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饱经离乱又归来

　　每次当我听从芮牧师嘱咐往商县去的时候，张婆、凤珍、银姐和十多位弟兄姐妹仍然留在福音堂，坚守工作岗位。我常常因自己在困难的境况中离开他们而感到非常亏欠。有一趟，共军离龙驹寨只有几里路，弟兄姐妹恐怕许多珍贵的药物会师去，忙为我在福音堂院子里挖一个洞收藏好。一场豪雨改变了共军推进的路线，但藏在地下的药品全部弄湿了。当他们努力为我焙干这批药物的时候，又传来共军再度迫近龙驹寨的消息。张婆和凤珍、银姐等决定不离开福音堂，为我看守好一切的医疗设备和药物。当我重回龙驹寨，看见一切的东西完整无缺，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是弟兄姐妹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才保存下来的。

　　四七年十二月初，共军再一次迫近龙驹寨。除了张婆和两位老妈妈外，福音堂附近所有居民全部撤离到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在商县知道共军占据龙驹寨的消息，就不断祷告，求主保守张婆。五天以后，共军撤出龙驹寨。待我回到福音堂，张婆和曹妈妈、杨妈妈迫不及待告诉我这几天的经历。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样经历过耶稣，他真是奇妙呀！我一点都不害怕。”杨妈妈一把拉着我说：“共产党的人不知道耶稣宝贝，所以我必须告诉他们，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呢，真是可惜！他们一口咬定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不能不传福音给他们，没有耶稣的人实在太贫穷、太可怜啦！”我从未看见过杨妈妈说这么多话。为了福音，她成了基督耶稣的精兵，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这趟回龙驹寨不足四个钟头，又有消息说共军里我们只有十里路。再一次我要离开爱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预备好车，要我和其余三十多人一同往商县去。一路上我们听见密集的机关枪声，但基督耶稣里的平安并没有离开我。车子开出不久，突然停了下来，不能再往前走。四面八方来的枪声渐渐由远而近。车上全部男的都害怕极了。许多人跳下车，四散奔窜，但跑不多远，听见枪声又走回来。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妇女留在车上，其中一个已经吓晕了。我和那位怕的发抖的妇女说：“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我又求主让车子可以发动，帮助我们这一批无助的人。后来我站在车上，对下面那些乱冲乱撞的人说：“我的神会帮助我们顺利到达商县，你们快上来，车子快要开动啦！”

　　次日是礼拜天，和我同车到商县的人全部到福音堂聚会，盼望认识那位保守他们一路平安的神。我也明白耶稣常常藉着我在危难当中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每一次逃难，我总觉得很羞耻，一方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受苦，另一方面我相信不逃难耶稣也能保守我平安度日，而且龙驹寨福音堂里常常有数十位病人需要照料。无奈弟兄姐妹一定要我走，因为恐怕共军会迫害外国宣教士。为了让他们安心一点，每一次我怀着万分不愿意的心情离开龙驹寨，也每一次看见主怎样用各样的机会引导人认识他。

　　一九四八年四月，共军向商县不不进迫，挪威领事馆命令我和芮牧师立即往西安去。在西安，我认识了中国的施洗约翰——王明道先生。他好像知道局势快要起变化，讲道的时候常常说：“假若我们再不悔改，苦难就在前头。”每次他讲道不会少于两个钟头。很多次我在台下一边听他讲道，一边替他担心，因为他常常在许多国军军官面前，把军队中贪污的情况揭露出来。有一次他当着众人面前质问一位高官说：“我知道你一个月有多少薪水，但你的汽车怎么来的？你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钱，请人吃饭？请人喝酒？”除了指责国民党军官种种罪恶外，王明道先生也常常公开批评外国宣教士，责备宣教士不应当过着比一般平民富裕的生活。这位勇敢诚恳的神的仆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五月，我回到龙驹寨。每晚我穿着整齐才上炕睡觉，身旁也常常预备好一个小包袱，内里有一本圣经、护照、牙刷和一套替换的衣服。随时随地我准备好逃难往商县或更远的地方。四八年十二月，国军节节败退，共产党执掌政权只是迟早的问题。国民政府在圣诞节前下令所有外国宣教士必须撤离陕西。芮牧师接到消息后，马上通知我收拾一切往商县去。我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国服事主，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但耶稣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的一句话安慰我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在商县与芮牧师回合后，我们启程往西安去。那里已经集合了十多位宣教士，准备到四川暂避。一路上我们唱诗歌，派福音单张。许多中国人用奇怪的眼光瞅着我们，也有些路人拣起石头，朝我们扔过来。中国啊中国，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肯回转？到底要经历多少苦难，“你才肯相信爱你至死的耶稣？”

　　六天以后，我们抵达乐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乐山，我清清楚楚知道，不管政局如何改变，主要我继续留在中国。新年过后，我们到达成都。这时候主在中国各大学里大大工作，许多知识青年热切追求真理，献身事主。我到成都不久，有几位大学生基督徒团契职员请我去参加冬令会。聚会的地点是成都邻区的华西灞。参加冬令会的全部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每天晚上聚会完了，我有机会和三位青年人一同祷告。起初她们不肯开口祷告，因为恐怕讲错了话，冲撞了神。我告诉她们说：“神不会发我们的脾气的，他爱我们，就象父亲爱儿女一样，只要诚实求告耶稣，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以后每天晚上她们都愿意开口祷告，而且满了感谢和赞美。最后一天晚上，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把自己奉献给耶稣，说：“现在我得到生命中唯一有价值的主耶稣，以后我要为耶稣活、为耶稣死。”看见主怎样呼召青年人服事他的时候，我总回想起自己如何蒙召来到中国，也知道主必定引领她们的前路，正如他引领我一样。

　　冬令会结束后，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许多刚刚得救重生的青年人。在挪威，没有人会明白这些青年人因为相信耶稣会遭受多么大的难处。许多中国父母，用尽各种方法强迫子女放弃信仰。有一位母亲在她女儿信了耶稣后，天天用皮鞭打她，说要打她，一直打到她否认耶稣的那一天。但是主也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护他的女儿免受伤害。

　　不久，有人请我去一个地方主领聚会，这地方离成都只有七十里。但那里的居民对于耶稣的福音，和外国人都是陌生的。有一天，我在街上传福音，很快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围拢来听，但是他们有兴趣的不是福音，而是我这个高高大大的“怪物”！第二天街上有谣言说：“那个外国人是吃人的，所以长的这么高大，她还把人的眼睛挖出来做药，当心，不要走近她住的地方！”于是我只能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聚会，有几位妇女常常来听我讲圣经。渐渐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两个青年人也信了主。他们一有空就到菜场去传福音，站在引人注意的地方喊说：“他为你为我，被钉十字架，担当我罪孽，领我归天家，只要你信他，什么都不怕。”最后一句“什么都不怕”最能吸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国共内战未完，人心惶惶，许多人就是因为这句话来到小房子听福音。到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六十多人归向耶稣。

　　离开龙驹寨这段日子，我仍忘不了许多在痛苦中的病人和弟兄姐妹。我因为想念他们而常常流泪。多少次我想自己一个人回龙驹寨去，好像再不回陕西我就活不下去了。幸好在成都我认识了一位刘牧师。每当我感到痛苦难耐的时候，他和刘师母为我祷告，也为龙驹寨和商县的弟兄姐妹祷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帮助。

　　一九四九年四月，主为我开了回龙驹寨的路。芮牧师、顾牧师，还有几位宣教士和我一起离开成都往西安去。这时候离共产党执政的日子已经更近，但对主耶稣来说，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坐在一辆大货车上面，沿途不断散发福音单张。这次没有人向我们扔石头，反倒看见许多路人把单张拾起来仔细阅读。有一位军官一边看一边大声诵读：“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一晚我们预备在汉中附近一个村庄歇息。还未安顿好，有几个基督徒跑来，告诉我们神怎样在这村庄开始工作。他们又请求我们进村去传福音。当晚我们举行了一个布道会。几位同行的美国宣教士带备一套关于耶稣生平的幻灯片，吸引了许多村民来参加。芮牧师一边放幻灯一边解释十字架的道理。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把抓住我说：“他真的为了我受苦呀？”“是的！为了你也为了我。”“耶稣——以后我要爱他，一直到我死！”布道会完后，我教孩子们唱“耶稣爱一切小孩子”那首歌，虽然已经很晚，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去。次日一早，我们又要赶路，只能把这些小羊交托主耶稣，求耶稣打发更多工人去收割庄稼。

　　回到商县后，芮牧师召集洛南、商南和山阳的弟兄姐妹一同开会。事前芮牧师告诉我，他要回挪威去，又问我决定怎么办。我觉得耶稣要我留在中国，我自己的心也不愿意离开龙驹寨，但是我还是求耶稣藉着中国的弟兄姐妹指示我如何决定。开会的时候，我对全体代表说：“我留在中国很可能会连累你们，我不愿意你们因我受苦，请大家和我一同寻求主的意思。”过了一会，几位代表先后表示：芮牧师应该回挪威去，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在挪威，但是我是单身一个人，而且在医疗上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假若因为一点危险而撇下他们回挪威，我就不配称为主耶稣的使女，听见他们这番话，我只能从心里发出“啊门”的回应。会后，我和这些坦诚的弟兄姐妹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同祷告，把我们的前路，交在主耶稣手中。

　　四九年五月，我回到了龙驹寨，见到分别了半年多的张婆。到了六月四日，国军全面撤出龙驹寨，一星期后，共军完全控制这个地区。政权改变后的日子，究竟是怎样的？简直不能想象，但我也确信耶稣不会丢弃他的女儿，他要与我同在，时时安慰我，帮助我。