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饱经离乱又归来

  每次当我听从芮牧师嘱咐往商县去的时候,张婆、凤珍、银姐和十多位弟兄姐妹仍然留在福音堂,坚守工作岗位。我常常因自己在困难的境况中离开他们而感到非常亏欠。有一趟,共军离龙驹寨只有几里路,弟兄姐妹恐怕许多珍贵的药物会师去,忙为我在福音堂院子里挖一个洞收藏好。一场豪雨改变了共军推进的路线,但藏在地下的药品全部弄湿了。当他们努力为我焙干这批药物的时候,又传来共军再度迫近龙驹寨的消息。张婆和凤珍、银姐等决定不离开福音堂,为我看守好一切的医疗设备和药物。当我重回龙驹寨,看见一切的东西完整无缺,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是弟兄姐妹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才保存下来的。

  四七年十二月初,共军再一次迫近龙驹寨。除了张婆和两位老妈妈外,福音堂附近所有居民全部撤离到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在商县知道共军占据龙驹寨的消息,就不断祷告,求主保守张婆。五天以后,共军撤出龙驹寨。待我回到福音堂,张婆和曹妈妈、杨妈妈迫不及待告诉我这几天的经历。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样经历过耶稣,他真是奇妙呀!我一点都不害怕。”杨妈妈一把拉着我说:“共产党的人不知道耶稣宝贝,所以我必须告诉他们,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呢,真是可惜!他们一口咬定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不能不传福音给他们,没有耶稣的人实在太贫穷、太可怜啦!”我从未看见过杨妈妈说这么多话。为了福音,她成了基督耶稣的精兵,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这趟回龙驹寨不足四个钟头,又有消息说共军里我们只有十里路。再一次我要离开爱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预备好车,要我和其余三十多人一同往商县去。一路上我们听见密集的机关枪声,但基督耶稣里的平安并没有离开我。车子开出不久,突然停了下来,不能再往前走。四面八方来的枪声渐渐由远而近。车上全部男的都害怕极了。许多人跳下车,四散奔窜,但跑不多远,听见枪声又走回来。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妇女留在车上,其中一个已经吓晕了。我和那位怕的发抖的妇女说:“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我又求主让车子可以发动,帮助我们这一批无助的人。后来我站在车上,对下面那些乱冲乱撞的人说:“我的神会帮助我们顺利到达商县,你们快上来,车子快要开动啦!”

  次日是礼拜天,和我同车到商县的人全部到福音堂聚会,盼望认识那位保守他们一路平安的神。我也明白耶稣常常藉着我在危难当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每一次逃难,我总觉得很羞耻,一方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受苦,另一方面我相信不逃难耶稣也能保守我平安度日,而且龙驹寨福音堂里常常有数十位病人需要照料。无奈弟兄姐妹一定要我走,因为恐怕共军会迫害外国宣教士。为了让他们安心一点,每一次我怀着万分不愿意的心情离开龙驹寨,也每一次看见主怎样用各样的机会引导人认识他。

  一九四八年四月,共军向商县不不进迫,挪威领事馆命令我和芮牧师立即往西安去。在西安,我认识了中国的施洗约翰——王明道先生。他好像知道局势快要起变化,讲道的时候常常说:“假若我们再不悔改,苦难就在前头。”每次他讲道不会少于两个钟头。很多次我在台下一边听他讲道,一边替他担心,因为他常常在许多国军军官面前,把军队中贪污的情况揭露出来。有一次他当着众人面前质问一位高官说:“我知道你一个月有多少薪水,但你的汽车怎么来的?你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钱,请人吃饭?请人喝酒?”除了指责国民党军官种种罪恶外,王明道先生也常常公开批评外国宣教士,责备宣教士不应当过着比一般平民富裕的生活。这位勇敢诚恳的神的仆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五月,我回到龙驹寨。每晚我穿着整齐才上炕睡觉,身旁也常常预备好一个小包袱,内里有一本圣经、护照、牙刷和一套替换的衣服。随时随地我准备好逃难往商县或更远的地方。四八年十二月,国军节节败退,共产党执掌政权只是迟早的问题。国民政府在圣诞节前下令所有外国宣教士必须撤离陕西。芮牧师接到消息后,马上通知我收拾一切往商县去。我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国服事主,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但耶稣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的一句话安慰我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在商县与芮牧师回合后,我们启程往西安去。那里已经集合了十多位宣教士,准备到四川暂避。一路上我们唱诗歌,派福音单张。许多中国人用奇怪的眼光瞅着我们,也有些路人拣起石头,朝我们扔过来。中国啊中国,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肯回转?到底要经历多少苦难,“你才肯相信爱你至死的耶稣?”

  六天以后,我们抵达乐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乐山,我清清楚楚知道,不管政局如何改变,主要我继续留在中国。新年过后,我们到达成都。这时候主在中国各大学里大大工作,许多知识青年热切追求真理,献身事主。我到成都不久,有几位大学生基督徒团契职员请我去参加冬令会。聚会的地点是成都邻区的华西灞。参加冬令会的全部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每天晚上聚会完了,我有机会和三位青年人一同祷告。起初她们不肯开口祷告,因为恐怕讲错了话,冲撞了神。我告诉她们说:“神不会发我们的脾气的,他爱我们,就象父亲爱儿女一样,只要诚实求告耶稣,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以后每天晚上她们都愿意开口祷告,而且满了感谢和赞美。最后一天晚上,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把自己奉献给耶稣,说:“现在我得到生命中唯一有价值的主耶稣,以后我要为耶稣活、为耶稣死。”看见主怎样呼召青年人服事他的时候,我总回想起自己如何蒙召来到中国,也知道主必定引领她们的前路,正如他引领我一样。

  冬令会结束后,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许多刚刚得救重生的青年人。在挪威,没有人会明白这些青年人因为相信耶稣会遭受多么大的难处。许多中国父母,用尽各种方法强迫子女放弃信仰。有一位母亲在她女儿信了耶稣后,天天用皮鞭打她,说要打她,一直打到她否认耶稣的那一天。但是主也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护他的女儿免受伤害。

  不久,有人请我去一个地方主领聚会,这地方离成都只有七十里。但那里的居民对于耶稣的福音,和外国人都是陌生的。有一天,我在街上传福音,很快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围拢来听,但是他们有兴趣的不是福音,而是我这个高高大大的“怪物”!第二天街上有谣言说:“那个外国人是吃人的,所以长的这么高大,她还把人的眼睛挖出来做药,当心,不要走近她住的地方!”于是我只能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聚会,有几位妇女常常来听我讲圣经。渐渐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两个青年人也信了主。他们一有空就到菜场去传福音,站在引人注意的地方喊说:“他为你为我,被钉十字架,担当我罪孽,领我归天家,只要你信他,什么都不怕。”最后一句“什么都不怕”最能吸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国共内战未完,人心惶惶,许多人就是因为这句话来到小房子听福音。到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六十多人归向耶稣。

  离开龙驹寨这段日子,我仍忘不了许多在痛苦中的病人和弟兄姐妹。我因为想念他们而常常流泪。多少次我想自己一个人回龙驹寨去,好像再不回陕西我就活不下去了。幸好在成都我认识了一位刘牧师。每当我感到痛苦难耐的时候,他和刘师母为我祷告,也为龙驹寨和商县的弟兄姐妹祷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帮助。

  一九四九年四月,主为我开了回龙驹寨的路。芮牧师、顾牧师,还有几位宣教士和我一起离开成都往西安去。这时候离共产党执政的日子已经更近,但对主耶稣来说,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坐在一辆大货车上面,沿途不断散发福音单张。这次没有人向我们扔石头,反倒看见许多路人把单张拾起来仔细阅读。有一位军官一边看一边大声诵读:“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一晚我们预备在汉中附近一个村庄歇息。还未安顿好,有几个基督徒跑来,告诉我们神怎样在这村庄开始工作。他们又请求我们进村去传福音。当晚我们举行了一个布道会。几位同行的美国宣教士带备一套关于耶稣生平的幻灯片,吸引了许多村民来参加。芮牧师一边放幻灯一边解释十字架的道理。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把抓住我说:“他真的为了我受苦呀?”“是的!为了你也为了我。”“耶稣——以后我要爱他,一直到我死!”布道会完后,我教孩子们唱“耶稣爱一切小孩子”那首歌,虽然已经很晚,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去。次日一早,我们又要赶路,只能把这些小羊交托主耶稣,求耶稣打发更多工人去收割庄稼。

  回到商县后,芮牧师召集洛南、商南和山阳的弟兄姐妹一同开会。事前芮牧师告诉我,他要回挪威去,又问我决定怎么办。我觉得耶稣要我留在中国,我自己的心也不愿意离开龙驹寨,但是我还是求耶稣藉着中国的弟兄姐妹指示我如何决定。开会的时候,我对全体代表说:“我留在中国很可能会连累你们,我不愿意你们因我受苦,请大家和我一同寻求主的意思。”过了一会,几位代表先后表示:芮牧师应该回挪威去,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在挪威,但是我是单身一个人,而且在医疗上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假若因为一点危险而撇下他们回挪威,我就不配称为主耶稣的使女,听见他们这番话,我只能从心里发出“啊门”的回应。会后,我和这些坦诚的弟兄姐妹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同祷告,把我们的前路,交在主耶稣手中。

  四九年五月,我回到了龙驹寨,见到分别了半年多的张婆。到了六月四日,国军全面撤出龙驹寨,一星期后,共军完全控制这个地区。政权改变后的日子,究竟是怎样的?简直不能想象,但我也确信耶稣不会丢弃他的女儿,他要与我同在,时时安慰我,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