。在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之际，他仍然相信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大众善变，很容易动摇，随时会改变立场，是靠不住的。就以这次被牛津大学校长传讯为例，虽然干特的约翰要他向罗马教会屈服，要他缄默无言，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未受到权贵的意见的左右。他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虽然曾几何时，他得到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的鼎力支持，但他一直倚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即使到了末了，他政界中的朋友一一疏远他，他仍然屹立不动，没有动摇；圣灵的大能扶持着他，使他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许多政教运动者，受到打击时，往往会犹豫不决，会摇摆不定，会灰心消极；但是威克里夫绝不是这样。结果在他余下的短短五年中，他在属灵方面所得着的果效，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的成就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岁数增加，威克里夫的体力逐渐虚弱，身体的功能明显退化；何况他不断地受到攻击和逼害。他终于因体力不支，中风而垮下来；他的仇敌，包括托钵行乞的修道士都幸灾乐祸。这些敌对威克里夫的人，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威克里夫在逝世之前，愿意收回并撤销他已往宣扬的信仰。

四个募缘的教派——方济会、道明会、卡尔蒙派，奥古斯丁教派——都派出代表到威克里夫的床榻；他们开始时仍假惺惺地希望他早日康复；但迅即改变话题，说：“你已经到达了死亡的边缘，你要悔改你的罪行，在我们面前撤回你先前的谬论，你事实上对我们四个募缘会，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威克里夫虽然重病缠身，头脑却很清醒。他表现得很镇定，他先让罗马教委出的四个代表，说完他们要说的，遂即吩咐仆从把他从枕头上再扶高一点，然后用眼睛钉住罗马教的代表们，严肃地说：“我今趟生病，不会死去，我要活过来宣布所有行乞教派的罪行。”他随着背诵诗篇一一八篇十七节：“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罗马教的代表们意料不到垂死的威克里夫竟会有这样的反应，都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卒之奔出房间。

威克里夫这次的预言真的得着应验，他奇迹般地康复过来。下文将说到他在余下的几年，如何传播圣经的教训；如何翻译英语圣经；又如何差派出大批的传道人。

威克里夫最引起罗马教廷不满的，是他于一三八一年春天，公开发表言论，反对罗马教圣餐的变质论（Transsubstantiation）。罗马教认为，在作弥撒时，在檀上的饼和酒，经过神甫们的祝祷，饼和酒就变质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威克里夫无法接受这说法。他认为饼和酒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的。他认为，神甫一经祝谢，饼并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肉，酒也没有变质为基督的血，所谓变质论并没有圣经的话作根据。威克里夫强调，饼代表基督的身体，酒代表基督的血，基督所注重的，乃是属灵的实际。威克里夫的说法，击中了罗马教的要害，动摇了罗马教的基本教义。

罗马教对威克里夫进行反击是可以意料的。牛津大学迅即召集校务会议；会后做出决定，严禁任何人在大学里攻击变质论，也严禁任何人聆听这类异端邪说。大学当局做出决定时，没有通知威克里夫，把威克里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威克里夫在课室里对学生们讲及领受圣餐的属灵含意时，突然有一个法庭文员出现，宣读判词，严禁他讲课时否定变质论，说他若违抗将会受到处罚，包括监禁、停职，和被逐出教会。根据这判词，威克里夫被逐出牛津大学。

对于这次罗马教突如其来的宗教迫害，威克里夫这样抱怨：“你们在制裁我之前，首先要指出我究竟犯何错误。”牛津大学管理层的回应只是重复一次法庭的判决。威克里夫不甘示弱，采取了一项明智的决定，就是他向英国皇帝和议会申诉。他体会到在这关键时刻，维护本国议会的权威的重要性。

令威克里夫失望的是，尽管在英国议会中，支持他的人仍远远超过罗马教圈子里的人；但与四年前比较，此番在议会中支持的人数大为减少。他的监护人——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对他近日抨击变质论大为震惊。干特的约翰十足是一个政客，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曾一度把威克里夫视为同盟军；如今威克里夫为了神的真理而争战时，干特的约翰则为了政治前途，不想过度地触怒罗马教廷。干特的约翰开始觉得威克里夫是一项政治负累。

干特的约翰为了制止威克里夫在变质论上继续发言，亲自赶到牛津大学去警诫威克里夫；威克里夫表示在真理上绝不容妥协，结果干特的约翰知难而退。

为了坚持真理的缘故，威克里夫至终失去了干特的约翰和一部份议员的支持；但他知道人是靠不住的，他完完全全地信靠主，他绝不往后退缩。几年前威克里夫是政界人士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如今神把他从世俗的虚荣中拯救出来；让他在属灵方面发挥更多的功用。

话说回来，威克里夫向国王和议会申诉，倒是为他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因为议会当时正休会，要过一段日子才复会。他心里觉得，此时退回自己的教区路特茅斯（Lutterworth），不失智慧之举；因为这样一来，牛津大学当局不能追踪到他的教区。牛津大学固然摆脱了，但有一样是威克里夫无从摆脱的，就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他们不肯饶恕威克里夫，他们锲而不舍地接踵而至，追踪到路特茅斯，以便制服他们的眼中钉威克里夫。他们正策划另一次阴谋勾当。

一三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在伦敦举行的黑衣募缘修道士宗教会议（Blackfriars’Synod）上，大主教、主教们、神学博士们、律师们济济一堂，商讨如何处置威克里夫的书籍。他们在午餐后，回到会场，当时正是下午二时左右，全英国突然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和令人恐怖的大地震。一些主教被这个奇特的天灾吓坏了，有的不敢拂逆天意，认为最好是放弃原定的要处罚威克里夫的图谋。但是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Simon Sudbury），是整件事的主谋，其人鲁莽奸诈，认为这次地震纯属巧合，并无特殊意义，就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像当年顽硬的法老一样，硬是在威克里夫的文章里挑剔毛病，完全不是根据圣经的教训，所说的纯粹是出乎人的偏见；他们把威克里夫一些揭穿罗马教的谬误和迷信的文章，一律说成异端。威克里夫就是这样无辜地受到罗马教的陷害，并被罗马教罗织了他散布异端邪说的罪名。

威克里夫追述这次伦敦大地震是神的审判；至于这次宗教会议，他称之为“地震会议”（Earthquanke Council）。

罗马教把这次宗教会议的结论，派发给主教们；同时当场通过决议，严禁英国罗马教各教区宣扬威克里夫的讲章。坎特布雷大主教西门•索德柏立更签发一道训令，直接下达伦敦的主教，内容如下：“……某些沉论之子，在神圣的帷幕的掩盖下，愚蠢至极地认为自己具有讲道的权柄，到处传讲教会所谴责的异端邪说。影响所及，许多良好的基督徒离开了天主教……。因此我们劝喻并警告，今后不许可任何人——姑不论他具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再次袒护或传讲上述的异端和谬论；也不许可任何人在私下或者在公开场合，赞同他或亲近他。要立刻躲避他，像躲避毒蛇一样……。”

在牛津大学方面，初期有些人慑于罗马教的权势，为了不想引火上身，开始与威克里夫疏远。威克里夫虽然越来越孤单，但他仍对主忠心，同时他也不乏忠心的同工。不久，牛津大学管理层出现了人事上的变动。新任校长罗伯特•瑞奇（Robert Rygge）大力支持威克里夫，同意威克里夫的观点。他竭尽所能地多次庇护威克里夫；一有机会，就冒着极大的风险，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们来传扬福音。

此外，还有两位学监，约翰•亨特曼（John Huntman）和迪士•华尔德（Walter Dish），也认同威克里夫对罗马教的谴责。

一三八二年，适逢耶稣升天节和圣礼节（corpus Christi）；根据已往的惯例，牛津大学校长和校监们，要聘请讲员到圣弗莱德斯威（St.Friedeswide）修道院讲道。他们那年竟然大胆地违抗宗教会议的判决和大主教的训令，邀请威克里夫的同工腓力•瑞比顿（Philip Reppyngdon）和尼古拉斯•赫福特（Nicholas Hereford）前往讲道。

腓力•瑞比顿和尼古拉斯•赫福特在讲道中，讲出了长期隐藏在心里的话，公开为威克里夫辩护。他们的讲道也就触怒了几个募缘修道会的死硬派，内中反应最激烈的是卡尔蒙教派（Carmelites）的中坚份子彼得•史多克斯（Peter Stokers）。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血迹史》一书中，对彼得•史多克斯作了恰如其分的叙述：

“卡尔蒙教派的彼得•史多克斯最为恶毒，他是一个擅长于陷害人，专门扰乱、搬弄是非、结党纷争的人；而这些癖好似乎就是他生存的目的。彼得•史多克斯固然作了许多破坏的工作，不过牛津大学的新任校长洞悉彼得•史多克斯的恶毒用心，不容让他破坏大学宁静的学习气氛。卡尔蒙教派和其他托钵行乞修道会的破坏工作，也就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一三八三年十一月，威克里夫终于有机会向议会提出申诉，他要求议会纠正罗马教的一些错误作法；他又要求人们要遵循圣经的教训，和要效法使徒们留下的榜样。威克里夫更要人们根据圣经，认真思考。要人们思量，天主教的倒行逆施应否长期予以容忍。威克里夫强调，如果放任天主教将一些畸形的、怪异的、异化的信仰灌输给信徒，天主教将会不受抑制地、为所欲为地散播更多歪曲圣经的异端邪说。

威克里夫公开攻击罗马教的教训和行径，确实令不少人惊骇不已。甚多已往的朋友，因胆怯怕事，一一地离开了他。但威克里夫靠主刚强站住。出乎敌对势力意料之外的是，英国议会竟然推翻先前诬害威克里夫的判决，宣判威克里夫得直。

威克里夫在议会的上诉得直之后，英国罗马教新任的主教威廉•库特涅（William Courtenay）忿恨不平，决定进行反扑，就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修道士宗教会议（Convocation）。此次会议的焦点集中在变质论，他们要威克里夫再次表态，看他是否仍承认变质论是教会的基本信仰？

威克里夫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不会向强权屈服，在真理上他绝不会妥协；他既然在圣经上找到了真理，他就要忠实于所看到的真理。威克里夫坚定不移地站稳立场，郑重地重复先前的结论：在守圣餐时，基督的肉身——血和肉——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属灵的象征和预表。圣餐所要体现的只能是属灵的实际。

威克里夫还说，那些说可以把圣餐的饼和酒变质为基督的肉和血的人，才是不折不扣的异端者。他举例说，在巴尔（Baal）的神甫们，竟然把主持弥撒的特权拿来拍卖，拿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餐来换取几个臭铜钱。这是何等的亵渎！威克里夫结束说：你们究竟在向谁争论？是向我这濒临墓穴的老人呢？不！你们是向真理争论。真理远比你们强大，至终要征服你们！说完威克里夫抽身就走，留下他的仇敌们呆坐在那里，个个惊惶失措。威克里夫正像他的主人拿撒勒人耶稣一样，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