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重回陕西

  一九五一年和商县弟兄姐妹话别后,我曾先后寄了两封信,也收到了他们的回复,待第三封信寄出后,久久未见回音,我知道继续这样通音讯,必定增添弟兄姐妹很多的困难,决定不再寄了。此后三十多年,音讯断绝,但是我仍旧无法忘记那一张张熟悉、亲切的脸孔。

  一九八零年十月,贝先生和我应邀来港,参加灵宝医院二十五周年感恩庆典。期间我们打算顺道往中国西安一游,并将这计划放在祷告中,求主亲自引导。启程前一个礼拜,贝先生忽然病重,我们立即返回挪威,准备替贝先生动手术。手术前三天,主耶稣用他奇妙的方法,亲自医好贝先生的病。自此以后,虽然我多次想重回香港,内心始终有点不安的感觉。我担心到了香港的时候,贝先生再次病重,那怎么办呢?因此八零年离开香港回挪威后,我始终不敢随便凭自己心意远行。这趟赴中国旅游虽然不能成行,但有一位弟兄知道我仍旧牵挂着陕西的弟兄姐妹,决定代替我往西安去,并且找着当地两位弟兄,请他们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进到山区寻索主的教会。一九八一年,我收到在商县、龙驹寨拍的照片,还有录音带和一些信。这些消息使我的心灵充满喜乐,因为知道在那偏僻遥远的深山中,主耶稣仍旧看顾保护他的羊群。八二年我又收到一封署名“悔改的罪人”的信,感谢我十多年在陕西将福音传开。这以后再没有任何音讯,只能继续在祷告中纪念中国的弟兄姐妹。

  一九八五年十月,挪威电视台邀请我协助一电视节目“你的一生”(This is Your Life)的播映。节目播放的时候,有两队夫妇请电视台转告,他们乐意奉献一笔旅费,让我回香港探望弟兄姐妹。知道这消息后,我好像看见天父向我展开双手,亲自保证说:“安妮,平平安安去吧!路费我也替你预备好了,你只管放心!”一晚,六七位弟兄姐妹聚合在我家里,把这次旅程交托主。其中两位挪威青年愿意陪伴我经香港往西安去。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晚我久久不能成眠,我多么盼望立即飞往西安,亲自打探商县、龙驹寨等地弟兄姐妹的情况。

  八六年三月下旬,贝先生和我安抵香港。四月初,两位挪威弟兄和我乘火车往广州,途中有机会跟几位乘客攀谈。当中有一位青年人告诉我说,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基督徒,他自己也相信福音,但是仍未受浸加入教会。路上我心情兴奋,不单因为知道福音在中国许多家庭中仍能一代代传下去,并且发现许多人愿意敞开心门,坦诚交谈。

  在广州买好了往西安的机票后,我们在旅馆投宿一宵。翌日清早,按着预先接洽好的地点拜访了一位弟兄。在五十年代,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在劳改营里,在一九七八年才获得释放。这二十多年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我可以想象他曾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和艰难。然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位可敬的弟兄没有吐出一句自怜或批评别人的话语,只是不断向我们见证主耶稣如何在急难困苦中施行拯救,赐下够用的恩典。离开劳改营后,政府只准许他教授英文。他采用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作为课本,教导一位女青年。一天这位学生对他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得着了永生。”弟兄觉得奇怪:一个从未听过福音、未曾参加过聚会的人如何会认识基督?原来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这位学生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她接受了这句话,相信耶稣是救主。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听见又接受的人有福了。这位姐妹不久受浸加入弟兄所牧养的教会。这教会除了弟兄外,另有五位传道同工。每逢礼拜天,他们举行三次聚会,人数总共五六百人。另外在五、六位弟兄姐妹家里,也经常举行家庭聚会。

  当天下午我们乘飞机往西安。旅途中我坐在一位穿西装的男子旁边,彼此倾谈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我告诉他耶稣基督是我宝贵的救主,认识神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将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位新相识的朋友忽然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心里仍旧满有平安,知道主同样爱他,愿意他听闻福音、得着救恩。

  抵达西安机场的时候,天色已晚。我们从西大门进城,住宿在旅馆里。次日一早,旅馆老板替我们把护照送往派出所,申请往商县一游。我们苦等了几个钟头,仍未见有回音,心想获批准的机会恐怕很渺茫了。忽然旅馆老板说派出所请我们去见见面,立即我心里涌出极大的喜乐,一定是申请获得批准了!

  到了派出所,负责的干部并不是告诉我们那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原来没有北京政府的允许,往商县、龙驹寨这些地方是触犯法纪的。我从满怀希望之中忽然变为完全失望了,眼泪禁不住流出来啦!干部看见我这个样子,急忙安慰我说:“再过一段时期会放松一点,那时候申请一定可以批准,你一定可以去商县和龙驹寨。”“要等多久呢?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是不是要等到八十岁呀?”我实在焦急极啦!“不,不会这么久的!”他再一次安慰我。

  去不成商县和龙驹寨,心里很难过,我多么希望再看见那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曾与我同艰苦、共患难的同工们。可见,在派出所的经历,让我不能不感谢神。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干部和派出所里的人,他们的心敞开,愿意安慰人、帮助人。特别是听见我说普通话,带着商县的口音,更多人趋前来问候我,愿意跟我谈谈。

  吃完午饭,我决定去拜访西安一间礼拜堂。在一九四七年,王明道先生曾经在这地方主领了七天聚会。在陕西的日子,我多次参加这礼拜堂的聚会,所以印象很深,末后一次是在一九五零年夏天各教代表的大会议。我找了一会儿,问了几位路旁做小生意的人,终于找到了西安中华基督教会。我进到礼拜堂里面,忽然,从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你是司教士?是不是司务道教士呀?”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张望,说:“我们彼此认识的吗?”“是呀!你叫我孙大姐,你忘掉啦?我可清楚记得你!”三十五年了,难怪有些人和事已从我的记忆中逐渐消褪。孙大姐帮助我慢慢回想昔日的一些情景,终于我认得她就是教会的女传道人。

  我们二人就在礼拜堂里促膝谈心。孙大姐告诉我许多关于山里面教会的消息,我也知道没有机会在地上和那几位最亲密的弟兄姐妹见面。他们已经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那里不再有痛苦、眼泪和死亡。最叫我快慰的,是知道关于一位弟兄的消息。这位弟兄在我离开陕西的时候正在圣经学院读书,接受耶稣作救主也只有三年的时间,并且被人推选负起相当重的责任。离开陕西后,我常常牵挂着他,不知道他能否坚定立场,热心爱主。现在从孙大姐口中,得知这位弟兄自始至终忠于基督,并且成为一处地方教会的长老,天天和妻子女儿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传扬耶稣的福音。我和孙大姐谈了许久,教会的牧师也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唱诗赞美主、祷告感谢神。牧师告诉我在一个月前,政府将福音堂礼拜堂交还给商县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协力修葺好后,举行了献堂典礼,聚会人数天天增多。孙大姐不断对我说:“司教士,现在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这晚回到旅馆,身体虽然很疲倦,心灵里的喜乐实在太大。终于我不能不离开睡床,开始写信给那些常常和我一同为中国教会祷告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赶快告诉他们:主真伟大!愿一切荣耀归给他!三十多年来,他没有一刻不保守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看顾所有真正重生、有基督新生命的人。

  次日一早,我们往秦始皇陵园参观。那里发掘出来的兵马俑虽然很有历史价值,却还不及我们遇见的许多中国游客。我坐在一个卖小食的摊子旁边,前前后后跟大约一二百人谈话,他们看见我这外国人喜欢中国小食、懂得讲中国话,很是稀奇。我便趁机跟他们谈福音,如同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在陕西的时候一样。回程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又主动问我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我把耶稣降生、受苦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好消息讲解明白。

  车子继续朝旅馆方向驶去,我看见一个又一个村庄,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一张张中国人的面孔从我眼前闪过,我多么愿意下车徒步行走,跟每一个中国人传讲福音,述说那奇妙的救恩。车子在路上飞驰,主的话又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在中国,主要我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现今,当主回来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时候,惟盼望神兴起更多有异象,肯奉献,轻看今生世俗名利的信徒,继续为福音在中国地土上遍传,甘心献上自己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